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克雷莫夫来到“街垒”工厂，在那里坚守的是古尔季耶夫上校的西伯利亚步兵师。

他越来越怀疑他的报告人们是否需要。有时候他觉得大家是出于礼貌在听，犹如不信教的人在听老神父布道。不错，大家对他的到来常常感到高兴，但他明白，他们高兴是出于对他的同情，而不是对他的报告。他是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这帮人干的全是纸上谈兵的营生，到处闲逛，妨碍那些正在作战的人。只有那些不提问、不作解释、不作冗长的工作总结和报告、不作宣传鼓动，而进行战斗的政工人员，才是真正称职的。

他记起战前在大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听众，都拼命像钻研教义手册那样枯燥无味地钻研《简明党史》。

在和平时期，这种枯燥乏味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这种枯燥乏味就变得荒谬而毫无意义。所有这一切是何苦呢！

克雷莫夫在司令部掩蔽部门口遇上了古尔季耶夫，却没有认出穿着充革布高筒靴和显得很短的不合身的士兵军大衣的瘦削的师长。

克雷莫夫的报告是在天花板很低的、宽敞的掩蔽部里进行的。在斯大林格勒的这段日子里，克雷莫夫还从没有听到过像今天这样猛烈的炮声，整个过程中他不得不大声喊着。

师政委斯维林在报告开始前，用响亮流畅的言辞和俏皮愉快的语言说：

“何必要让上级来限制我们的听众？呶，让地形测绘员、空闲的警卫连战士、不值班的通讯兵和通信员们，都来听听国际形势报告吧！报告完了放电影。舞会一直到天亮。”他朝克雷莫夫挤挤眼，好像在说：“瞧，今天为了这场报告还有一条吸引人的措施哩。”

古尔季耶夫乐呵呵地望着大声叫喊的斯维林，斯维林整了整披在古尔季耶夫肩上的军大衣，克雷莫夫由此明白，在这个掩蔽部里充满着友谊精神。斯维林眯缝起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回头瞧一眼参谋长萨夫拉索夫，萨夫拉索夫带着满脸不满的神色生气地瞥一眼斯维林，克雷莫夫由此明白，在这个掩蔽部里笼罩的不只是友谊精神和同志间的情感。

师长和政委在报告结束后立刻被集团军司令员紧急召去。克雷莫夫同参谋长萨夫拉索夫聊了起来。显然这是个脾气暴躁、心情忧郁、虚荣心重、委屈爱抱怨的人。他身上的许多东西，都通过他对人们的议论暴露出来，无论是虚荣心重、急躁生硬，还是厚颜无耻的讥讽，都是很不好的。

萨夫拉索夫望着克雷莫夫，滔滔不绝地说道：

“在斯大林格勒，无论你上哪个团，都可以看出，团里最有权势、最具决定性的人物是团长！这是明摆着的。现在人们并不看一个人有多少头母牛，就看一条，有没有头脑？有，那就好，来不得虚的。可是和平时期情况怎么样？”他用自己那双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克雷莫夫的脸庞，微微冷笑着，“您知道吗，我现在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些人全是右的、‘左’的机会主义者和空谈家。我忍受不了这帮好吹捧的家伙。但他们却多少次想不讲政策地把我吃掉。好在我是个非党群众，他们一会儿硬给我安上酗酒的罪名，一会又说我原来是个好色之徒。难道让我假装不成？我不会。”

克雷莫夫想对萨夫拉索夫说，在斯大林格勒，他，克雷莫夫的命运并没有好转，没有正经事，无聊地待在这里。为什么是瓦维洛夫，而不是他当了罗季姆采夫师的政委？为什么党更信任斯维林，而不是他？要知道事实上他又聪明，看问题又全面，党的工作经验又丰富，有足够的勇气，如果需要，也有足够的残酷心，毫不手软……而且要知道，实际上同他相比，他们只是些扫盲对象！您的时代已经过去，克雷莫夫同志，滚吧。

这个黄眼睛的上校使他激动，使他愤懑，使他心慌意乱。

天哪，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他的个人生活算是完了，整个儿走下坡路了……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叶尼娅看出了他物质上的贫乏。这她无所谓，她是个纯洁的人。问题是她不再爱他了！人们不会去爱那些落魄的人、被打翻在地的人、一个没有荣耀的人。是的，是的，他已经被从官职表上除名。不过，纯洁归纯洁，物质的东西对她还是很重要的。她决不会去嫁给一个穷画家，哪怕他会胡乱涂上两笔，使她把他当成个天才……

克雷莫夫本可以拿这些想法跟黄眼睛上校聊上好多，但他只是对上校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批驳，而这个观点其实他是赞同的。

“您怎么啦，上校同志，您可是变得太随便了。战前人们也不光看一个人有多少头母牛，挑选干部单凭一项业务上的表现可不行。”

战争不让他们进行有关战前情况的议论。猛烈的爆炸声响起，烟雾和尘土中出现了被从团里召到司令部来的忧心忡忡的大尉。一辆德军坦克朝团司令部开炮，跟在坦克后面冲锋的德国自动枪手占领了重炮营行政管理人员所在地的石头楼房。行政管理人员在二楼同德国人展开了战斗。坦克烧毁了邻近的一幢木屋，从伏尔加河吹来的强风把火焰带到恰莫夫团长的指挥所。恰莫夫和自己的团部开始喘不上气来，并且决定转移指挥所。但是，重机枪的点射和大炮的射击使恰莫夫完全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指挥所的转移相当困难。

这一切也同时出现在师的防御地段上。有些人请示指示，另一些人要求炮火支援，又有一些人请求允许撤离，有人详细报告战况，有人急需战况通报。每个人都有特殊情况，所有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生与死的问题。

当嘈杂声稍稍平息时，萨夫拉索夫问克雷莫夫：

“我们是不是该趁首长们还没有从集团军司令部回来，吃点午饭？”

他不受师长和师政委制订的规矩的约束，可以不拒绝伏特加，所以他认为单独吃饭更合适。

“古尔季耶夫是个优秀的沙场老将，”有点微醉的萨夫拉索夫说，“有文化，为人正直。但糟就糟在可怕的清心寡欲！制订一套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可我对姑娘有狼一般的兴趣，喜欢这种事，就像蜘蛛那样，粘住就不放。古尔季耶夫在场的时候千万别讲什么趣闻轶事。但是我们同他一起打仗，一般说来还算称心如意。政委压根就不喜欢我，尽管按本性他当修士并不比我次。您以为，是斯大林格勒使我逐渐变老了？瞧这些朋友，我在这里反倒养胖了。”

“我同这个政委倒是一种类型的。”克雷莫夫说。

萨夫拉索夫摇摇头。

“是一种类型，但又不是。问题不在伏特加，而在这个。”他用手指敲敲酒瓶，然后又敲敲自己的脑门。

当师长和师政委从崔可夫的指挥部回来时，他们已经吃完午饭。

“有什么新情况？”古尔季耶夫朝桌子打量一下，严厉而又急速地问。“我们的通信主任受了伤，德国人在我们与若卢杰夫的接洽点上乱撞，恰莫夫和米哈列夫接洽点上的一座小楼给烧着了。恰莫夫打了一阵喷嚏，吞了许多烟，不过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萨夫拉索夫回答说。

斯维林瞥一眼萨夫拉索夫通红的脸庞，亲热地拖长声音说：

“上校同志，我们总是伏特加呀、伏特加呀喝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