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没有从研究所直接回家，而是去找自己新结识的卡里莫夫，同他一起前往索科洛夫家。

卡里莫夫其貌不扬，是个麻子。黝黑的皮肤使得他那头白发尤为突出，而白发又使皮肤显得更为浓黑。

卡里莫夫的俄语说得很标准，但只要注意听，还是能在他说话的声调和用词中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

斯特拉姆没听过他的姓名，但原来这个姓名不仅仅是在喀山很有名气。卡里莫夫把《神曲》和《格列佛游记》译成了鞑靼文，最近又埋头于《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

他们未曾结识前，常在喀山大学阅览室旁的吸烟室里碰上。图书馆女管理员是个很爱说话的老太太，穿着很不整洁，嘴唇抹得通红，她对斯特拉姆透露了许多有关卡里莫夫的详情，说他毕业于索邦，在克里木有幢别墅，战前，他每年大部分时间在海滨度过。战争期间，卡里莫夫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没有她们的消息。老太太向斯特拉姆暗示，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有长达八年之久的痛苦经历。但斯特拉姆对这条消息报以困惑莫解的目光。显然，老太太也把斯特拉姆的情况告诉了卡里莫夫。他们未曾相识，却已经彼此了解，这使他们感到很尴尬，他们互相遇上从未有过笑容，相反还阴沉着脸。这一切后来是以他们有一次在图书馆入口处大厅相遇，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并开始交谈而告结束的。

斯特拉姆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的谈话感兴趣，但他看到卡里莫夫在仔细听他说话，便很乐意同他交谈。斯特拉姆有过痛苦的经历，每每遇上一个交谈者，看上去很聪明机智，其实却无聊透顶，令人无法忍受。

有些人，只要他们在场，斯特拉姆甚至感到说话困难，声音干巴，谈话变得平淡无奇、毫无意义，有如聋哑人在打哑语。

有些人，只要他们在场，任何真诚的话语都变得虚伪。

有些人，虽说早已熟悉，但只要他们在场斯特拉姆便感到格外的孤独。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是因为，突然遇见一个人，无论他是旅伴，是邻床，或是偶然争论的参加者，有他在场，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失去了孤单的寂寞感。

他们并排走着、聊着。斯特拉姆心想，现在他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索科洛夫家参加晚间的交谈时。这种感觉过去从未有过，因为他总在想自己的工作，无论是乘电车，吃饭，听音乐，还是在早晨洗完脸擦干时。

也许，他走进了一条令人十分苦恼的死胡同，他下意识地想把对工作的想法从自己身上摆脱开……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进展如何？”他问。

卡里莫夫说：

“脑子里什么也装不进去。总是思念妻子和女儿。时而觉得，见到她们一切都会好的，时而又有某种预感，她们已经死了。”

“我理解您的心情。”斯特拉姆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喃喃地说。

斯特拉姆心想：真奇怪，卡里莫夫同他相识总共才几周，但已经打算把对妻子女儿都没有说过的想法告诉他。

在索科洛夫家小屋的桌子后边，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着一些在莫斯科都未必能遇见的人。

索科洛夫很有才华，但说话却十分啰唆，文绉绉的，书生气十足。真难相信他出身于一个伏尔加河水手的家庭。他心地善良，气质高雅，但脸上的表情却显得严肃而带一丝狡猾。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不像伏尔加河水手，还在于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怕传染而不断地洗手，面包上凡是被手指接触过的面包皮他都要撕掉。

每当斯特拉姆读到他的论文，都感到吃惊：此人的思维大胆而优雅，对最为复杂和精细的思想的表达和论证简洁明了。可是喝茶聊天时他的话语又那么无聊和啰唆，寡淡得如一杯白开水。斯特拉姆本人同许多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一样，喜欢在谈话中用“胡扯”、“瞎捣乱”这样的言辞来显示自己，在同老院士交谈时喜欢称好争吵的有学问的女士为“泼妇”。甚或“母夜叉”。

战前，索科洛夫不喜欢谈论政治。斯特拉姆一提及政治，索科洛夫便缄口不言，或是故意改变话题。

在他身上表现出某种奇怪的顺从，他对集体化时期和1937年的残酷事件不置可否。他仿佛是把国家的愤怒当作大自然或上帝的愤怒。斯特拉姆觉得索科洛夫相信上帝，并且这种信仰也表现在他的工作中，表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强暴者的温顺中，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