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波什尼科娃来到古比雪夫后，住在德国老太婆珍妮·亨利霍夫娜·亨利松家里。珍妮很久以前曾在她家当过家庭女教师。

叶尼娅从斯大林格勒来到这里，同德国老太婆住在这间寂静的小房子里，心中不免有一丝陌生。老太婆见到当年扎两条辫子的小女孩成了中年妇女，也感到惊奇不已。

这里原是一个商人的一套宽大的宅邸，珍妮住的这个光线很暗的小房间早先是仆人在住，现在这套宅邸变成了地道的公寓，每个房间都住着一家人。他们用屏风、布帘、壁毯、沙发靠背把房间隔开，有的地方用来睡觉、吃饭和接待客人，有的地方供护士给瘫痪的老头儿打针。

一到晚上，公用厨房里就响起住户们嗡嗡的交谈声。

煤油炉闪着黑烟的红火苗，叶尼娅对这间拱顶被熏黑的厨房颇为中意。扯得横七竖八的绳子上晾着衣服，穿着长罩衫、棉袄和军便服的住户们在晾干的衣服之间喧闹着，切菜刀闪闪发光。妇女们俯身在热气腾腾的洗衣盆上洗衣服。宽大的壁炉从未生过火，壁炉镶着瓷砖的侧面闪烁着寒冷的白光，犹如积雪覆盖的旧地质世纪熄灭的火山的山坡。

这套房子里住着一个上了前线的装卸工的家属，一个妇科医生，某保密工厂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单身母亲——某内部供应商店的会计，有在前线牺牲的理发师的爱人，还有邮政总局的一位军事代表，而最大的房间里住着一家门诊部的主任。

在这套宽敞得如处城市的住宅里，甚至有自己本住宅的疯子——一个安静的小老头儿，长着一双漂亮而和善的小狗似的眼睛。

人们虽然住得相当拥挤，却很少往来，不大和睦，有时闹点别扭，不久又言归于好，彼此隐瞒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又大声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向邻居和盘托出。

叶尼娅想画的不是这里的物品，不是这些住户，而是这些物品和住户在她心中唤起的某种情绪。

这种情绪是复杂的，难以言状的，恐怕大画家也无法将它表现出来。由这间阴暗的厨房、这里的贫穷、流言蜚语、鸡毛蒜皮联想到人民和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厨房里的铁锅、土豆皮联想到数量惊人的军事钢铁，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表达这种情绪会有损主旨，歪曲表象，会将现状变成一些支离破碎的形象和毫无意义的外部联系。

珍妮老太太是个胆小怕事、温和而又热情的人。她穿一件带白领的黑色连衣裙，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她的面颊却总是红扑扑的。

她头脑中还保留着对叶尼娅姐妹儿童时代的记忆。她记得柳德米拉上一年级时如何淘气，幼小的玛鲁夏说的话如何可笑，还记得两岁的米佳穿着围裙走进餐厅，拍着手喊道：“开饭了，开饭了！”

现在珍妮每天到一个牙科女医生家里当用人，照料女主人生病的母亲。她的女主人有时根据市卫生局的安排到区里巡诊五六天，于是珍妮就在她家里留宿，以便帮助不久前因中风而行动不便的老太婆。

珍妮对自己的私有财物满不在乎，她经常向叶尼娅表示歉意，请求允许她打开通气小窗，为的是让她那只老花猫活动方便。她的主要心思都用在那只老花猫身上，生怕邻居们欺负它。

同一住宅的一位邻居——工程师兼车间主任德拉金，常常带着恶毒的嘲笑打量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打量她那少女般苗条的虚弱身段和她那副系在黑色线绳上的夹鼻眼镜。他常常以贫民的心理揣度别人，每当老太太回忆往事，带着甜蜜的痴笑讲述她在革命前领着自己抚养的孩子乘坐豪华马车兜风，陪伴女主人前往威尼斯、巴黎、维也纳时，他便开始愤愤不平。她抚养大的“小不点儿”不少人参加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白匪军，被红军战士打死了。不过老太婆最感兴趣的是回忆猩红热、白喉和小孩易患的结肠炎。

叶尼娅有时对德拉金说：

“我从未遇见过这么和善、这么温顺的人。请您相信，她是这套住宅里最善良的人。”

德拉金以男人的直率厚颜无耻地凝视着叶尼娅的眼睛，答道：

“唱吧，小燕子，唱吧。您为了住房卖身投靠了德国人，沙波什尼科娃同志。”

