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邪风过去也并非全是不幸。假如格斯没有决定回到艾丝特身边，那波莉就不得不拒绝她的父亲。事实上，如果这封信是周六而不是周日到达，那她会进退两难。周六的时候，她还有格斯，那该怎么办？也许她会给母亲打个电话，求她不要让父亲离开农场，不要急着离婚。也许她会建议父亲去做精神治疗。具有讽刺味道的是，正是由于格斯的离去，她才可以打电话给父亲，请他过来。她也只好这样自我安慰了。听到她父母离婚的事，所有人都认为这对她是个致命的打击，但现实却是，波莉对父亲的到来却是一种病态的感激，这真是令人悲哀。直到最后，她才偶然想起她的母亲，不知道她该怎么承受这一切。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波莉承认，一切顺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她很开心快乐，远比跟格斯在一起更为幸福。父亲的到来就像是医生开出的一剂良药，治愈了她心灵的创伤。

在发出信后第三天，安德鲁斯先生自己走下了火车。他那颗小尖脑袋上满头白发，两只蓝眼睛闪闪发亮，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他一只手提着箱子，里面装着农场里自产的鲜鸡蛋。对此，他可不敢托付给那些粗心的搬运工；另一只手捧着一束水仙花。他说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健康过，凯特也很好，比以前更壮实，他说，这一切都是离婚的功劳。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制度，所有人都该离婚。凯特看起来年轻了十岁。波莉问：“离婚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吗？即使妈妈同意也要走好多法律程序。”但是安德鲁斯先生面色红润地说：“凯特已经签署了文件，办事员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把土地全都给了她，都是最好的土地。”波莉略感惊讶，在她父亲这个年纪，还一直与人有婚外情，但是他说这都是由于精神病的缘故。他很满意，自己有先见之明，早些年就是精神错乱，而且还有文件可以证明。

虽然刚开始的几天波莉感到精神低迷，但她还是对父亲的到来感到高兴。她惊讶地发现，在他来的那天晚上，自己竟然开始大笑，好像那笑声出自别人之口。她暗暗地对自己说，她的生活该有所改变了，因为有了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没多久她就发现下班后她盼着回家，急于知道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她不在的这段时间父亲都干了什么。她父亲为离婚而特别高兴，逢人便讲，好像这是自己的新发现。波莉暂时给他在三楼租了一个房间，他们计划那个周末去找个新公寓。但是这时安德鲁斯先生有了更好的主意。他现在跟女房东交上了朋友，力劝她把顶楼的房间改造成一套公寓租给他和波莉，现在的租客可以搬到楼下波莉的房间住。他自己设计了公寓的结构，利用门厅加大了房屋的空间，还做了个小厨房，又长又窄，跟舰艇上的厨房一样。整个春天和初夏，他和波莉都忙着改造房间。这项工程没有花房东多少钱，因为安德鲁斯先生的工作都是免费的，他自己做木工，还找了个二手水槽，下水道管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安德鲁斯先生常到那里转悠，希望能捡点宝贝。波莉也学会了刷漆，刷出来的书架和碗柜非常漂亮。她用旧床单做了几个带红蓝色花边的窗帘，法国国旗的颜色，为了这几个窗帘，她还修理了房东的几把维多利亚时代的椅子。

改造工作完成后，虽然大理石壁炉和百叶窗还是旧的，但是整个房间看起来焕然一新。如果安德鲁斯先生和波莉哪天搬走了，房东绝对能以更高的价格租出去。安德鲁斯先生忘乎所以，宣称要改造所有的房间，让房东太太发大财，波莉赶紧阻止了他，因为她担心施耐德先生和施波特艾弗先生付不起这么高的房租。安德鲁斯先生不得不转而投身于为波莉建造冬季花房的工作。他计划把它建在后窗外，因为那里朝阳。他希望这能成为他送给波莉的圣诞礼物，因此花了不少的心思。

