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亚罗夫平静而从容不迫地说着，他并没有替那些后来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而枪毙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也没有替托洛茨基辩护。但在他对克里沃鲁奇科和杜博沃伊的称赞中，在他十分尊敬和直呼其名地提到1937年被处决的指挥员和集团军级政委的名字时，可以感受得到他并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布柳赫尔元帅、叶戈罗夫元帅、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德边科和布勃诺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温什里希特是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平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国家的强大力量创造了一个新的过去，它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调动骑兵部队，重新确定昔日事件的英雄，而把那些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拥有足够的威力重演那些已经成为历史、永远不可变更的事件，重刻重塑那些花岗石和青铜像，重写过去的发言，重新安排文件资料和照片上要人们的位置。

这是一部真正的新的历史。甚至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活着的人们，也以新的方式重新体验自己已逝的生活，把自己由勇士变为懦夫，由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了马季亚罗夫的话，使人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更能称之为真理的逻辑必然会出现。这样的谈话战前是从未有过的。有一次他说：“唉，所有这些人今天倘若还活着，必将奋不顾身同法西斯主义战斗，不惜流血牺牲。他们却平白无故给杀害了……”

喀山居民、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索科洛夫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每天傍晚才下班回家。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前线。阿尔捷列夫本人是一家化工厂的车间主任。他穿着寒酸，没有冬大衣和棉帽，为了保暖在棉衣外再罩上一件胶布披风。他头上戴顶满布油污的软鸭舌帽，去上班时，把它紧紧扣在耳朵上。

他到索科洛夫家时，总是往冻得发红发麻的手指上呵气，畏葸地朝坐在桌旁的人微笑。斯特拉姆觉得这哪里是房东和大工厂的大车间主任，简直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邻居。

那天晚上，他没有刮脸，面颊凹陷，站在门旁听马季亚罗夫说话，显然害怕地板上那块木板咯吱作响。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去厨房，经过他身旁，在他耳畔悄悄说了句什么。他惊惶地摇着头，想必不肯吃东西。

“昨天一个在这里治病的上校对我说，方面军党委会因为他打了中尉一记耳光，而向他提出了起诉。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种事。”马季亚罗夫说。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鞭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特拉姆说。

“那是下级打上级，”马季亚罗夫说，“是两码事。”

“在工厂里，我们厂长对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叫‘你’，可你要是对他说‘舒里耶夫同志’他就生气，得叫他‘列昂季·库兹明’。前些天一个老化学工程师触怒了他，舒里耶夫把老头臭骂了一顿，并且大叫：‘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否则看我不收拾你……让你给我从厂里滚出去。’可老头已经七十二岁了。”阿尔捷列夫说。

“那工会就不吭声吗？”索科洛夫问。

“工会算什么，”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就会号召作贡献：战前作战争准备，战时一切为了前线，战后工会则号召消除战争后果。谁会去关心一个老头？”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小声问索科洛夫：

“也许，该喝茶了？”

“当然，当然，给我们来点茶。”索科洛夫说。

“真怪，她走路连点动静都没有。”斯特拉姆想，心不在焉地望着轻轻地滑进半开着的厨房门里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瘦削的肩膀。

“哎，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突然说，“你们想象一下什么是新闻自由？你们在战后一个和平的早晨翻开报纸，代替兴高采烈的社论，代替劳动人民致伟大的斯大林的信，代替关于炼钢工人突击队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而进行热忱劳动的消息，代替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劳动人民在沮丧、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和极端贫困的境遇中迎接新年的消息，你们在报纸上将发现什么？发现通报！你们想象得出这样的报纸吗？这是发布通报的报纸！

“你们读到的是库尔斯克州的歉收，关于布迪尔监狱生活制度的检查报告，有关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是否必要的争论，你们读到的是关于工人戈洛普佐夫反对发行新公债的消息。

“总而言之，你们能了解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丰收和歉收，劳动热忱和撬锁盗窃，矿井投产和失事，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意见分歧。你们能读到有关工厂厂长侮辱一个七十岁老化学工程师引起的罢工过程的报道，能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演说词，而不是他们‘曾经扬言’，能读到有关下议院争论的报道，能了解到昨天有多少人在莫斯科自杀身亡，有多少人因车祸晚上被送进了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院。你们能了解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光是知道从塔什干用飞机给莫斯科运来了第一批草莓。你们能从报纸上，而不是从家庭女工（她的外甥女从农村来莫斯科买粮食时找过她）那里了解到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能分到多少克粮食。是的，是的，只有这时，你们才完完全全是个苏联人。

“你们进书店买书，能读到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们的著作，你们能自己辨别他们什么地方不对，你们不用保育员就能自己上大街散步。这时，你们才是个苏联人。”

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宏论这会儿，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端着茶具走了进来。

索科洛夫突然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够了！我坚决恳求您别再发表类似的议论。”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半张着嘴望着丈夫。她手中的茶具叮当作响，显然她的双手在发抖。

