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近坟丘，读着胶合板上自己儿子的名字和他的军衔。

她清楚地感到，她头巾底下的头发开始颤动，谁的冰凉的手指在慢慢地抚摸它们。

旁边、右面和左面，直至栅栏边是一大片这样灰秃秃的坟头，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根从坟丘土中拱出的细直的木杆。细杆顶端有块写着人名的胶合板。胶合板多极了，它们千篇一律，密密麻麻，让人记起那一行行在田野上抽苗的庄稼……

她终于找到了托利亚。多少次，她拼命猜测，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她的孩子靠在战壕的墙上会不会打盹，他是否在行军，是否一手拿缸子一手拿糖块在一口一口地喝茶，他是否在炮火下顺着田野奔跑……她想紧靠着他，他需要她，她要往缸子里给他倒茶，要对他说“再吃点面包吧”。她要替他脱鞋，洗净他磨破的脚，要把围巾围在他脖子上……但每次他都消失不见，她无法找到他。如今她找到了托利亚，但他已经不再需要她。

远处可见革命前带十字架的花岗石坟墓。墓碑耸立着，有如一群谁也不需要、对所有人都无动于衷的老人。有的往一边倒塌，有的软弱无力地靠在树干上。

天空仿佛变成了真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抽走了空气。头顶是一片充满干燥尘埃的旷宇。从天空中抽走空气的那无声无息、威力强大的抽气机一直工作着，工作着。对柳德米拉来说，不仅天空不复存在，信心和希望也不复存在。在没有空气的巨大旷宇中只剩下一座冻成一团的灰土包。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母亲、娜佳、维克托的眼睛、战报，都已不复存在。

有生命的变成无生命的，整个世界上活着的只有托利亚，但四周多么寂静。他是否已经知道，她来了……

柳德米拉跪下，轻轻地，免得惊扰儿子，她扶正写有他名字的木牌。每当她送他去上学，理一理他上衣领子时，他总是不高兴。

“我来了，可你大约在想，怎么妈妈不来啊……”

她小声说着，害怕被墓地栅栏后面的人听见。

卡车在公路上疾驰，低空的雪卷扬升腾，沿着柏油路盘旋飞舞……提着牛奶桶卖牛奶的女人走着，扛着布袋的人们走着，把军靴踩得咯吱直响，穿着棉衣、戴着士兵棉帽的中学生们跑着。

但这似乎充满生机的白天，在她看来恰似模糊不清的梦境。

多么寂静。

她与儿子说着话，回忆着他以往生活的种种细节，这些只存在于她意识中的回忆使整个空间都充满了孩子的声音、泪水、带插图书本的簌簌声、小匙敲击白色盘子边缘的当当声、自制收音机的嗡嗡声、滑雪板的吱吱声、船桨在郊外池塘上的咿呀声、糖果纸的沙沙声，还有孩子的脸蛋、肩膀、胸膛那模糊的轮廓。

他的眼泪和伤心事，他好的与坏的举动，被她的绝望所唤起，显得清晰突出，触手可及。

攫住她的不是对逝者的回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躁动不安。

干吗要在这么糟的灯光下成宿读书，这是怎么回事，年纪轻轻就戴上了眼镜……

瞧他穿着单薄的粗平纹布衬衣光脚躺着，怎么能不给他一床被子，要知道大地完全冰封，夜晚总是严寒。

突然柳德米拉涌出鼻血。头巾变得沉甸甸的，完全湿透。她头晕目眩，一瞬间仿佛失去了知觉。她眯起眼睛，当她睁开眼时，被她的痛苦所唤起的那个世界业已消失，只有被风卷起的灰蒙蒙的尘埃在坟丘上空盘旋，一会儿坟丘开始升起烟雾。

涌出冰面，把托利亚从黑暗中推出的活水流淌着消失了，那个曾在一瞬间砸碎镣铐、企图成为现实的世界，那个由母亲的绝望所创造的世界，重新冰消瓦解。她的绝望，像上帝那样，把中尉从坟墓中托起，用无数颗新星把旷宇填满。

在这回忆的时刻，只有他一人活在世上，因为他，所有其他东西才在眼前闪现。

但母亲那巨大的力量，无法留住强大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让没有生气的托利亚管辖。

她把头巾移到眼前，眼睛是干涩的，而头巾却因鲜血而湿润。她感到，她脸上沾满黏糊糊的血。她弓着背，安顺地坐着，身不由己地对意识到托利亚的离去作出了第一个小小的反应。

在医院里，人们对她的平静和提出的问题无不感到惊讶。他们并不理解，她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托利亚已经不在活着的人们中间。她对儿子的感情，是那么强烈，使一切得以发生的力量，都对她那种认为他依然活着的感觉无能为力。