安德鲁斯先生的变化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吃一惊。他妹妹茱莉亚说，不可能全是因为离婚，也不可能是因为波莉的善心和青春活力，肯定出了什么其他的事情。最后，是波莉的母亲道出了真相。有一次她来纽约办事，住在了公园大道她的前小姑子家里。“你知道吗？波莉，他们改了他患的那种病的名字，现在不叫忧郁症了，叫躁狂症，亨利听到这件事后，感觉自己好像是受骗了，原来自己只不过是经过了一段‘低迷期’而已。他特别高兴，于是开始这些谋划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婚。刚开始我只是哄着他，逗他开心。当初他要求加入天主教，并且还要给你们都做洗礼时，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知道这些洗礼没什么用，因为你们都在圣公会的教堂里接受过了。唉，我以为这场离婚风波很快就会过去，就像那次的天主教事件一样。但是后来，他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而且非得到纽约来住，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亨利也许有什么好的想法呢？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如果我们感觉不合适，那也没什么非要待在一起的理由。而且自那以后，我也有了新的面貌。”波莉给茱莉亚姑妈倒了一杯茶，转头又看看她的母亲，的确，她刚刚烫了头发，像是一个豪爽的寡妇，浑身散发着活力。这时萝丝递过来几块饼干，说道：“对不起，太太，但是为什么你和亨利先生不能分居呢？好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亨利说，不离婚而分居，就像是未婚同居一样，这样做不体面。”萝丝说：“我明白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说完，她向波莉眨了眨眼睛。安德鲁斯太太点燃一支香烟，不顾波莉脸上的红晕，继续说道：“有你弟弟在家里帮我，我可以把农场经营得更好。亨利老是多管闲事，他只对花园和花花草草感兴趣，从来也不管那些家畜。现在他离开了，我们已经买了几头黑安格斯牛，我还打算开拓一下感恩节的火鸡市场，我已经跟查尔斯公司联系过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笔订单，如果亨利还在，他一定会坚持养中国孔雀，孔雀特别令人讨厌，又吵又闹。”

“你的意思是说爸爸处于躁狂期吗？”“我想是这样。亲爱的。”安德鲁斯太太从容地答道，“真希望他能保持这种状态。他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没有。”波莉答道。但是第二天，她就向她熟悉的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咨询了这个情况。她经常给一些躁狂症病人做新陈代谢检测，但是她不知道她父亲的症状是否和这些病人相符。她见过的躁狂症病人常常穿着约束衣，处于受控制的状态。对于母亲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她感到很震惊。

那位年轻的医生说，是的，安德鲁斯先生的行为确实是典型的躁狂症症状，但是程度不深，有可能随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消沉期。但是考虑到他的症状不重，因此也没必要紧张。在她父亲这个年龄，发病的周期经常会延长，然后慢慢消失。“他多大了？”“大约六十岁。”医生点点头：“在更年期之后，许多躁狂症病人会自行痊愈。”波莉对他说了她母亲的说法：在他父亲知道了这种病的新名称后，他的症状就改变了。医生笑了。波莉问：“这有可能吗？”医生说：“按照这样的说法，任何事情都会有可能。精神错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对这种病并无任何的了解，为什么患病，怎么治愈，改变病名也许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已经注意到，现在我们再也不说早发性痴呆了，而这种病例也减少了。这有时候就诱使我们去想，所有精神病的根源都是精神异常，病人有可能是在模仿教科书上的做法。甚至那些文盲病人也是这样。你父亲精神异常吗？”“我不这么认为。他过去常常大喊大叫，但是现在很安静。”“我能见见他吗？”波莉犹豫了。虽然仍旧不明就里，但她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宽慰：“哪天下午有空来喝杯酒吧，或者周日中午来吃午饭，我父亲可是个好厨师，还非常好客。”

确实是这样，自从父亲来和她同住后，她的社交活动就非常活跃。她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父亲的开支。最近他发现了一家新的自助超市，常去购物，认为自己每次都省了钱。他每次购物的量都很大，说这可以节省时间，那种大号经济装最合他的意。他充分利用每次打折，从不错过一次特价的机会。他也很喜欢第二大街的意大利菜市场，在这里可以买到波莉以前从未见过的各种奇怪的蔬菜和海产品。每周日的中午，他们都要用茱莉亚姑妈送他们的火锅请客，有时候客人们玩游戏，或者听唱机，会待上整整一个下午。波莉现在找个时间来洗衣服和头发都难。安德鲁斯先生来后不久，就爱上了乒乓球。年轻的时候他就爱打网球，如今，他在第一大道找到了一家酒吧，酒吧后面有个狭长的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每天他都会来这里和老对手们打球。到周六的下午，他们会组织一场比赛，他坚持要波莉也来参加。就这样，波莉结识了好多年轻人，其中有些会来参加周日的午餐，或者周五晚上的鱼汤宴。客人们经常会带瓶葡萄酒。施耐德先生来的时候，还带来了自己的小提琴。有时候施波特艾弗先生会组织一场象棋比赛。丽比在电话里嫉妒地问道：“我听说你那里有个沙龙，怎么不邀请我呢？凯说，诺琳·布莱克说了，你和你父亲是本年度的风云人物。”

