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劳改营犯人阿巴尔丘克烦闷大发作。这不是劳改营那种习以为常的、愁眉苦脸的烦闷，而是坐卧不安的烦闷，有如发疟疾，迫使人大声叫喊，从床上滚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太阳穴和头顶。

清晨，当囚犯们急急忙忙同时又极不乐意地准备去上工时，阿巴尔丘克的邻床、瓦斯班长、国内战争时期的骑兵旅长、长腿的涅乌莫利莫夫问：

“昨晚你那么晃动干什么？梦见婆娘了？甚至还放肆地大笑。”

“你就知道婆娘！”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还以为你在梦中哭了呢。”傻头傻脑的第二个邻居莫尼泽说，他曾是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我想把你叫醒来着。”

阿尔巴丘克在劳改营的第三个朋友阿布拉沙·鲁宾医士什么也没发现。当他们来到严寒的黑暗中时，他说：

“你知道吗，我今天梦见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仿佛他来到了我们的红色教授学院，笑眯眯的，生气勃勃，对恩奇曼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他的助手巴尔哈托夫因为抢劫而杀死了一家六口，当他在用雪松劈柴——锯下来的下脚料生炉子时，阿巴尔丘克把放在箱子里的工具重新放了放。他觉得，凉飕飕的锉刀和车刀那尖刃传递出他晚上体验到的感觉。

这一天同以往毫无区别。会计一早就派人送来经技术科批准的远处几个劳改营居民点的领料单。得把材料和工具挑出来，装箱，列一张随同发出的清单。有些不配套的，还需要开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托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也不干，强迫他干活是办不到的。他上库里来，关心的只是饮食问题。今天一早起他就忙着在手提饭盒里用土豆和圆白菜叶熬汤。一会儿哈尔科夫药学院的拉丁语教授、第一行政区的通信员就跑来找巴尔哈托夫，用颤抖发红的手指往桌子上倒出一点脏黄米。巴尔哈托夫因为一些什么事情从他那里捞取外快。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科，报表上有些数字对不上。财务科副科长朝他大声嚷嚷，威胁要给领导打报告。因为这通威吓，阿巴尔丘克变得十分烦闷。没有助手，他一个人无法胜任工作，但又不敢告发巴尔哈托夫。他疲惫不堪，但又怕失去仓库管理员的差使，只得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干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经头发花白，全身乏力。也许就为这件事，烦闷攫住了他，让他感觉生命已经埋进了西伯利亚的冰层底下。

当他从财务科回来，巴尔哈托夫把头枕在毡靴上睡着了，显然那毡靴是哪个刑事犯给他送来的。他脑袋旁放着空饭盒，脖颈上粘有进贡的黄米粒。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托夫有时从仓库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毡靴就是用仓库的物品交换的。当阿巴尔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锉刀时，便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紧缺的金属怎么就不害臊？”

巴尔哈托夫回答说：

“你这头虱子，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让你尝尝厉害！”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尔哈托夫，便弄出响声。他移动带锯，咳嗽，把锤子往地上摔。巴尔哈托夫醒了，用平静而不满的目光盯着他。

接着他小声说：

“昨天到的一列军用列车上有个伙计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区的还惨。犯人带着镣铐，剃光半个脑袋。没有姓名，号码缝在胸口上、膝盖上，背上还缝上块红布。”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说：

“应当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里，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来吵醒我。”

“对不起，巴尔哈托夫公民，我扰乱了您的宁静。”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托夫，但有时又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忿。

交班时，被煤灰弄得浑身漆黑的涅乌莫利莫夫走进仓库。

“哎，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有人参加吗？”

“已经开始了。每一小块煤都用作军需，这大伙全明白。今天给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捎去幅海报：我们用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口气说：

“你要知道，得写写劳改营的忧愁。一种忧愁使人感到压抑，第二种往人身上猛扑，第三种让人喘不过气，没法呼吸。可还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忧愁，既不使人感到压抑，也不让人喘不过气，也不往人身上猛扑，而是从心里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压力把深处的巨大动物撕碎一般。”

涅乌莫利莫夫忧郁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齿并没有闪闪发白。他长了满口坏牙，颜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尔哈托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说：

“你总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路，我甚至都让你吓得直哆嗦，突然间你已经站我边上了。”

