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开始斟茶。大家开始争论起文学来。

“有人把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忘了。”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乐意把他的书让人借回家去，出版社又不再版。”

“因为他是反动分子。”斯特拉姆说。

“对，他不该写《群魔》。”索科洛夫表示同意。

但斯特拉姆立刻问：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相信他不该写《群魔》吗？倒不如说他不该写《作家日记》。”

“我们对天才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瞧马雅可夫斯基，斯大林称他是最优秀的天才诗人，并非平白无故的。他在自己的激情中体现了国家观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国家观念中体现的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推论，那么整个十九世纪文学我们都容不得了。”索科洛夫说。

“嘿，你别这么说。”马季亚罗夫说，“托尔斯泰把人民战争的思想理想化，而国家眼下正领导着一场正义的人民战争。正如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所说的，思想一致，便平步青云：收音机里播送托尔斯泰，晚会上朗诵托尔斯泰，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的著作，领袖们引用托尔斯泰的话。”

“契诃夫的情况比所有人都好些，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瞧，这算什么话！”马季亚罗夫叫喊起来，啪的一声拍了下桌子，“我们的契诃夫被承认，纯粹出于对他的误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同他的继承者左琴科一样。”

“我不明白。”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这里连颓废派都赏识他。”

“你不明白？”马季亚罗夫问，“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您别得罪契诃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所有作家中我最喜爱他。”

“你做得对，玛申卡。”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你想在颓废派中寻觅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生气地朝他挥挥手，不愿回答他的问题。

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挥挥手。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让索科洛夫在颓废派中找到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搞混了。大家都搞混了。您以为他们打击的是颓废派吗？胡扯！颓废派对国家并无敌意，只是不需要，对之漠不关心。我深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颓废派之间没有鸿沟。人们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是面镜子。党和政府问：‘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可亲、最白净？’它回答说：‘你，是你，是党和国家最可爱、最可亲！’

“可颓废派回答说：‘我，我，是我，是颓废派最可爱、最红润！’分歧其实并不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的是国家的特殊性，而颓废派肯定的是个人的特殊性。方法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都醉心于自身的特殊性。完美无缺的国家无视所有不同于它的人。忘乎所以的颓废派对其他所有人全然不屑一顾，除了两种人。一种是他能与之深谈的，另一种是他能与之抚爱亲吻的。表面上看，个人主义和颓废派为人而奋斗。实际上，它什么也不为。颓废派对人漠不关心，国家同样如此。这里没有什么鸿沟。”

索科洛夫眯缝着眼睛听马季亚罗夫的议论，认为他现在所讲的已经涉及完全被禁的话题，于是打断他说：

“对不起，这跟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就是他。在他与当代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要知道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罗斯民主扛在自己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罗斯自由之路。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您把他所有的主人公理一遍试试。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一人让社会认识了如此众多的人物。难道契诃夫不也是这样吗？您想想，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铺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役、大学生、各品文官、牲口贩子、乘务员、媒婆、执事、高级僧侣、农民、工人、鞋匠、女模特儿、花匠、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妓女、渔夫、中尉、土官、画家、厨娘、作家、扫院子工人、修女、士兵、助产士、库页岛上的苦役犯……”

“够了，够了！”索科洛夫嚷嚷道。

“够了？”马季亚罗夫以滑稽夸张的语气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让我们认识整个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的人……但这还不够！您知道吗，他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俄罗斯的民主主义者，而让我们认识这些芸芸众生的！他说，我们首先是人，您明白吗？是人，是人，是人！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包括托尔斯泰。他是在俄罗斯说这番话的，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铺老板、鞑靼人、工人。您要明白，人的好坏良莠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人。半个世纪前，受派别的狭隘观点迷惑的人们认为，契诃夫是文化停滞时代的代言人。可契诃夫乃是俄罗斯最伟大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在俄罗斯历史上已经高举了千年，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精神的旗帜，您要知道，是俄罗斯人的尊严的旗帜，是俄罗斯自由的旗帜。要知道我们的人道主义按照宗派主义的原则始终是不可调和的、残酷无情的。甚至宣扬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都是偏执的，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让肯定善的思想获胜。因为上帝的体现者总是力图强制性地使人感到上帝的存在。在俄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和杀戮，他们决不手软。

“契诃夫说：让上帝走开，让所谓的伟大的进步思想走开，我们将从人开始，我们将变得善良和关心人，不管他是谁，是僧侣、农夫、工厂主、百万富翁，还是库页岛的服苦役犯、饭馆的仆役。我们将从尊敬人、怜悯人、热爱人开始，舍此将一事无成。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暂且尚未实现的民主。