但是安德鲁斯先生的大喜之日是他成为一个托派成员的那天。不只是个支持者，还是个组织者。当然促成这件事的是施耐德先生。公寓的改造工程一完工，安德鲁斯先生就有闲工夫了。在波莉上班之后，他开始阅读那些施耐德先生送给他的有关莫斯科审判的书籍和小册子。刚开始，他感觉这些书籍晦涩难懂，因为他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渐渐地他便被这些审判中的各种谜团给吸引了，他对字谜、画谜、迷宫和各种难题有着特别强烈的爱好。他认为，托洛茨基是无辜的，那些穿着白色制服、坐着装甲车、读法国小说的政治局委员们完全占领了他的大脑。他请求施耐德先生一定要把他发展为托派成员。这次和安德鲁斯先生要加入天主教的那次不一样，当时神父还要求他在入教前接受教导，而这些托派成员显然没有对安德鲁斯先生提出任何要求。他对辩证法一窍不通，开会也常常不到，但是他的热情弥补了这一切。他戴着红领带，穿着一双老式高筒靴，在斯大林主义者的集会场外向人们兜售《社会主义者》。在茱莉亚姑妈的茶桌上，在他打乒乓球的酒吧里，他也劝导人们加入托派。

波莉对父亲的做法感到很尴尬。她认为，他的这身穿着和上流社会的口音给托派成员留下了坏名声：斯大林主义者会嘲笑他这种向永久革命的转变只是象征性行为。当初格斯没有把她转变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同样，她父亲也无法使她成为一个托派成员。她看得出来，施耐德先生和她父亲对那个“老头子”能否执政都不太热心，她也不赞同革命的做法，除非确有必要。她认为她父亲和他那些朋友们不去推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在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闹革命，这真让人感觉很奇怪。当然，按照她父亲的说法，目前来讲，想要推翻希特勒毫无希望，因为所有的工人党派都被镇压了。尽管如此，因为罗斯福和布鲁姆不是希特勒就去惩罚他们，又显得很不公平。她父亲说了，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法则，不适合于积极敌人。如果他这话真是由衷的，波莉可是满心的担忧。不过她相信并非如此。而且他“夺取”政权的说法也让她哑然失笑，太不可能了。她怀疑，托派成员们是否自己就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你算是他们的成员吗？”她问父亲。但是他不肯说，声称这是组织原则，她忽然想到，也许托派只不过是给了他又一个吹嘘的机会而已。如今他看不起斯大林主义者、进步派人士、新政派，还有中产阶级和他素来轻视的有产者。波莉对他说，自从加入托派之后，他的某些偏见加深了。例如说，他是马萨诸塞州人，本来对爱尔兰人就无好感，听到马克思把爱尔兰人称为被资本主义贿买的工具，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会悄悄议论巡逻的那些穷苦爱尔兰警察。

最后，他终于知道了格斯的事情（他称他是“斯大林主义者”），可能是施耐德先生说的，也可能是施波特艾弗先生，或者是女房东。住在这里的人们认为波莉跟格斯分手是因为她父亲要来，但波莉是个诚实的女孩，她不愿意让父亲以为她是为了家庭责任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有天晚上，她对他说了事情的真相。听到格斯竟然无法离婚，安德鲁斯先生心里对他充满了轻蔑。“你还在想着那个斯大林主义者出版商吗？”看到波莉悄然不语，他就会问她。

波莉心里已经淡然了，但是她感到在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天晚上，自己的命运都注定了。命运把父亲送到她的身边，那就是昭示她，只要她的心里不再想到男人和婚姻，她的命运就会顺利。在那个周末，格斯按照他的承诺给她打过电话。当电话响起的时候，安德鲁斯先生接了起来。他说：“有个男人找你。”波莉浑身发软，努力走到楼道里的电话机旁。“刚才那个人是谁？”格斯问。波莉说：“那是我父亲。他来跟我同住。”电话里沉寂了好长时间。格斯问：“他知道了吗？”“不知道。”“哦，那好，我想我该离远点。”波莉没有开口。他说：“下周我再给你打电话。”下一周，他的确打来了电话，说他已经搬回自己的房子了。“你父亲还在吗？”“是的。”“什么时候我想见见他。”波莉说：“好的，以后吧。”他挂上电话后她才想起来，应该问问他现在是否不“卡壳”了。