没有一丝笑容的巴尔哈托夫关切地说：

“我去趟给养库，你不反对吧？”

他走了，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儿子。他可能上前线了。”

他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我想让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好党员。我想，同他相会时，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父亲的命运是偶然的，小事一桩。党的事业才是神圣的！合乎时代的最高规律！”

“他姓你的姓吗？”

“没有。”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认为，用我的姓将使他成长为一个小市民。”

前天夜里，他思念着柳德米拉，想见到她。他找到一些残缺不全的莫斯科报纸，说不定会突然读到“阿纳托利·阿巴尔丘克中尉”。于是他便会明白，儿子想姓父亲的姓。

他这辈子头一次有些可怜自己，他想象自己走到儿子跟前，停止了呼吸，于是他用手指着喉咙说：“我不能说话。”

托利亚会拥抱他，他会把头搁在儿子的胸前，哭泣起来，没有羞惭，只有痛苦，痛苦。他们就那么久久地站着，儿子比他高一头……

儿子经常思念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战友们，了解到父亲怎样为革命参加过许多战斗。托利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全白了，你的脖颈那么细瘦，有那么多的皱褶……这些年你一直奋斗着，你进行着一场伟大而孤独的斗争。”

侦讯时，给他吃了三天咸得要命的东西，不给水喝，打他。

他明白，问题并不在于逼他写出有关进行破坏活动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也不在于让他诬陷别人。主要是要让他怀疑他曾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确性。侦讯时，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帮匪徒的手里，只要他得以见到部门首长，土匪侦讯员们就将被捕。

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他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暴虐者。

他了解到军列的规矩和流放犯人的轮船船舱的规矩。他见到刑事犯打牌时输掉的不止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的生命。他见到可鄙的道德败坏和变节行为。他发现刑事犯们的“新大陆”——他们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见到“狗杂种”（干活的人）和“恶棍”（拒绝干活的实权派）之间可怕的血战。

当他说“他们不该关押人”时，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他自己是关错了的，而其余人都该被镇压，伸张正义的剑必须惩罚革命的敌人。他见到阿谀奉承、背信弃义、俯首听命、残酷无情……他称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遗毒，认为它们是那些失势的人、白匪军官、富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固有的。

他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利莫夫打算离开仓库，他突然说：

“哦，忘了，有个人在打听你。”

“他在哪儿？”

“乘昨天的军用列车来的，把他们分到了作业班。有个人向我问起你，我说：‘我正好认识，我同他凑巧在一个铺上睡了三年多。’他把名字告诉了我，可我给忘了。”

“他长得什么样？”阿巴尔丘克问。

“哦，你知道吗，长得极丑，鬓角上有道刀疤。”

“嘿！”阿巴尔丘克叫道，“难道是马加尔？”

“正是，正是。”

“这是我的一个老同志，我的老师，他介绍我入的党！他问什么了？说了些什么？”

“随意问问，你判了几年？我说判五年，结果是十年。我说，你现在开始咳嗽，将提前释放。”

阿巴尔丘克不听涅乌莫利莫夫絮叨，重复道：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段时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个很特别的人，你知道吗，很特别。他可以把一切都献给同志，冬天可以从自己身上脱下军大衣，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给同志。但能干，有学问。纯粹的无产阶级血统，刻赤半岛的渔民。”

他回头张望，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你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组织，帮助党，可阿布拉什卡·鲁宾却问：‘谁来当书记？’瞧，就让他来当。”

“可我投你的票，”涅乌莫利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到哪儿去找他，十辆汽车满载着人上劳改营居民点，大概他也在车上。”

“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咳，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起我了？”

涅乌莫利莫夫说：

“差点把上你这儿来的正事给忘了。请给我几张干净纸。瞧这记性。”

“写信？”

“不是。给谢苗·布琼尼的申请书。我要求上前线。”

“不会放你的。”

“谢苗记得我。”

“政治犯不让入伍。我们的矿工多出煤，战士们将为此说声谢谢，这才是你的命运。”

“我想参军。”

“这时候布琼尼也帮不了忙。我给斯大林都写过信。”

“他帮不了忙？开玩笑，他可是布琼尼！也许你舍不得给纸吧？我最好不求你，可是劳改营文化教育部门是不会给我纸的。我自己的那份配给额又用完了。”