“千百年来，俄罗斯人什么都见识过了，什么伟大啊，什么最最伟大啊，但有一样他们未曾见过，那就是民主。恰好，这就是颓废派和契诃夫之间的区别。国家愤懑之时会给颓废派的后脑勺来上一下，朝他屁股踢上一脚。可是对契诃夫的实质国家并不理解，于是乎便宽容了他。真正的民主，当然也是人道的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不适用的。”

显然，索科洛夫非常不喜欢马季亚罗夫尖锐的言辞。

斯特拉姆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以某种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愉快心情说：

“说得太好了，令人信服而有道理。我只是请求对斯克里亚宾宽容些。他好像也属于颓废派，不过我很喜爱他。”

索科洛夫的妻子把一碟果酱放在他面前，他朝她那边做了个推拒的手势说：

“不，不，谢谢，我不想要。”

“黑醋栗。”她说。

他望着她那双褐黄色眼睛问：

“难道我对您说过自己的嗜好？”

她默默地点点头，莞尔一笑。她的一副牙齿长得不整齐，嘴唇薄而不鲜艳。笑容使她那张苍白、略显黯淡的脸庞变得可爱而富有魅力。

“要是她的小鼻子并非老是红红的，她倒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斯特拉姆想。

卡里莫夫对马季亚罗夫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怎么把您有关契诃夫人道主义的热情言词同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结合起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俄罗斯，人人都是不同的。希特勒称托尔斯泰为杂种，可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却挂在希特勒的书房里。我是个少数民族，是鞑靼人，但我出生在俄罗斯，我不能原谅一个俄罗斯作家仇视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不能，即使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我们在沙皇俄国遭受了太多的屠杀、歧视和浩劫，流过太多的血。在俄罗斯，一个伟大作家没有权利践踏非俄罗斯人，没有权利蔑视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楚瓦什人。”

这位花白头发、深色眼珠的鞑靼人带着蒙古人的嘲笑，恶狠狠地、傲慢地对马季亚罗夫说：

“您也许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哈吉-穆拉特》？也许读过《哥萨克》？也许读过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这都是俄罗斯伯爵写的，比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俄罗斯化。只要鞑靼人还活着，他们都将为托尔斯泰向真主祈祷。”

斯特拉姆望着卡里莫夫。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他想，“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索科洛夫说，“我十分尊重您对自己人民的爱。但是，请允许我同样为我是个俄罗斯人而自豪，请允许我爱托尔斯泰，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色地描写了鞑靼人。我们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却一下子成了黑帮分子。”

卡里莫夫立起身，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他喃喃地说：

“我想对您说句实话，确实，既然有真情可说，为什么我要说假话呢？！只要回忆一下，二十年代把鞑靼人民引以为豪的人士统统烧死，把我们文化界所有著名人士都杀害了，就该想到为什么《作家日记》会遭禁了。”

“被害的不单是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阿尔捷列夫说。

卡里莫夫说：

“我们被消灭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民族文化。如今鞑靼的知识分子，同那些人相比只能算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

“对，对。”马季亚罗夫嘲笑道，“那些人不但能创建文化，而且能创立鞑靼人的内外政策。”

“如今你们有自己的国家、大学、中学、歌剧、图书和鞑靼语报纸，革命给你们提供了一切。”索科洛夫说。

“不错，国家歌剧院有了，国家有了。可它照样让我们坐牢……”

“嘿，您知道吗，要是鞑靼人让您坐牢，那您就不那么轻松了。”马季亚罗夫说。

“要是根本不抓人不好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问。

“玛申卡，你想干什么！”马季亚罗夫说。

他看了看表说：

“哎呀，我该走了。”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急忙说：

“廖尼奇卡，留下过夜吧。我在储藏室里给您铺张床。”

有一次，他向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诉苦，当他晚上回到家，家里没有人在等候他，他只得一个人走进空荡荡的黑屋子时，他尤其感到孤独。

“好吧，我不反对。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不反对吧？”马季亚罗夫说。

“不，哪能呢。”索科洛夫说。

而马季亚罗夫开玩笑地补充道：

“男主人说话显得毫无热情。”