一旦他搬回家去住，她就再无在大街上碰到他的可能。他的房子在格林威治村，处于纽约的另一边，然而她对自己内心的这种希冀感到困惑。她清楚地记得在她父亲叫她接电话时她的那种恐惧。她害怕格斯告诉她想要跟她和好。如果他这样说了，她会怎么办呢？同时，矛盾的是，她仍然感到自己跟他藕断丝连。它埋藏在两人的心底，在黑暗中滋长，就像死人的头发和指甲在人死后依然生长一样。她相信他们肯定会在某时某地相见，这种预感使她感到恐惧。

当她父亲成为一名托派成员后，一想到两人会在警戒线的两端相遇，她就感到一种挑衅般的满足。她父亲的这一派将会是正确的一边。她想象着在集会现场外的大街上父亲劝说她购买《社会主义者》的情景。格斯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直接拒绝，所以他属于错误的一派，因为他不敢阅读对立派的著作，施耐德先生就从来也不害怕读《工人日报》，他每次都从头读到尾。如果到了集会现场，她也会站在托派一边。

不过两人的真正会面不是在政治集会上，而是在周六下午的乒乓球酒吧。很幸运，波莉那天待在家里听都市剧场的演播。安德鲁斯先生拿着装得满满的购物篮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对波莉说道：“我遇到那个斯大林主义者了，勒罗伊，我打了他个三比二。”波莉乐了，如果格斯打败了她父亲，她会不高兴的。“他去那儿干什么？”“他是跟一个叫雅各布的家伙一起来的，也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是个书籍设计师，他说你那个朋友想通过打乒乓球来减肥。他们可能是想渗透到酒吧里。”“你怎么知道他是他？”波莉问道。“我不知道他是他，但是他知道我是我。”他朗声笑了，“我在那里很有名，古怪的亨利·安德鲁斯，衰败的绅士，以前经常跟波若查一起打网球，如今跟他漂亮的女儿一起生活，住在东第十大街，是个托洛茨基派主义者。”“噢，爸爸，”波莉不耐烦地说，“你认为他们到那里是为了你？”“当然是了。”“你们谈论政治了吗？”“没有，我们谈到了你。”“你没有——”安德鲁斯先生摇摇头：“是他提起了你，他问我是不是有个女儿叫波莉，还问了好多乱七八糟的问题，你现在怎么样？做什么工作？还是那份工作吗？是不是还住在老地方？我告诉他你父亲和母亲离婚了。”“他说什么？”“他说，这对你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你对他怎么看？”“很平常，特别的平常。没味的家伙，不过不是个坏人。他对失败看得挺开，我想他还爱着你。当然他心里更难受。如果他离开你是因为他厌倦了你，或者没有完全被你迷住，我还会同情他。但是这可怜的家伙是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

波莉笑了：“爸爸，你也这样说，我从没看出来这一点，他看起来很正常。”“都一样。”她父亲边说边收拾好买回来的物品，“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是小资产主义者，反之亦然。对他们来说，疯癫是一种太过革命的做法，他们做不到这么彻底。我们这些疯子是精神病中的贵族。你可不能嫁给那个家伙，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这点。”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波莉说。“胡说，”安德鲁斯先生说，“我打算给你找个丈夫，自私点说，我需要个女婿在我年老的时候来照顾我。我可不想爬着去见凯特。”“你就跟我住一起，我来照顾你。”“不，谢谢你，亲爱的，我可不想跟一个满心怨恨的老姑娘做伴。”这话刺伤了波莉。“如果你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来照顾我，你会心存怨恨的，或者说你应该恨我，但是如果我给你找个好丈夫，你就会感激我，你们两个都会。给我间多余的屋子，你还可以少交点税。”