“行啦，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找到一些不需报销的纸。在文化教育部门，给纸都是上账的，日后得讲明这些纸的用处。

晚上，棚屋里仍是往常的生活。

老近卫重骑兵团军官通古索夫眨巴着眼睛，在讲述他那没完没了的浪漫故事。刑事犯专心听着，不时轻轻地搔搔痒，摇头晃脑以表赞许。

通古索夫编造着他那杂乱无章、别出心裁的故事，在里面加上许多熟悉的芭蕾舞演员、著名的劳伦斯、三个火枪手的生平事迹和儒勒·凡尔纳关于鹦鹉螺号的航行。

“打住，打住。”一个听众说，“她怎么又穿过了波斯边界，你昨天不是说，密探把她毒死了吗？”

通古索夫沉默了一会儿，温和地望着叫喊者，然后机敏地说：

“纳蒂的情况只是看似没有希望了，但藏医往她半张着的嘴里灌了几滴名贵的汁液，那是从蓝色的高山草本植物里提炼出来的。由于他的努力，她起死回生了。清晨她的健康已经恢复，不用别人搀扶便可以在屋子里走动。她的体力又恢复了。”

他的解释令听众很满意。

“明白了……接着吹吧。”他们说。

在叫作集体农庄地段的角落里，人们正在哈哈大笑着听老傻子、当过德国人工长的加修钦科拖长声调唱风流的坊间小调。

接下去的句子更使听众们笑得不亦乐乎。患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兼作家，一个善良、聪明、畏怯的人，慢慢嚼着妻子前天寄来的白面包干。面包干的味道和酥脆的响声，显然使他记起了过去的生活，他眼睛里噙着泪花。

涅乌莫利莫夫同一个出于卑鄙动机而杀人的坦克手发生了争执。坦克手为了取悦听众，正在嘲笑过去的骑兵。涅乌莫利莫夫气得脸色煞白，对他大声嚷嚷：

“你知道我们用自己的马刀在1920年做了什么吗？”

“知道，宰偷来的母鸡。一辆克伏坦克就能把你们的第一骑兵师打得人仰马翻。您别拿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相提并论。”

年轻的小偷科利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沙·鲁宾，劝他用皮鞋换他那双掉了后跟的破便鞋。

鲁宾觉得倒霉，神经质地打着哈欠，朝邻床张望，想寻求支援。

“你瞧瞧，吝啬鬼，”像头机灵的淡眼珠野公猫的科利卡说，“你瞧瞧，僵尸，你把我最后几根神经都挑起来了。”

科利卡接着说：

“为什么你不签字免除我的工作？”

“你身体健康，我无权这么做。”

“你签不签？”

“亲爱的，我向你发誓，我非常乐意，可我不能。”

“你签不签？”

“唉，请你明白。难道你以为，要是我能签的话……”

“行啊，就这样。”

“等等，等等，请搞明白我的意思。”

俄罗斯化的瑞典人施泰丁（有人说他是真正的间谍），正于文化教育部门在他的硬纸板上作画，突然把目光从画上移开，瞥一眼科利卡和鲁宾，摇摇头，重新关注起他的画来。画题名为“原始森林——母亲”。施泰丁不怕刑事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招惹他。

科利卡走开后，施泰丁对鲁宾说：

“你的态度极不明智，阿布拉沙·叶菲莫维奇。”

不怕刑事犯的还有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进劳改营之前他曾是远东的一名航空机械师，在太平洋舰队获得过重量级拳击冠军。刑事犯都尊敬科纳舍维奇，但他从不为那些受小偷们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床铺之间的狭窄通道里走着，烦闷重新袭扰着他。远处百米长的棚屋的尽头浸在马合烟的烟雾中，每次都使阿巴尔丘克觉得，当他走到棚屋的那头，仿佛将见到新东西，但一切依然如故：囚犯们在洗脸木槽下洗包脚布的外部，靠在灰泥墙上的拖把，油漆水桶，床铺上露出刨花的褥垫，闲聊时那平和的嘈杂声，囚犯们相同颜色的枯瘦的脸庞。

