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顺便从列宁斯克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看门的老头安德烈耶夫捎来张便条，儿媳在便条上说：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患肺炎去世了。

自从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安德烈耶夫变得十分忧郁。他很少再到斯皮里多诺夫那里去，晚上独自坐在工人宿舍的大门旁，他望着夜空中炮火的闪光和探照灯的光亮。有时，大伙跟他在宿舍里聊天，他一言不发。有人以为老头听力不济，更大声地重复一遍刚才所提的问题，安德烈耶夫阴沉地说：

“听得见，耳朵不聋。”依然默不作声。

妻子的死对他的震动很大。他的生活已与妻子的生活融为一体，他所发生的好事坏事，他的欢乐和痛苦都存在和反映在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里。

在猛烈轰炸和重磅炸弹爆炸时，帕维尔·安德烈耶夫望着发电厂各车间腾起的烟柱土块，思忖着：“我的老伴能看到该多好……啊，瓦尔瓦拉，这真是的……”

可此刻她已不在人世。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摧毁的房屋废墟，被战争破坏的院子，成堆的土块和扭七歪八的铁条，潮乎乎且苦涩的浓烟，油绝缘子燃起的如穿山甲爬行般的黄色火苗，是他生命的写照，是为他晚年留下的。

难道他曾经坐在明亮的屋子里，上班前吃着早餐，妻子坐在一边注视着他，看是否需要给他添点什么？

是的，他只得形单影只地死去。

蓦地，他记起她的青年时代，记起她那晒黑的双臂和欢愉的明眸。

他离这一时刻也不远了。

有天夜晚，他慢慢地沿着咯吱作响的梯级下到避弹所来找斯皮里多诺夫。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望着老人的脸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不好受？”

“您还年轻，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安德烈耶夫回答说，“您精神压力小，还能顶得住。可我的精神压力太大，只能一个人走到底。”

正在刷锅的薇拉回头看一眼老人，没能立刻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安德烈耶夫不需要谁的同情，他想转移话题，于是说：

“是时候了，薇拉，您该离开此地了，这儿没有医院，只有飞机坦克。”

她笑了笑，摊了摊湿漉漉的双手。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生气地说：

“不论哪个陌生人，见到她都对她说：该上左岸去了。昨天来了个集团军军委委员，顺便进到我们避弹所，见到薇拉，什么也没说，可一坐上汽车，便开始骂我：您怎么回事，不是父亲怎么着？您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伏尔加河吗？可我能做什么，她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

他说得又快又流畅，如同天天在同一件事上争吵不休的人说话时那样。安德烈耶夫瞧了瞧自己上衣袖口上那块开线的熟悉补丁，沉默不语。

“这里会有什么信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继续说，“难道这里有邮局不成？我们在这里多少日子了，没有一点消息，外婆的、叶尼娅的、柳德米拉的……托利亚在哪儿，谢廖扎在哪儿，难道你在这里能知道？”

薇拉说：

“可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收到过信。”

“他收到的是死讯。”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他用手指了指避弹所狭窄的墙壁和挡着薇拉单人床的布帘，恼火地说，“她在这里怎么过，一个姑娘家，一个女人，可这里进进出出全是男人，白天黑夜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是武装警卫，挤满了人，叽叽喳喳，烟气腾腾。”

安德烈耶夫说：

“您倒是可怜可怜孩子，他在这里是没有活路的。”

“你只要想想，德国人突然闯了进来！那时该怎么办？”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说。

薇拉不吭声。

她相信维克托罗夫一定会走进被炸毁的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大门，她老远就能看见穿着飞行服和软底皮靴、腰上挂着图囊的他。

她常来到公路上，看他是否正走过来。坐在卡车上的红军战士冲她喊道：

“喂，姑娘，在等谁啊？同我们待一起吧。”

她刹那间变得高兴起来，回答说：

“卡车到不了那里。”

当苏联飞机飞过时，她凝视着在发电厂上空低飞而过的歼击机群，仿佛立刻就能辨认出维克托罗夫的飞机。

一天，一架飞临发电厂上空的歼击机摇动机翼致意，薇拉叫喊起来，犹如一只陷于绝望中的小鸟，她奔跑着，磕磕绊绊倒在地上。这次摔跌后，她腰疼了好几天。

十月底，她看到了发电厂上空进行的一场空战，战斗没有结果，苏联飞机钻入云层，德国飞机掉头西去。而薇拉依然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瞅着空荡荡的天空，她那双瞪圆的眼睛里露出极度紧张的神色，使得路过院子的电工说：

“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了，受伤了？”

她相信自己同维克托罗夫的会面一定是在这里，在发电厂。但她又觉得，如果她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命运之神将会对她发脾气，从而影响他们的相会。有时，她的这种信心强烈到使她干什么事情都慌慌张张的。她急急忙忙烙土豆黑麦馅饼，急急忙忙扫地、收拾屋子、擦鞋……有时，她同父亲一起刚在桌旁坐下，仔细听了听，突然会说：“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把大衣往肩上一披，从地下室登上地面，四下打量，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院子里，他有没有在打听到斯皮里多诺夫家怎么走。