波莉紧咬着嘴唇。当她父亲使用“自私”这个词的时候，其实说出了真相。他自私，她的父母都自私，但她爱他，不计较这些。她感觉，跟自私的人在一起比跟不自私的人在一起更有趣。如果她父亲温和谦恭，她反倒不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相反，虽然他温和，但是却任性，常常给她带来点意外的惊喜，或者做出点小小的让步。可是，是他在规划他们的生活，像个孩子在过家家。一旦脑子里有了什么想法，他就抓着不放。如今他在催着自己嫁人，好能给他养老，事实上，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而且她也不知道除此之外她有什么别的方法来养活他。她可不想让父亲再回去找妈妈。这不是说她感觉父亲是个负担，只是她不知道靠她的薪水，怎样才能按照父亲喜欢的生活方式来养活他们两人，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多挣点钱。安德鲁斯太太时常送来些鸡蛋和家禽帮助他们。她父亲把这叫“赡养费”。茱莉亚姑妈也一如既往地送他们床单和地毯，还有旧衣服，让波莉和萝丝修改。但是自从父亲来后，波莉修改衣服的时间少了，可她需要的衣服却多了。如果有客人来访，父亲不许她只穿件衬衫和裙子就会客。“穿点漂亮的衣服。”他只想到女儿，从没想过自己，这让他的这份疏忽更令人难以忍受。

家庭支出也是一样。每周波莉都会给他一笔钱，但是每周他都会超支，不得不向她要钱。这也不是为了他自己，都是为了招待她和她的朋友。波莉很了解她的父亲。所以随着秋天的逝去，波莉愈发为圣诞节发起愁来。她宣布，像擦笔布这样的小礼物必须自己制作。以前在农场的时候，还没到放假，她就用海棠、薄荷、百里香和迷迭香来做果冻，把它们作为送给朋友和亲戚的礼物。这个圣诞，她打算继续做香囊。上班的时候，她抽空给父亲织围巾，还给母亲买了一件桃红色的运动衫，并计划在衣服的脖领处缝几条彩色丝绒带，这样晚上出去的时候，母亲可以把这些丝带当围脖。这个想法还是她从《时尚》杂志上学来的。但是对她父亲来说，“自制”的意思就是那个温室。他宣布他要完全独立自主地完成花房的建造工作。一开始，他说花房可以靠太阳的热量，但是后来，他又跟管道工频繁商量，要把花房的昼夜温度保持在五十度。当然，他说自己的做法都是为了节约：波莉的房间里整个冬天都可以拥有新鲜的切花，他们可以让风信子和番红花在复活节时开放，这样就能送给朋友做礼物。从长远看，还是很划算，这是他最近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

虽然波莉很爱花，但是她并不想要这个花房。她费尽口舌，劝说安德鲁斯先生把他的创造力转移到制作玻璃架子的工作上来，她说，她只要在窗台边有个能放植物的架子就足够了。安德鲁斯先生说，那是现代设计中的平庸之作，最后，波莉不得不请来房东太太干预此事。她讨厌背着父亲做事，但是年轻的维志理先生对她说，在涉及金钱的问题上，她必须这么做。

有一个周日的中午，吉姆·维志理来吃午饭，之后他和波莉又谈论起她父亲的事情。他直言不讳地问她，安德鲁斯先生最近花钱是不是大手大脚。他说，这似乎就是躁狂症发作的迹象。他建议最好取消她的信用账户，并警告商户不要让她父亲赊欠。波莉根本没有什么信用账户，她只有梅西百货的积分卡，而且她认为，吉姆·维志理对她的父亲更多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待。他无法理解，一个大半辈子都有独立收入的人真的不知道如何过贫穷的生活。波莉了解贫穷的意义，是因为她是在“大萧条”时代长大的孩子，但是她父亲仍然认为繁荣为期不远。所以，对他来说，所谓的“节约”就像是一种冒险游戏，就像这个国家暂时停了电，人们不得不用蜡烛和油灯照明，从水井里挑水吃。她的父亲总盼着电力很快恢复。这是一种幻想，但是波莉注意到，很多人都这样想，包括她的一些同学。

波莉还注意到，很多人还认为消费就是节省，铺天盖地的广告都在给你造成这样的感觉。许多人像她的父亲一样沉溺于此，热衷于购买各种廉价物品。茱莉亚姑妈就是这样，总是在各种打折活动中购买各种无用的东西。例如，在每年一月的纺织品大甩卖中，她都要购买大批的床单、毛巾、枕套，即使去年一月买回来的东西还没用过。而茱莉亚姑妈还是个正常人。