大部分等待着夜间终止号的囚犯，坐在床上，聊着汤、女人、切面包师傅的不老实行为、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检察院的申诉书的命运、落煤运煤的新定额、今天的严寒和明天的寒流。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只言片语的闲聊，觉得成千上万名犯人在羁押站、在军列、在劳改营的牢房里进行的是千篇一律、没完没了、持续许多年的交谈，年轻人聊的是女人，老年人聊的是食品。尤其令人不快的是，老人们贪婪地谈起了女人，而年轻小伙子们谈起了可口的没有限额的食品。

经过加修钦科坐着的床铺旁，阿巴尔丘克加快了脚步，这个儿孙成群，都管他妻子叫“妈妈”和“奶奶”的老人，竟会有如此可怕的变化。

很快就将响终止号，到时往床上一躺，用棉衣把脑袋一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往门那边瞧了一眼。马加尔将要上这儿来，他要说服领班，把他们俩安排在一个铺上，晚上他们两个共产党员，老师和学生，将坦率真诚地交谈。

在一张安置牢房头头们的床上，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牢房领班扎罗科夫和巴尔哈托夫正在举行聚餐。替他们跑腿的是佩列克列斯特的走狗——编制生产计划的热利亚博夫。他在床头柜上铺上毛巾，摆上腌猪油、鲱鱼、蜜糖饼干，这些都是佩列克列斯特从在他队里干活的人们那里捞来的外快。

阿巴尔丘克从头头们的床铺旁走过，觉得心脏仿佛完全停止了跳动，似乎他们突然会把他叫住，邀请他入席。真想吃点好吃的东西。巴尔哈托夫这个下流胚！要知道他在仓库里做了他想做的一切，阿巴尔丘克可是知道，他偷走了钉子和三把锉刀，不过阿巴尔丘克并没有在值班时吭过一声……他也许会打招呼：“喂，管理员，跟我们一起来坐会儿吧。”阿巴尔丘克一面鄙视自己，一面感到激动不已。令他激动的不止是想吃点东西的愿望，而是一种别的感觉，一种能在强者的圈子里待一会儿，同那个使整个劳改营战战兢兢的佩列克列斯特随便聊会天的庸俗下流的感觉。

阿巴尔丘克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同时觉得巴尔哈托夫也是行尸走肉。他们并没有叫他，叫的是涅乌莫利莫夫。这位骑兵旅长、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正露出一排褐色的牙齿，微笑着往他们的床铺那边走来。这个满脸笑容，来到小偷桌子跟前的人，二十年前曾率领骑兵团投入战斗，去获取和平的公社……

为什么他今天要对涅乌莫利莫夫讲托利亚，讲自己的道路？

但他参加战斗是为了公社，而自己离开库兹巴斯建设工地的办公室却是去向斯大林汇报。当他低垂眼睛，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从铺着肮脏绣花毛巾的床头柜旁走过时，他还在激动不已，不知他们会不会把他叫住。

阿巴尔丘克来到莫尼泽床边，正在补袜子的莫尼泽说：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记住，俄国佬，我要用拳头揍你脑袋。我只要值班时一报告，就会有人感谢我的。因为你是最后一名叛徒。’”

阿布拉沙·鲁宾坐在邻床说：

“这还不算最糟。”

“对，对，”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当他们邀请旅长时，他多高兴。”

“可你因为他们没邀请你伤心啦？”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愤懑至极，这种愤懑同因为受到公正的指责和猜疑所产生的痛苦是一样的，他说：

“还是摸摸自己的内心吧，别忙着往我的心里钻。”

鲁宾像公鸡那样半闭着眼睛说：

“我？我甚至都不敢伤心。我是最低档次的人，谁都敢碰我。听到我与科利卡的谈话了吗？”

“不完全是，不完全是。”阿巴尔丘克不耐烦地挥了下手，站起身，重新穿过床铺，往床头柜方向走去，那些漫无边际、没完没了的闲聊又传到他的耳边。

“无论平时还是节日都是红甜菜汤加猪肉。”

“她有乳房，你别不信。”

“可我简单，羊肉稀粥，我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凉拌菜，公民们……”

他又转身回到莫尼泽床边，坐下，留心听他们的谈话。

鲁宾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作曲家’，可他这指的是告密者，那是专给刑事部门和侦缉人员写告密信的。”