大家从桌子后面站起身，开始告别。

索科洛夫送客人们出去，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压低嗓音对马季亚罗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没有回避这些谈话，这就不错了。在莫斯科，只要当着他的面读政治，他马上闭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她以特别亲热和恭敬的语调说丈夫的名字和父名“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每天晚上她都亲手抄写他的论文，把草稿保存起来，把他偶然记的笔记贴在硬纸板上。她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她又把他看作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

“我喜欢这个斯特拉姆。”马季亚罗夫说，“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他开玩笑地补上一句：

“我发现，玛申卡，他所有的话都当着您的面说，而当您在厨房忙碌时，他就收起自己的辩才。”

她脸冲门站着，默不作声，仿佛没有听到马季亚罗夫的话，然后才说：

“您怎么啦，廖尼亚，他对我就像对一个小家伙。彼佳认为他心地不善，好嘲笑人，目空一切。为此物理学家们都不喜爱他，有些人还怕他。不过我不同意，我觉得，他很善良。”

“善良谈不上。”马季亚罗夫说，“他爱挖苦所有人，同谁都合不来。不过头脑很灵活，没有被磁化。”

“不，他心地善良，没有防人之心。”

“但是应该承认，他现在也不会说一句多余的话。”马季亚罗夫说。

这时，索科洛夫走进屋子，听到了马季亚罗夫的话。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我向你提出请求：第一，别教训我；第二，我在场时，别进行类似的谈话。”

马季亚罗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你要知道，你别来教训我，我本人对自己的话负责，就如您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一样。”

显然，索科洛夫本想说些刺耳的话回敬他，但他忍住了，又走出屋子。“行了，我还是回家吧。”马季亚罗夫说。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

“您真让我伤心。您可是了解他的为人的，他很善良。他一晚上都会感到不安的。”

她开始解释，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心灵受过创伤，他吃过许多苦，1937年受过残酷的审讯，此后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四个月。

马季亚罗夫边听，边点头，然后说：

“好吧，好吧，玛申卡，给您说服了。”突然又恼怒地补充：“当然，这一切全是真的，但不是您的彼得鲁沙一个人受过审。您还记得我在卢布扬卡给拘留了十一个月吗？这段时间彼得只给卡拉瓦打过一次电话。她是他的亲姐姐，是吗？要是您还记得，他甚至不准您给她打电话。这使卡拉瓦很痛苦……也许，对您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但他的心灵并不高尚。”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双手捂住脸，默然坐着。

“没人，没人理解，这一切使我多么痛苦。”她轻声说。

只有她一个人知道，1937年和全盘集体化的残酷行为多么令他厌恶，他心灵是多么纯洁。但也只有她知道，他多么刻板，多么顺从政权。

因此，他在家里才那么任性、那么的颐指气使。他习惯于让玛申卡给他擦皮鞋，暑天给他用手帕扇风，郊外散步时用树枝给他赶脸上的蚊子。

大学最后一年级时，一天，斯特拉姆突然对自己的同学说：

“根本没法读，甜言蜜语，无聊透顶。”说着把一期《真理报》扔在地上。

刚说过这句话，恐惧感就笼罩着他。他拾起报纸，把它抖落干净，脸上露出卑贱的笑容。许多年过去了，每当他记起那卑贱的笑容，心里就老大不痛快。

几天后，他把《真理报》递给那个同学，兴致勃勃地说：

“格里什卡，读读这篇社论，写得棒极了。”

那个同学接过报纸，同情地对他说：

“可怜的维佳是个胆小鬼。你以为，我去汇报了吧？”

那时候，还是个大学生的斯特拉姆向自己保证要么保持沉默，不说出危险的想法；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要畏怯。但他未能履行诺言。他经常失去谨慎，头脑一热，就“胡说八道”。而刚说过不恰当的话，又往往失去勇气，开始去熄灭点燃的火花。

1938年，布哈林被审判之后，他对克雷莫夫说：

“不管您怎么样，我可认识布哈林，同他聊过两次，大脑袋，笑容可掬，又可爱又聪明。总之，他是个最高尚、最有魅力的人。”

但立刻他又被克雷莫夫阴沉的目光盯得心中发毛，嘟哝道：

“不过，鬼知道他会搞间谍活动，会是暗探局的奸细，这还有什么高尚和迷人可言，简直卑鄙！”

可是，当克雷莫夫依旧带着听他说话时一样阴沉的脸色说出一番话时，他又重新陷入混乱。

“因为我们是亲戚，我可以告诉您：布哈林和暗探局现在和将来都装不进我的头脑里。”