虽然有了花房这件事，但波莉还是原谅了父亲。这不是他的错，两个人毕竟比一个人的花费要高。她知道，他们的问题是要找到另一条挣钱的路子。上周，她去莫里斯小额贷款银行以她的工资为信用借了一笔钱，这次经历可吓坏了她。她感觉自己好像是朝着罪恶和毁灭迈出了第一步。银行的利息令人咂舌，这愈发使她相信，这种交易就像是敲诈勒索，很不道德，而利息就像是封口费。银行没有问她任何问题。事实上她就是为了避免那些问题才去莫里斯的。她本可以问茱莉亚姑妈借钱，但是她肯定会要和她“认真谈一次”，会索要她的开支表，然后立刻就会指责她的父亲。如果他花钱大手大脚是疾病的一种症状，那就更不应该受到指责，而是受到保护。她没敢对父亲提起贷款的事情。

但是她该怎么来还钱呢？为了还钱，他们必须节省开支，但是她借钱就是因为入不敷出。圣诞节时，茱莉亚姑妈会给她一张支票，这可以弥补一些亏空。可还有好多小事情要用钱：他们计算房租的时候，忘了还需要付水电的费用。

波莉一直琢磨着找个什么办法来弥补生活费用。她想到过做针线活，或者到市场上卖果冻和香囊，她和父亲还可以做葡萄布丁或者水果蛋糕。有一天午饭后，她计算了一下卖果冻的利润。假如一罐果冻可以卖二十分钱，那么除了罐子、糖、标签和运输的费用，她需要卖够五百罐才能挣到二十五块钱。而且这还是建立在水果、草药和煤气不花钱的基础上。她也想到了做香球。能卖多少钱呢？五十分？恐怕太高了。但是她用一晚上的时间只能做六个香球。另外还有橘子、菖蒲根、丁香和丝带的费用，这还不算她肿胀的拇指的代价。做针线活也是一样。她第一次明白了规模化生产的意义。她的结论是，在业余时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纯粹是痴心妄想。只有盲人或者残疾人才能靠这谋点小利。她甚至想到，如果她和父亲有一天瞎了，卧床不起，只能靠别人的慈悲生活，那他们也会快乐地编些篮子，给台布上绣花，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好几周，她一直忙于自己的挣钱计划。她参加《邮报》的有奖竞赛，还问她父亲能否口述他最喜欢的菜谱，由她记录，丽比可以负责市场推销。但是她父亲不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菜谱，而且他也不喜欢丽比这个人。有时候，她想，如果有人给他们资金，她和父亲就可以开一家小饭店。或者，如果她可以研究出一种黄瓜美容霜的配方，那就可以把它卖给伊丽莎白·雅顿。她翻阅了一遍瓦萨学院的杂志专栏，想从中找出点灵感。但是大多数校友从事的都是“志愿工作”，或者是指导女童子军，还有几个在做兼职教师，有一个当了女牛仔，还有一个替人遛狗。她忽然想到，她父亲可以去参加陪审团，一想到这个，她不由得笑了。他一定会是个不同寻常的陪审员。她又想到父亲也许可以做个职业送葬者，或者当个职业喝彩者？不过，美国有这种职业吗？晚上，父亲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度过，因为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为什么没人把这也作为一种职业呢？她也可以辞职，父亲当厨师，她当服务员。

波莉发现这些幻想全都是乌托邦，只能当笑话讲讲而已。但是当她从现实的角度去考虑时，她惊骇地发现自己脑海里竟然有了这样的景象：就在本周六，当她父亲正跟她谈论她的婚姻时，她忽然想到了茱莉亚姑妈的遗嘱。亲戚们都聚集在茱莉亚姑妈的图书室里，而姑妈的尸体就停放在画室中，律师正在宣读她的遗嘱：亨利·安德鲁斯是主要受益人。