莫尼泽继续补袜子，同时说：

“去他的吧，告密是最不光彩的事情！”

“怎么会告密？”阿巴尔丘克说，“你是个共产党员。”

“同你一样，过去是。”莫尼泽回答说。

“我不是过去的共产党员，你也不是。”阿巴尔丘克说。

鲁宾又用猜疑惹怒了阿巴尔丘克，这种猜疑比不公正的指责更令人感到受了侮辱，更让人心情沉重。他说：

“问题并不在是否是共产党员。一天三顿玉米泔水令人腻烦，这种汤我看都不想看，但谁都喝，没人说个‘不’字，谁也不愿晚上给人做手脚，就像奥尔洛夫那样早晨在厕所里被发现，给人推进了下水孔里。你听到我同科利卡·乌加罗夫的谈话了吗？”

“头朝地，脚冲天！”莫尼泽说着便笑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你怎么，你以为支配我的是动物本能？”阿巴尔丘克问，他有一种想揍鲁宾的歇斯底里的冲动。

他突然离开坐的地方，在棚屋里走起来。

当然，玉米稀糊是令人讨厌的。多少天来他一直在猜测十月革命节那天吃什么：辣汁菜丁，舰队上的那种通心粉，露酒？

当然，许多事情都取决于侦缉人员，当个澡堂管理员、切面包师傅，这样一条通往生活之巅的道路神秘莫测、烟雾弥漫。要知道他是可以在化验室工作的——白大褂，编外的管理员，不再受刑事犯们支配。他也可以在计划科工作，管理矿井……但鲁宾太不仗义。鲁宾想贬低他。鲁宾动摇人的力量，专在人身上寻找从潜意识中偷偷出现的东西。鲁宾是破坏分子。

阿巴尔丘克这一生对机会主义者毫不妥协，他憎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念，在于司法和法律。他怀疑妻子，便同她断绝了关系。他不相信她会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不屈的战士，他不许儿子用自己的名字。他痛斥那些不坚定分子，鄙视爱发牢骚和意志薄弱、缺乏信心的人。他曾把那些在库兹巴斯怀念莫斯科家庭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交法庭审判。他把四十名在社会上有欺骗行为、从建设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定了罪。他宣布与小市民父亲脱离关系。

做个毫不动摇的人是幸福的。作出判决时，他坚信自己的内心力量，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纯洁。这就是他的乐趣，他的信念。他从不回避党的各种动员。他自愿放弃1934年前的党员最高月薪。在他的忘我精神中有他的自我肯定。他穿着自己一成不变的军便服和靴子去上班，去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剧院，在党送他去治病的雅尔塔堤岸街散步。他想与斯大林相似。

失去审判的权力，他便失去了自我。鲁宾察觉到了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暗示悄悄潜入那个劳改营囚犯灵魂里的软弱、怯懦和可悲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托夫把仓库里的金属提供给罪犯，可我们的罗伯斯庇尔却沉默不语。鸡雏同样想活命啊。”

阿巴尔丘克想指责某个人时，他感到自己也是被告，便开始动摇，绝望困扰着他，他失去了自我。

阿巴尔丘克停在一个床铺旁，老伯爵多尔戈鲁基正在那里同经济学院的青年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显得十分傲慢，当牢房里进来哪位首长时，他拒绝起立。他公开说明自己的非苏维埃观点。令他自豪的是，他与那帮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的论文，并且让大学生们传阅，不知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读者告发了他。

多尔戈鲁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前，他长期寄居巴黎，苦苦思念着祖国。回到祖国一周后他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祈祷，同教徒们交朋友，写带有神秘主义内容的诗篇。

现在他正在给斯捷潘诺夫吟诗。

阿巴尔丘克把肩膀靠在钉在一层和二层床铺之间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朗读。多尔戈鲁基半闭着眼睛，用冻裂口子的、颤抖的双唇吟着。他那不大的声音也颤抖着，像冻裂口子似的咔吧咔吧地响着：