珍妮似乎不喜欢身体健康的孩子。她时常向叶尼娅谈起自己抚养的一个虚弱多病的孩子，这孩子的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厂主，是犹太人。她至今还珍藏着这孩子画的画和一些练习本，每当她讲到这个文静的孩子临死前的情景时，都禁不住流泪。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当家庭女教师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她还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和绰号。她得知玛鲁夏死去的消息，竟伤心地哭起来。她的字歪歪扭扭的，她一直在给住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写信，但她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完。

她管狗鱼鱼子酱叫“卡维阿”，并且对叶尼娅说，在革命前，她带的孩子每天早餐要喝一碗浓鸡汁，吃一片鹿肉。

她把自己那份口粮都喂了心爱的花猫，总是把这猫唤成“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孩子”。老猫也非常爱她，它虽然生性粗鲁、阴郁，但一看见老太婆便心花怒放，变得温和而愉快。

德拉金老是追问她对希特勒持什么态度：“恐怕是拥护他吧？”但狡猾的老太婆却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称元首是杀人魔王。

老太婆是个完全不居家的人，既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她每次去商店买一包火柴，售货员必定会在仓促之余，从她的购货卡片上划掉一份按月供应的食用糖或肉食。

当今的孩子们完全不像她当年带的那些孩子，她管那时叫“和平年代”。现在一切都变了，甚至儿童游戏也与过去不同了。“和平年代”的小女孩喜欢玩掷环游戏，用带线绳的漆木棍抛掷橡皮圈，玩的是装在白网兜里的彩色软球。现在的小女孩却喜欢打排球，喜欢划臂游泳，冬天穿着滑雪裤打冰球，高声喊叫，吹口哨。她们对抚养费、堕胎、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劳动卡片，以及那些从前线给他人的妻子带来脂油和罐头的上尉和中校们，了解得比珍妮还清楚。

叶尼娅喜欢听这位年迈的德国女人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回忆她的父亲和哥哥德米特里。珍妮对德米特里记得特别清楚，她在叶尼娅家里的时候，德米特里得过百日咳和白喉。

有一次，珍妮对她说：

“我时常想起1917年我的最后几位主人。有一位老爷是财政部长的同事，他经常在餐厅里踱来踱去，生气地说：‘全完了，庄园烧了，工厂停工了，货币不顶用了，保险柜被撬了。’就像现在你们家一样，好好的一个家庭弄得七零八散。老爷、太太和小姐去了瑞典，我带的那个孩子到科尔尼洛夫将军那里当了志愿兵，太太哭着说：‘这些天我们都在道别，末日来临了。’”

叶尼娅听了苦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一天晚上，地段民警来了，交给珍妮一张传票。这个年迈的德国女人戴上那顶带一朵小白花的帽子，请求叶尼娅喂她的老花猫，说她要到警察局去一趟，再从那里去牙科医生的老妈妈那儿去干活。她答应过一天就回来。等到叶尼娅下班回来，发现房间空空荡荡的，邻居们对她说，珍妮被警察局抓走了。

叶尼娅前去打听她的下落。在警察局里，有人告诉她，老太婆同一列车德国人一起被送往北方去了。

过了一天，地段警察和房屋管理员又来了，拿走了一个被查封的提篮，提篮里装满了破烂衣服，还有一些泛黄的老照片和旧信件。

叶尼娅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打听，问如何给老太婆送一条厚头巾。在窗口值班的人问叶尼娅：

“您是谁，是德国人？”

“不，我是俄罗斯人。”

“请回去吧。用不着查问，别打扰人啦！”

“我是问问如何给她送冬天用的东西。”

“您还不明白吗？”小窗里的人压低嗓门，叶尼娅听了吓一大跳。这天晚上，她听见住户们在公用厨房谈话。他们在背后议论她。

一个声音说：

“她的做法毕竟不光彩。”

另一个声音答道：

“我认为她是个聪明人。先插进一只脚，然后向有关方面告发了老太婆，把老太婆挤出去，现在她就成了房间的主人。”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什么房间呀，一间不值钱的小房子。”

另一个声音说：

“是啊，这种女人是不会上当的，同这种女人在一起你不会吃亏的。”

老花猫的命运也很悲惨。它睡眼蒙眬地坐在公用厨房里，神情沮丧，这时人们为如何处置它而争吵起来。

“让这个德国佬去见鬼！”几个女人嚷道。

德拉金突然宣布，他准备同大伙儿一起喂养这只猫。然而珍妮走后，老花猫没活多久。一个女邻居不知是无意还是因为气恼，泼了老花猫一身开水。老花猫很快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