“我不能指望茱莉亚。”她的父亲静静地说道。波莉急得跳起了脚。她早就注意到，父亲和医院里的一些精神病人都有这样怪异的能力，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好像能读懂你的心思。她的父亲继续说道：“茱莉亚是个怪人，除了给萝丝的养老金，她很可能愿意把她的所有财产都捐献给慈善机构、动物保护协会，或者是救世军，或者用于制作圣诞老人的服装。”他不由得大放哀声。波莉明白她父亲的想法。他妹妹一直是个很克制的人。他们这个家族有酗酒的历史，她的叔叔和兄弟，除了亨利之外，都深受其害。这么些年来，她的餐桌上一直都有葡萄酒，即使是在禁酒令期间，可是她自己从来都只喝姜汁汽水。她说，法不及私宅嘛。但是禁酒令解除之后，她那安德鲁斯家的怪脾气可发作了起来。她坚决禁止葡萄酒上桌，只提供姜汁汽水、苹果汁、葡萄汁和各种健康饮料，亨利嫌这些东西难喝，坚持只喝椰奶。然而，她最近的行为则更为严重。她把她丈夫酒窖里的葡萄酒全部倒光了。她说：“我本可以把它们卖掉，莱曼公司的人过来给这些酒做过鉴定，可以卖好多钱，但是我的良心不许我这样做。卖掉它们就是在和死神做交易。就像那些军火贩子，都是些奸商。”亨利说：“你可以送给我啊。”“亨利，这对你没好处，而且你也没合适的地方保存。”事实上，萝丝偷偷攒了几瓶安德鲁斯先生最喜欢的红葡萄酒，可是在她把它们带到第十大街的时候，安德鲁斯先生却勃然大怒：“这就是茱莉亚的典型做法，在倒掉之前先让人鉴定，如果说她曾经让好几个人鉴定过，那我一点都不会惊讶。她就想着给自己留下个好名声。遗嘱也是一样。开头好长一段都是在解释她最初本打算留给她的亲戚，最终却决定还是不这样做为好，‘我丈夫的钱财给我带来了不幸，我不想把这种不幸传给他人。’”

波莉笑了，她希望父亲说得正确，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就能忘掉茱莉亚姑妈的遗嘱了。指望这笔遗产就等于面对死亡。这不是说波莉真看得开，而是她真担心厄运因此降临。就算不是这样，面对亲戚的逝去，只看到其中好的一面，毕竟不对。

“不，”她父亲说道，“我一定要给你找个丈夫。我要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外孙身上，而不是在一个老女人的死亡上，虽然我仍旧希望她能留一小部分财产给托派。”波莉大笑着说：“你疯了，你好像没想过茱莉亚姑妈是个共和党人。”安德鲁斯先生说：“亲爱的，我知道。但是茱莉亚读了好多报纸，上头说，托派是反革命分子，目的就是要摧毁苏联，沃尔特·杜兰迪还有那些家伙的话让她相信了莫斯科审判。她说，如果他们写的这些不对，那是不可能上《纽约时报》的，是吗？当然，我加上了我自己的一些说辞，我向她保证，托派是跟斯大林斗争的唯一有效的力量，罗斯福也上了斯大林的当，而希特勒却别有用心。”波莉亲了父亲一口，说：“你是个坏蛋，爸爸。”她父亲说：“我才不是坏蛋，这都是真的，我是在挽救茱莉亚，不让她成为法西斯分子。”

这次交谈让波莉很高兴，也使她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这就是父亲给她带来的麻烦。当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便忘记了忧愁，但是当她想起这些忧愁时，她却常常为脑海中那遗忘的想法而感到一阵阵的惊恐。晚上，她总梦到钱的事情，醒来后浑身大汗淋漓。有一次，她梦到圣诞节来了，整个公寓都成了花房，大得像是水晶宫一样。还有一天晚上，她梦到她和父亲都赤身裸体，因为他说这样可以节省衣服，一个爱尔兰警察拘捕了他们。有一天，在医院里，她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她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个办法，因为它近在眼前，她反倒熟视无睹。在给一个职业献血者抽血时，她忽然冒出了这个念头：“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那周，她卖了一品脱的血给实验室。第二周、第三周她又各卖了一次。她肯定这没有危险，因为职业献血者一直在这样做，实习医师有时候也这样做。而且今年她的身体特别健康，因为她父亲是个优秀的营养师。如果她看起来脸色有点苍白，那是因为她天生肤色就白。然而她还是告诫自己，以后最好还是到贝尔维尤，或者另外一个实验室去卖血，那里谁都不认识她，这样就不会惹人闲谈。然而，下一次的时候她得赶时间，因为正赶上圣诞前一周，她母亲从农场给他们送来了一棵圣诞树，她不得不利用午餐时间去买甘蔗和纸张做圣诞树的装饰。所以，她像往常那样进了自己工作的实验室，心里想着这是最后一次。

