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来到医院的过道，那里散发着一股同棚屋不同的、特有的难闻气味。他们在半昏暗中走着，边上是堆在一起的木制担架和显然在等待消毒的打成包的旧棉衣。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那是一间原木墙的小屋，里面紧挨着放着两张铁床。隔离室一般不是安置传染病人，便是停放极度虚弱的垂死病人。床腿细得像根铁丝，但它们并不弯曲，胖人是从来不躺在这些床上的。

“别上这儿，别上这儿，往右转。”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熟悉，使阿巴尔丘克觉得似乎没有华发，没有被囚禁，他又回到了那为之献身、幸福地生活过的岁月。

他凝视着马加尔的脸庞，狂喜而又缓慢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故意平淡地说：

“哦，坐吧，坐到我对面的床上。”

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邻床的神色，他补充说：

“你别惊动他，谁也不会去惊动他。”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子，想更好地看看战友的脸，然后又回过头瞥一眼蒙着的死尸：

“他早死了吗？”

“两小时前死的，卫生员们暂时没去管他，等着医生，这样更好，要不然安置个活人，就不让说话了。”

“那是。”阿巴尔丘克说，并没有提出令他极感兴趣的问题，“呶，怎么样，你是同布勃诺夫一起进来的，还是因为索科利尼科夫案件？判了几年？你被关在弗拉基米尔还是苏兹达利的政治监狱？特别法庭还是军事法庭？你签字画押了？”

他回头望一眼蒙着的尸体问：

“他是谁，怎么死的？”

“死于劳改营，一个被没收了财产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叫什么纳斯佳，一直想到个什么去处……”

阿巴尔丘克终于在半昏暗中辨清了马加尔的脸，他简直认不出他来了，那变化实在太大，他竟成了一个快要断气的老头！

感到死者僵硬的曲臂触着他的背，察觉到马加尔盯着自己的目光，阿巴尔丘克心想：“可能他也认为，我无论如何认不出他来了。”

可是马加尔说：

“他好像一直在嘟哝什么‘咻……咻……咻……咻’，我现在才明白，他在请求‘喝水，喝水’，缸子就在边上，哪怕实现他最后的愿望也好啊。”

“看来，死了同样还有干扰。”

“这可以理解。”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一直让他激动的那熟悉的语调，马加尔平常就是用这样的语调开始严肃的谈话的。

“要知道我们说他，其实也是在议论自己。”

“不，不！”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发烫的手掌，紧紧握住，又搂住他的肩，颤抖起来，暗自哭泣着，喘不上气来。

“谢谢你，”他喃喃地说，“谢谢你，谢谢，同志，朋友。”

他们沉默着，沉重地喘息着。他们的喘息声合二为一，阿巴尔丘克仿佛觉得融为一体的不只是他们的呼吸。

马加尔先开口说：

“我多么不想让你经受巨大的痛苦，但我必须说。你听着，”他指着死者说，“这个纳斯佳同你有关系。这是我最后的革命职责，我要把它完成！你，阿巴尔丘克同志，是个特殊的人。我们曾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相逢，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期。我想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什么后果，你看……我同你必须请求得到他的宽恕。给我一支烟。悔过已经晚了。那是不能用任何悔悟来弥补的。这是我想对你说的第一点。现在我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它。马克思没有认清它的价值，它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便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二点。你听着，第三点。我们经受着劳改营、原始森林的考验，但我们的信念无比坚定。意志薄弱，自我保全，这不是力量。那里，在铁丝网的后面，自我保全命令人们改变一切，否则他们就将死亡，就将投入死亡营。共产党人们创造了一个偶像，他们戴上肩章，穿上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将达到黑色百人团的地步……可是在这里，在劳改营里，同样的求生本能却命令人们别改变一切，如果你不想自寻短见，那么就毫无变化地在劳改营里待上几十年……一个铜币的两面……”

“别再说了！”阿巴尔丘克叫喊道，把握紧的拳头举到马加尔的脸旁，“他们把你摧垮了！你挺不住了！你所说的一切，全是谎言，是呓语。”

“那才好呢，但我并不是在说胡话。我可是在重新呼唤你！就像二十年前呼唤过你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像革命者那样活着，还是死了好，这样活着更糟。”

“行啦，够啦！”

“原谅我。我明白，我好像一个为失去的美德而哭泣的老艺妓。可我要对你说：记住！亲爱的，原谅我……”

“原谅？我和你最好像这个死尸一样躺下，不必活到见面的时刻……”

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槛上，喃喃地说：

“我还会来看你的……我要扭转你的思想，如今我将是你的老师。”

翌日早晨，卫生员特留费列夫在劳改营院子里遇上阿巴尔丘克，他用爬犁拉着一桶捆上绳子的牛奶桶。在波利亚尔内这样严寒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真令人奇怪。

“你的朋友不用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半夜他上吊死了。”

乐意用新闻使人大吃一惊的卫生员，洋洋得意而又友善地望着阿巴尔丘克。

“他留下字条了吗？”阿巴尔丘克问，吸进一口冰冷的空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留下字条，他们会在他身上找到些什么。

“还有什么字条，不管他写了些什么，都进了刑事部门。”

这个夜晚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咬紧牙关，大睁着眼睛望着满是压扁的臭虫留下的那黑色污迹的墙。

他想起不让姓自己姓的儿子，呼唤着他：“现在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只有你一人是我的希望。你看，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扼杀我的智慧、我的意志，并且自己上吊死了。托利亚，托利亚，你一个人，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见到我没有，听到我没有？你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得知，在这个夜晚你父亲没有屈服，没有动摇？”

劳改营里的人都睡着了，在污浊窒闷的空气中，打着鼾，发出含混不清的嘟哝声，睡梦的尖叫声，咬牙的咯吱声，拖长的呻吟声和突然的喊叫声。

阿巴尔丘克突然在床上欠起身子，感到身旁似乎有个黑影在微微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