是我自己选择了出生的时刻，

年代，地点，朝代和人民，

为的是去经受所有的苦难，

经受良心和水与火的洗礼。

我被投入黑魃魃的陷阱，

坠落到无尽的深渊，

在脓血与恶臭中，依旧，

对启示录式的野兽深信！

我信最高权力的无比正确，

它给古老的大自然解除了锁链，

从被烧焦的俄罗斯深处。

我说：你如此审判是公正的！

就该把生命的整个厚层，

锤炼得如金刚石那般坚韧。

倘若冶炉中缺少劈柴，

上帝啊，瞧，还有我的肉体！

朗读完，他依然半闭着眼睛坐着，嘴唇依然无声地颤动着。

“胡诌！”斯捷潘诺夫说，“颓废派。”

多尔戈鲁基用没有血色的苍白的手指指着自己的周围。

“你们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把俄罗斯人领到了何处。你们记得恰达耶夫在自己第三封哲学书信中写了些什么吗？”

斯捷潘诺夫用教训的口吻说：

“您那神秘主义的蒙昧，同这个劳改营的组织者一样令我厌恶。无论是您还是他们，都忘了俄罗斯第三条最必然的道路——民主自由之路。”

阿巴尔丘克已经不止一次同斯捷潘诺夫发生争论，但此刻他不想干扰他们的谈话，不想给斯捷潘诺夫扣上敌人和国内侨民的帽子。他走到浸礼派教徒正在祈祷的角落里，听了一会儿他们含糊不清的嘟哝声。

这时传来领班扎罗科夫刺耳的声音：

“起立！”

所有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牢房里有首长光临。阿巴尔丘克斜着眼睛，看到双手贴着裤缝站着的精疲力竭的多尔戈鲁基那苍白的长脸。他的嘴唇颤动着，大概还在重复自己的诗篇。斯捷潘诺夫坐在边上，同往常一样，出于无政府主义的动机，他不服从明明白白的内部规章。

“搜查，要搜查。”囚犯们喃喃地说。

但没有进行搜查。两个戴红道蓝底大檐帽的年轻卫兵穿过床铺，四下打量囚犯们。

他们中有人走到斯捷潘诺夫边上说：

“坐着吧，教授，既然你怕着凉。”

斯捷潘诺夫扭过自己长着翘鼻子的大宽脸，用鹦鹉般的大嗓门回答刚才那套做作的漂亮话：

“首长公民，请对我称‘您’，我是个政治犯。”

晚上，棚屋里发生了非常事件，鲁宾被杀害了。

凶手在鲁宾熟睡时用一根大钉子顶着他的耳朵，然后猛一击把钉子砸进了他的大脑。五个人，其中包括阿巴尔丘克，他们被召到侦缉人员那里。看来，刑事部门感兴趣的是钉子的来源。这样的钉子前不久才入库，生产部门还没有填写过钉子的请领单。

洗脸时，巴尔哈托夫同阿巴尔丘克并排站在木槽边上。巴尔哈托夫把自己湿漉漉的脸扭向他，抹掉嘴上的水滴，轻声说：

“记住，要是你向刑事部门告密，我无所谓。可今晚我就把你打死，这样全劳改营都将震动。”

他用毛巾擦干脸，用自己平静的、洗净的眼睛瞥视阿巴尔丘克的眼睛，在他的目光里探寻到自己想弄清的东西，然后握了握阿巴尔丘克的手。

阿巴尔丘克在食堂把自己的那盆玉米稀汤给了涅乌莫利莫夫。

涅乌莫利莫夫颤抖着嘴唇说：

“瞧，这头野兽，把我们的阿布拉沙给杀了！什么人哪！”他把阿巴尔丘克的稀汤移到自己跟前。

阿巴尔丘克默默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

人群从食堂出来时让开了道，佩列克列斯特走进食堂。跨过门槛时，他弯下腰，劳改营的顶棚没有考虑到他的身高。

“今天我过生日。大伙去尽情高兴一番。伏特加管够。”

真可怕！几十个人听到了晚间的迫害，看见了走到鲁宾床前的人。

坐起来，用警报集合全棚屋的人有什么难的？上百个身强力壮的人团结一致就能在两分钟内制服凶手，拯救同志。但谁也没有抬起头，没有叫喊。一个人就像绵羊一般被杀害了。人们躺着，假装睡着了，把棉衣拉过来盖住脑袋，极力不咳嗽，不去听死者在失去知觉时如何拼命挣扎。