她从未想过他可能把她忘了。她深信维克托罗夫同她一样，也日夜紧张而坚定地思念着她。

德军的重炮几乎天天炮击发电厂。德国人掌握了射击要领，试射几发后，炮弹就密密麻麻且准确地在各个车间的墙上开花，爆炸声震撼大地。德军轰炸机经常散兵游勇似的飞来投弹。梅塞机在大地上空超低空飞行，飞临发电厂时，便用机枪扫射。有时远处山冈上还出现德军坦克，那时便会清楚地传来大炮和机枪急促的嗒嗒声。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也同发电厂其他职工一样，似乎对炮轰和空袭已经习以为常。但他和他们一边习以为常，一面却渐渐丧失蕴积的精神力量。有时斯皮里多诺夫感到疲惫不堪，真想在床上好好躺一躺，用棉衣蒙住头，一动不动，不睁开眼睛。有时他借酒消愁。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河岸上，渡河到图马克去，顺着左岸的草原一直走下去，再不回头望一眼发电厂，宁可蒙受临阵脱逃的耻辱，只要能不再听到德国炮弹和炸弹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呼啸声。当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通过驻扎在附近的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用高频电话同莫斯科通话时，副人民委员说：“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请转达莫斯科对您领导的英雄集体的问候。”这时，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感到很不是滋味，这里哪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言！可这里还一直传言德国人准备对发电厂进行密集轰炸，扬言要用威力无穷的重磅炸弹把它夷为平地。

听到这些流言他手脚冰凉。白天，他总是斜睨着灰茫茫的天空，看德国轰炸机飞来没有。晚上，他会突然跳起来，仿佛听见了一大批德国飞机从远处飞来的铺天盖地的嗡嗡声，吓得他的后背和胸脯潮乎乎的。

看来并非他一个人神经衰弱，总工程师卡梅绍夫有次对他说：“再也受不了啦，老是觉得看到了什么妖魔鬼怪似的。我望着公路，心里就想：唉，能溜掉就好了。”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那里，请求道：“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给我来杯伏特加，我的全喝光了，可没有这玩意最近防空袭没法睡着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给尼古拉耶夫倒了杯伏特加说：“活到老，学到老。当初该选择机器设备容易疏散的专业，可如今，你看看，涡轮机留着，我们就得照看它。可在别的工厂，人们早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逍遥自在了。”

为了劝说薇拉离开，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有一天对她说：

“我简直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人到我这里以各种借口要求离开此地，而我诚心诚意劝你，你就是不想走。要是上级允许，我立马就走，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

“我是为你才留在这里的，”她粗鲁地回答说，“我不在，你会变成酒鬼的。”

不过，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在德军炮火面前，当然不光是害怕。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既有面对繁重工作的勇气，也有笑声、玩笑话和对严峻命运满不在乎的气概。

薇拉常常为婴儿担心。他会不会生下来就有病，她居住在憋气的、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每天轰炸把大地震得乱抖，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最近她就常常恶心、头晕。倘若他母亲看到的总是瓦砾、火焰、乱七八糟的土地和灰色天空中带黑“十”字的飞机，生下的孩子会不会忧郁、胆小、愁眉苦脸？或许他甚至听到了爆炸的轰隆声，或许他那缩成一团的小身子在炸弹的呼啸声中已经断了气，他那小脑袋已经缩到肩头里去了。

那些身穿沾满油垢的外衣、腰系军用帆布带的人，从她身边跑过，边跑边朝她招手，笑嘻嘻地大声喊道：

“薇拉，过得怎么样？薇拉，你想我吗？”

她感受得到大伙对她这个快当母亲的人的温情，或许孩子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温情，他的心灵将是纯洁而善良的。

她有时去机械车间，那里正在修理坦克，维克托罗夫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她猜想：他那阵是站在哪台车床旁？她竭力想象他穿着工作服或飞行服的模样，但他经常让她想起的，却是他穿着医院的病人服。

在车间里，不仅发电厂的工人们，而且来自军事基地的坦克手们都认识她。无法将他们区分开，工厂工人和打仗的军人行头一模一样，身穿油污的棉衣，头戴皱巴巴的棉帽，双手乌黑。

让薇拉牵肠挂肚的只有维克托罗夫和孩子，她日日夜夜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对外婆、叶尼娅姨妈、谢廖扎和托利亚的担忧，已经在她心里退居第二位。她想念他们时，只感到心神不安。

夜晚她怀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请求她的帮助，喃喃地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帮帮我。”

此刻，她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软弱无力，完全不像她平静地同父亲说话时那样。那时她说：

“别求我，我哪儿也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