她已经失去理智，但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她终于找到了托利亚。有如母猫找到了自己死去的小猫，舔着它，为它感到高兴。

她的心灵还将经受长期的痛苦，直至几年，甚至几十年，石块复石块，慢慢地她也将为自己建起一座坟茔，在自己身上产生永恒的失落感，她才会在使一切得以发生的力量面前屈服顺从。

劳动营的战士结束工作离去了。太阳也打算落山，坟堆上胶合板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四周只剩下柳德米拉孤单的身影。

她想，得把托利亚的死讯通知亲人们，通知在劳改营的他的父亲。一定得通知他的父亲，通知他的亲生父亲。手术前托利亚想到了什么？怎么喂他吃东西、使小匙？他是否侧身或仰面哪怕稍微睡了一会儿？他喜欢喝柠檬水还是糖水？他现在是怎么躺着的，给他理发了吗？

也许，由于无法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四周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黑暗。

她将经受无限期痛苦的想法突然向她袭来，维克托将死去，她女儿的儿孙们将死去，而她将一直感到痛苦。

当忧愁的感觉变得如此无法忍受，使她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了时，现实世界和活在柳德米拉心中的世界间的界限重新消失，永恒在她的爱面前退却。

她想，为什么要把托利亚的死讯告诉他的亲生父亲，告诉维克托和所有亲人，要知道也许有些事情还不明朗。最好再等等，也许一切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她悄悄对自己说：

“你对谁都别说，一切将好起来。”

柳德米拉用大衣下摆遮住托利亚的脚，她摘下头巾盖住儿子的肩。

“天哪，不能这样，为什么不给床被子，哪怕把脚盖上也好啊。”

她处于昏迷状态，在昏迷中继续与儿子说着话，责备他信写得那么简短。她醒来，理一理他身上被风掀开的头巾。

多好呀，他们俩在一起，没有谁来打扰他们。谁也不爱他，大家都说，他长得不帅，他的厚嘴唇老噘着，他行为古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谁也不爱她，所有亲属在她身上看到的只是缺点……我不幸的孩子，羞怯的、笨拙的、善良的儿子……只有他一人爱她，如今，在夜晚，在墓地，他一人同她在一起，他永远不会丢下她不管，当她成为一个谁也不需要的老太婆时，他还爱着她……他对生活是多么的不适应，他从来不会提什么要求，他腼腆，令人好笑。女教师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大伙取笑的对象，大伙戏弄他，使他忍无可忍，于是他哭了，像个小孩子。托利亚，托利亚，别把我一个人抛下。

后来天亮了，通红冰冷的反光在伏尔加河左岸的草原上空明亮起来。一辆卡车怒吼着驶过公路。

神志不清的感觉消失了，她坐在儿子的坟丘旁。托利亚的身子埋在土里，他不在了。

看见自己肮脏的手指和乱扔在地上的头巾，她双腿麻木。她感到她的脸弄脏了，嗓子眼儿发痒。

她对一切都很冷漠。要是现在有谁告诉她，战争结束了，或是她女儿去世了，她都无所谓。要是现在她身旁有杯热牛奶和一片温热的面包，她都不会动弹一下，不会伸出手去。她坐着，没有惊慌，没有思想。一切都无关紧要，什么都不需要。只有一种漠然的痛苦揪着她的心，压迫着她的太阳穴。医院里的人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说着关于托利亚的什么事情，她看到的只是他们那大张着的嘴，但听不见他们说的话。地上扔着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封她在医院收到的信，她不想捡起它，不想掸去信上的灰尘。她不再想，两岁的托利亚如何笨拙地摇摇晃晃地走着，耐心而固执地追赶跳来跳去的螽斯。她不再想，她没问问护士，他早晨动手术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是怎么躺着的，是侧身，还是仰着身子。她见到了白昼的光亮，她无处可逃。

她突然记起，托利亚满三岁那天，晚上大伙喝茶，吃甜馅饼，他问：“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她见到树枝，见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光滑的墓碑和写有儿子名字的胶合板，“沙波什”几个字母写得很粗大，可紧挨着的“尼科夫”却是几个小字母。她不再想，没有希望了。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把信捡起来，用冻僵的双手抖掉大衣上的土块，把它掸干净。她擦干净便鞋，把头巾抖了好久，直到它不再有灰白的脏点。她系上头巾，用头巾边儿擦掉眉毛上的灰尘，擦干净嘴唇和下巴上的血迹。她不紧不慢朝大门方向走去，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