多么可鄙的行为，多么绵羊般的驯顺！

但是，要知道他也没有睡着，要知道他也沉默来着，也用棉衣蒙住了脑袋。但他十分明白，俯首听命不是因为不屑理睬，而是出于经验，出于对劳改营规矩的了解。

即使他们晚上起来，把凶手制服，带刀子的还是强过没刀子的人。棚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可刀子永远是刀子。

阿巴尔丘克思考着即将面临的审问，侦缉人员要的是证词。今晚他不能在棚屋里睡，他不能到外屋洗脸，不能把背放到易受攻击的位置，不能到矿井的纵面去行走，不能上棚屋的厕所，那些地方都突然会有人猛扑过来，把布袋套在人的脑袋上。

是的，是的，他晚上见到一个人朝熟睡的鲁宾那边走去。他听到鲁宾怎样发出呼哧的响声，临死前手脚怎样踢打着床铺。

侦缉员米沙宁大尉把阿巴尔丘克叫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说：

“坐下，犯人。”

他开始提出头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能从政治犯那里得到迅速准确的回答。

接着他朝阿巴尔丘克抬起疲惫的眼睛，他早就明白，经验丰富的囚犯害怕棚屋里不可避免的惩罚，永远不会说出钉子是如何落入凶手之手的。他盯了阿巴尔丘克好一阵儿。

阿巴尔丘克同样盯着他，端详着大尉年轻的脸庞，端详着他的头发、眉毛和他鼻子上的雀斑，心想，大尉比他的儿子大不了两三岁。

大尉提出了那个之所以把囚犯召来的问题，在阿巴尔丘克之前已经有三个受审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阿巴尔丘克沉默了一阵儿。

“您怎么啦，聋啦？”

阿巴尔丘克继续不吭声。

他多么希望侦缉员哪怕不能坦诚相见，但只要采取规定的侦讯方式说：“听着，阿巴尔丘克同志，要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员。今天你在劳改营，明天我们就将在一个组织里交党费。请帮帮我，就像同志帮同志，党员帮党员。”

可是米沙宁大尉却说：

“您怎么啦，睡着了，那么现在我就把您叫醒吧。”

但阿巴尔丘克并不需要叫醒。

他嘶哑地说：

“钉子是巴尔哈托夫从仓库偷走的。此外他还从库里拿走了三把锉刀。我认为，杀人是尼古拉·乌加罗夫干的。我知道，巴尔哈托夫把钉子转交给了他，乌加罗夫已经几次威胁要杀死鲁宾。昨天他又起誓，如果鲁宾不准他因病免除工作的话……”

他接过递给他的烟卷说：

“我认为向您报告这些情况是自己党员的职责，侦缉员同志。鲁宾同志也是个老党员。”

米沙宁大尉让他对上火，开始默默地迅速写起来。然后他用柔和的声音说：

“您必须明白，犯人，您不应当谈什么党员的资格。您被禁止用同志的称呼。我对您是首长公民。”

“请原谅，首长公民。”阿巴尔丘克说。

米沙宁对他说：

“当我没有结束初步调查之前，您在这里还将待几天。然后您知道的，可以把您转移到另一个劳改营去。”

“不，我不怕，首长公民。”阿巴尔丘克说。

他来到仓库，知道巴尔哈托夫不会问他什么。巴尔哈托夫将一个劲儿地盯着他，注视他的一举一动，留意他的眼神和不时的咳嗽，逼他说出实话。

他感到幸福，他战胜了自己。

他重新获得了审判权。想起鲁宾，阿巴尔丘克懊悔自己没能对他说出昨天想到的有关他的坏印象。

三天过去了，马加尔并没有出现。阿巴尔丘克在矿井管理处打听过他，所有阿巴尔丘克熟悉的文书都没能在花名册里找到马加尔的名字。

晚上，当阿巴尔丘克明白，命运已经把他们分开时，棚屋里来了满身雪花的卫生员特留费列夫。他一边抖掉睫毛上的小冰花，一边对阿巴尔丘克说：

“听着，我们卫生所进了一个囚犯，他请您到他那里去一趟。”

特留费列夫补充说：

“让我最好现在就领你去。你跟领班请个假，否则你知道，我们犯人没有什么觉悟，他转眼就会把自己连头蒙上的，他想寻短见时，你劝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