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有时候想到的，首先是苏黎世大学的五年学生生活，夏天到巴黎和意大利的旅游，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和到中亚山区的考察，1932年进行的医疗工作，最喜爱的菜肴，在艰难和愉快的日子里把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朋友们，习惯的电话铃声，熟悉的话语——你想……去散会儿步吗……打牌和留在她莫斯科房间里的东西。

她还记起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叶尼娅、谢廖扎、薇拉、玛鲁夏，对她越亲近的人们，如今离她却越发遥远。

傍晚前，军列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小站备用线上停驻，被关押在上锁货车车厢里的索菲娅在自己军上衣的领子上发现了虱子。身边两个上了年岁的妇女匆匆用犹太语小声说着话。此刻，她异常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在她，索涅奇卡，松卡，索菲，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少校军医的身上发生了。

人们的主要变化在于他们对自己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而对自己命运的感觉却增强了。

“哪个人才确确实实是我，我，我呢？”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思忖着，“是那个个子矮小、爱流鼻涕、怕爸爸和奶奶的小姑娘？还是那个胖乎乎、脾气急躁、戴领章的军医？还是那个长着癣和虱子的战俘？”

渴望幸福的愿望已经消失，但出现了许多幻想：消灭虱子……艰难地爬到缝隙跟前，吸一口空气……解个手……洗洗脚，哪怕就洗一只脚……而最最迫切的是喝口水。

她被推进车厢，她在比她最初想象的还要黑的半昏暗中四下打量，听到窃窃的嬉笑声。

“是疯子们在这里发笑吗？”她问。

“不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这里在讲笑话。”

有人忧郁地说：

“又一个犹太女人落到了我们不幸的军列上。”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站在门旁，眯起眼睛，以便习惯黑暗，回答各种可能的问题。

她立刻被哭泣声、呻吟声、恶臭和从小就忘却了的语言语调所吞没。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想往车厢里面挪一挪，但不可能。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条穿着短裤的细腿，于是说：

“请原谅我，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吗？”

但小男孩不发一言。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在黑暗中说：

“大娘，您能不能让那个哑巴年轻人挪动挪动？我不能总这么站着呀。”角落里一个男演员般的嗓子歇斯底里地说：

“应该事先发封电报，好让人给准备个带浴缸的房间。”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字一顿地说：

“混账！”

一个在半昏暗中已经可以辨认出脸庞的妇女说：

“您坐到我边上来吧，这里地方大些。”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她的手指抖得很厉害。

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世界，犹太小镇的世界，但她感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车厢里有劳动组合的工人、无线电装配工、师范学校的女学生、工会学校的教员、罐头厂的工程师、畜牧员、兽医姑娘。过去，小镇上并没有这些职业。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可没有变化，她还是那个害怕爸爸和奶奶的小姑娘。也许，这个新的世界同样没有什么变化，而一般来说，犹太小镇新也好，旧也罢，不都一样吗？不都在铁路的斜坡下，往深渊里滑行吗？

她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现代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甚至连海涅都没听说过。”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嘲笑着说：

“可是野蛮人像拉牲口似的把我们运走。海涅能帮我们吗？”

大家向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打听前线的局势，由于她没有讲什么好消息，大家说她的消息不可信。于是她明白，货车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种战略是以热切渴望在地球上生存为基础的。

“难道您没听说，已经给希特勒发了释放所有犹太人的最后通牒？”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的。当母牛般的驯顺、忧虑和无可幸免的感觉被灼人的恐惧感所替代的时候，无补于事的鸦片——乐观主义，便前来帮助他们。

很快，人们就失去了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兴趣，她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同路人，不知为何要把她运往何处。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名，就连她的姓也无人记住。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甚至感到吃惊，把一个人重新变成肮脏不幸、失去姓名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由动物变成人的道路却何其漫长，需要千百万年。

在这遭受巨大灾难的人群中，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依然令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常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大动肝火，互相反目。这使她深为震惊。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悄悄对她说：

“大夫，你看看那个阔太太，她坐在门缝边上，好像只有她的孩子需要呼吸氧气。太太去的是咸湖。”

列车夜间停了两次，所有人都仔细听着警卫队吧嗒吧嗒的脚步声，捕捉每一句听不真切的俄语和德语。

在夜晚俄罗斯的小车站上响起歌德的语言固然可怕，而更使人惊恐不安的是那些在德国警卫队效劳的人所说的俄语家乡话。

凌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同大家一起被饥饿和想喝水的愿望折磨得痛苦不堪。她的愿望是残缺的、畏葸的，她想起那带温汤的肉罐头。她用迅速短促的动作挠痒痒，那样子就像狗挠跳蚤。

现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仿佛觉得，她明白了生命和存在之间的区别。生命结束了，猝然停止了，可存在继续着、延续着。哪怕生存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但强迫致死的想法还是使内心充满了恐惧。

下雨了，一些雨滴落到带栅栏的小窗口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从自己衬衣下摆上撕下一片细布条，把身子挪近有条小缝的车厢壁上，塞上布条，等着雨水把它浸湿。然后她拽出布条，开始吸吮那清凉湿润的碎布。靠着墙和坐在角落里的人们也开始撕布条，这使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自豪，因为是她想出了收集雨水的方法。

被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晚上碰到过腿的那个小男孩在她不远处坐着，注视着人们如何把布条塞进门和地板间的缝隙里。昏暗的光亮下，她看清了他那长着尖鼻子的瘦削脸庞。他看来有六七岁。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心想，自打她上了这节车厢，没有人跟这个小男孩说过话，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同谁说一句话。她把湿布条递给他说：

“拿着吧，小家伙。”

他默不作声。

“拿着，拿着。”她说。于是他犹豫地伸出一只手。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小声回答说：

“达维德。”

邻座穆夏·鲍里索夫娜告诉她，达维德从莫斯科到外婆家去做客，战争切断了他与母亲的联系。外婆在犹太人区被杀害，而达维德的亲戚，同有病的丈夫一起乘车的列韦卡·布赫曼甚至不许小男孩坐在自己边上。

晚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听到许多谈话、故事和争论，她自己也说话和争论。她对自己的邻座们说：

“犹太人兄弟，听我给你们讲。”

许多人满怀希望等待旅途结束，认为他们将被送进集中营，在那里将按自己的专长得到一份工作，病人们将被安置到残疾人收容所。所有人几乎不停地讲这件事，而把隐含的恐惧和无声的嗥叫深埋在心底。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从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人身上不单是人道和同情。有人给她讲了一个女人，她把瘫痪的妹妹放在洗衣盆里，在严冬的夜晚拉到街上，把妹妹活活冻死。有人给她讲了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并且告诉她这样的女人车厢里就有。有人给她说了一些人像老鼠一样长期住在排水管道里，靠吃垃圾维持生命，打算忍受一切苦难，只要能活着。

法西斯主义下的犹太人的生活是极其凄惨的，但他们既不是圣徒，也不是歹徒，他们是人。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同情心，在她见到年幼的达维德之后越发强烈了。

他一直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坐着。偶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揉皱了的火柴盒，看上一眼，然后重新把它塞进口袋里。

好几个昼夜，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点也睡不着，她不想睡。这天夜里她毫无睡意，坐在臭气熏天的黑暗中。“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现在在哪儿？”她突然想。她听到嘟哝声和叫喊声，心想在那些熟睡的口干舌燥的人的脑子里，现在正充满着一幅幅语言无法形容的可怕画面。如果有人得以在地球上活下来，并且想了解过去的一切，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景保留和描绘出来呢……

“兹拉塔！兹拉塔！”一个男子号啕大哭，拼命叫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