突然，斯特拉姆对自己，对妨碍人们正当做人的那股力量感到极大的愤恨，他狂怒地叫喊道：

“天哪，我不相信这种恐怖！这些审判是我生活中的一场噩梦。为何他们要招认，干吗他们要招认？”

但克雷莫夫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他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啊，直言不讳的谈话那奇异而明显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们说出某些大胆的、毫无顾忌的话语，曾为此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

多少次，斯特拉姆夜晚躺在床上，聆听街上汽车的喧闹声。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她望着，等待着，然后悄无声息地（她以为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睡着了）走至床前，躺下。早晨她问：

“你睡得怎么样？”

“谢谢，还可以，你呢？”

“有点儿憋气。我到小窗跟前透了透气。”

“噢。”

无法表达夜晚这种无辜而又无可幸免的感觉。

“维佳，你要记住，每句话都会传到那边去的，你这是在害自己，害我和孩子们。”

有一次她又说：

“我无法把一切同你讲清楚，但是看在上帝面上，听我说，和任何人一句话也别再说了。维克托，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你想象不到它的可怕。记住，维克托，一句话也别再说了，和任何人……”

于是，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面前浮现起一个人无法捉摸的、苦恼的目光，这个人他从小就认识。他感到害怕并不是因为他说过的话，而是因为老朋友吞吞吐吐没把话讲完，是因为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不了决心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你是间谍吗？你受过审吗？”

他记起自己助手的脸，他曾当着助手的面轻率地开玩笑，说斯大林早在牛顿之前就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

“您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年轻的物理学家乐呵呵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开这种玩笑无论如何都是愚蠢的，如同去敲盛有硝化甘油的器皿一样。

啊，自由欢快的言辞那明显的力量！它是在不管他的恐惧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

斯特拉姆是否了解目前这种自由交谈的悲剧？他们所有这些谈话的参加者都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都怕它……为什么在战争打到伏尔加河边的日子里，为什么在他们全都经受了战争失利的痛苦，预感到可憎的德国法西斯奴役即将来临的时刻，心里却模糊地想到了自由？

斯特拉姆默默地同卡里莫夫并肩而行。

“令人惊奇的一场玩笑，”他突然说，“你读过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外国长篇小说，我也读过海明威的作品，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交谈时不断地喝酒。鸡尾酒、威士忌、罗姆酒、白兰地，又是鸡尾酒，又是白兰地，又是各种威士忌。可俄罗斯知识分子进行重要谈话时喝的却是茶。民意党人、民粹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在喝浓茶时达成协议的。列宁也是在喝茶中同战友们商讨伟大的革命的。不错，听说斯大林更喜欢喝白兰地。”

卡里莫夫说：

“对对对，今天的交谈也是在喝茶中进行的。您说得对。”

“正是，正是。聪明的马季亚罗夫！真胆大！他这些对他来说极为生疏的谈话相当吸引人。”

卡里莫夫抓住斯特拉姆的手，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发现没有，最无可非议的东西到了马季亚罗夫嘴里，听上去就像是总结。这令我感到不安。要知道他在1937年曾经被捕过好几个月，后来给放了。可那时候谁也没有获得释放。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放人的。您明白吗？”

“明白，明白，怎么会不明白？”斯特拉姆慢吞吞地说，“您觉得他会不会去告密？”

他们在拐角处分手，斯特拉姆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让他去吧，算啦，算啦！”他心想，“至少大家像个人似的说了会儿话，没有恐惧，没有虚仁假义，什么都说了，使出了一切力量，还是值得的……”

好在，还有像马季亚罗夫这样保持内心独立的人，他们还没有绝迹。卡里莫夫临别时对他所说的话，也没有使他像往常那样感到心寒。

他想起来，又忘了把乌拉尔来的信告诉索科洛夫了。

他沿着黑漆漆空荡荡的大街走着。

蓦地，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立刻毫不疑虑地明白并感到这一想法是正确的。他发现了对于一些似乎无法解释的核现象的一种全新的解释，突然深谷变成了桥梁。多么简单，多么明朗！这一想法极其可爱，极其出色，仿佛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平平常常、轻轻松松地冒出来的，有如白色水花从平静黑暗的湖面上涌了起来，他惊叹一声，为它的美丽感到无比欢欣……

突然间他想到，这真是奇怪的意外，当他的头脑不再思考科学时，当引起他极大兴趣的有关人生的争论变成自由的人的争论时，当只有一个痛苦的自由来支配他的言语和交谈者的言语时，这一异乎寻常的想法却来到了他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