“瞧，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剥夺了新闻自由！它只持续了一会儿。好在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没有听到这场造反言论。”斯特拉姆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索科洛夫气冲冲地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垮台。”

“不错，是显示过自己的力量，”斯特拉姆说，“不过，1940年芬兰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同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发生了冲突，我们便陷入惊慌之中。我并非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可事实总是事实。这跟老化学工程师有什么相干？”

斯特拉姆回头看见正在听他说话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专注的目光。“问题不在于芬兰，而在于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唉，算啦，彼佳。”马季亚罗夫喃喃地说。

“可以这么说，战争中苏维埃共和国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斯特拉姆说。

“什么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许多人被关押了起来，他们原本是可以去打仗的啊。”马季亚罗夫说，“您瞧瞧，我们在伏尔加河上是怎么战斗的。”

“但这跟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

“怎么没关系？”斯特拉姆说，“照您看来，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1937年是士官的遗孀自己枪毙了自己？”

他再次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专注的目光。他心想，在这场争论中他的表现令人奇怪：马季亚罗夫刚开始批评国家，斯特拉姆就同他争论；但当索科洛夫指责马季亚罗夫时，斯特拉姆又开始批评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和文理不通的讲话，但一聊到主要的方针路线方面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起来。而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他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您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不完善中，寻找对我们撤退的解释。”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国人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太猛烈，国家经受住了这场打击，恰恰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弱点。您见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便说：你们瞧，多大的影子。但您却忘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就是一部能够创造奇迹的、威力巨大的社会发动机，它已经创造了奇迹，今后还将创造奇迹。”

“倘若国家不需要您，它就让您受折磨，把您和您的所有想法、计划、作品统统抹杀。”卡里莫夫说，“但倘若您的思想符合国家的利益，您就能坐着飞毯平步青云！”

“对，对！”阿尔捷列夫说，“我曾被调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给厂长打电话。那设备！原料、零件、备件都神话般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条件！有澡盆子，炼乳一清早就送到家。我这辈子还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工作条件好极了！而主要是没有官僚主义，所有事情不用书面文件全能办成。”

“更确切说，是官僚主义国家有如童话里的巨人，在那里为人们服务。”卡里莫夫说。

“如果国家重点国防工程能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程度，那么很显然，这种制度可以在所有企业中贯彻。”索科洛夫说。

“那是个独立王国！”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原则。斯大林建设的是国家所需的而不是人民所需的一切。是国家需要重工业而不是人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对人民毫无益处。一端是国家的需要，另一端是人的需要。它们从来是无法调和的。”

“正是，正是，从这个独立王国往边上迈出一步，结果就十分荒唐可笑。”阿尔捷列夫说，“邻居喀山人需要的产品，我得按计划把它运到赤塔，然后再从赤塔把它运回喀山。我需要装配工，可我没有经费，只有托儿所的预算没有用完，我就得把装配工当保育员送到幼儿园。这是集中制闹的！发明家向厂长提出建议，可以生产出1500个零件而不是200个，厂长把他轰了出去。因为厂长完成任务是以重量表现的，这样他更心安理得。如果工厂停工待料、而短缺的原料又可以在市场上花30卢布买到，他宁可损失200万，而不愿冒险花上30卢布去买原材料。”

阿尔捷列夫迅速瞥一眼听众，又急匆匆地讲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把话讲完似的：

“工人收入很少，但那是按劳分配。卖糖浆水的小贩所得比一个工程师多四倍。而领导、厂长、人民委员部就知道一条——完成计划！不管你全身浮肿还是饥饿难熬，指标得完成！我们曾有个厂长什马特科夫，他在会议上大声嚷嚷说：‘工厂比亲妈更重要，为了完成计划，你要舍得从自己身上扒下三层皮。要是谁不自觉，那我就亲自剥他三层皮。’可是我们突然得知什马特科夫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我就问他：‘阿法纳西·卢基奇，您怎么没完成任务便扔下工厂不管了？’他直截了当且不带掩饰地回答说：‘哦，您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此外，还能给套很不错的住宅，带花园。妻子常常闹些小病，她需要新鲜空气。’我很奇怪，国家为什么竟然信任这号人，可却把工人和非党著名科学家看得一文不值。”

“这很简单，”马季亚罗夫说，“因为委托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研究所更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制度的心脏，是苏联官僚主义最神圣、最生气勃勃的东西——权力。”

“我还要说，”阿尔捷列夫不理会别人的嘲笑继续说，“我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我不够狠，我不能从活人身上剥下三层皮。我宁可剥掉自己身上的皮，可不知为什么也不舍得剥工人的皮。”

而斯特拉姆继续莫名其妙地想要反驳马季亚罗夫，尽管马季亚罗夫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有道理的。

“可您并不能自圆其说。”他说，“难道个人利益，今天没有完全同建立了国防工业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相联系吗？我以为武装我们兄弟儿女的坦克大炮飞机，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完全正确。”索科洛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