那天，时不凑巧，维志理医生过来看病人的血样，结果发现了她。“你在做什么？”他想知道，虽然她身边挂着的仪器表明她刚刚献完血。“挣圣诞节的钱。”波莉松开拳头，紧张地笑了笑，然后说道。他大睁着双眼，转身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刚才他是去查看她的献血记录。他厉声说道：“你这是第四次献血了，波莉。有什么问题吗？”“圣诞节。”波莉又说了一次。但是他认为这都是因为她父亲。他说：“你按我说的做了吗？取消你的信用账户，不让他赊账。”“我没有信用账户，他也不赊账。”

维志理医生说：“你该明白，波莉，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我认识一个躁狂症病人，看到他的家属在卖血，那我会认为他在因为躁狂而疯狂消费。”波莉说：“不是这样，我们只是缺钱过节。”她起身欲走。他说：“你坐下，我亲爱的姑娘，你父亲病情严重，应该让他去治疗。”“你是说去医院吗？不，维志理医生。”现在，她拒绝叫他吉姆，“他很正常，我对你发誓，他的脑子很清楚，他只是有点怪而已。”他不耐烦地说：“我告诉你，这些疯狂的消费就是临床症状。它表明病人的躁狂曲线正在上升。接下来就会出现暴力，并伴有夸大狂。病人通常会感觉自己负有某种使命。你父亲对政治感兴趣吗？”

波莉脸色苍白，感觉有点晕，她试图告诉自己这是献血导致的。她嘟囔着说：“人人都对政治感兴趣。”吉姆·维志理医生说：“我就不感兴趣。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他对事情的看法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角度？例如说，有什么拯救世界的奇特方法？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在波莉听来，这一切就像是在玩魔术。她低声说道：“他是个托派主义者。”他说：“什么是托派？”波莉喊道：“哦，不要这么无知吧！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缔造者之一，红军司令，斯大林的大敌。现在被流放到了墨西哥。”吉姆·维志理说：“我听说过他，当然，据说他以前是个布鲁克林的烫衣工，是吗？”波莉喊道：“不是，这都是传闻。”她感到自己和这个年轻人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不得不大喊着对他说话。公平地说，一年前，她也以为托洛茨基曾经是个布鲁克林的烫衣工，一年前，她也跟这个医生一样无知。但是这只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离自己的起点，也就是正常的教育中心，已经相隔遥远。而这个穿白大褂的吉姆·维志理还顽固地站在那里，这让他看起来显得很弱智，很无知。他知道了父亲是个托派成员，但是却不知道托派是什么。她开始对他解释，托派是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目前他们属于社会党。“你听说过诺曼·托马斯吧？”“当然听说过，”医生答道，“他曾经竞选过总统，我还投过他的票。”波莉释然道：“嗯，托派就是他的派别的一部分。”说这话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有点小小的不诚实。她从父亲那里知道托派加入社会党是一种策略，他们根本不是像诺曼·托马斯那样的真正社会党人士。

他在她旁边的皮沙发上坐了下来。“就算是这样，”他说，波莉对他的这种说法很不喜欢，“他们是一个有自己使命的小派别，是这样吗？”波莉说：“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相信革命是永久性运动。”尽管内心不太高兴，她还是笑了。医生点点头：“换句话说，你认为他们都是狂热分子。”她尽量站在诚实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不算她的父亲，施耐德先生是个狂热分子吗？“从许多方面看，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从永久革命这点看，我不能不说，他们有点脱离实际。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也许缺乏远见。”她冲着他戏谑地笑了一下。他说：“你很有眼光。”然后身体前倾。波莉一惊，以为他要吻她。可是他跳了起来。

“波莉，你该送你父亲去医院。”“绝不。”他拉住她的手说：“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爱上了你。”波莉抽出自己的手，她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惊讶。恐怕在她的脑子里，她一直在绕着圈子让维志理医生爱上自己，所以才去向他咨询父亲的事情。像其他的女人一样，猜测他对自己有好感之后，她就一直关注着他，故意想办法去麻烦他。但是此刻，当她听到她一直渴望听到的话时，她却害怕了。她希望他说的是别的什么话。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一想到自己可能一直在利用父亲做饵来引诱他，她就对自己心存厌恶。同时，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欢欣鼓舞：“他爱我！”可是还有一个声音在说，吉姆·维志理是谁？她对他有什么了解？她父亲也许会说他特别平庸，是另外一个格斯。他能够同时谈起爱情和送她父亲去精神病院，这就是证明。她不由得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他换了一种语气说：“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该让你母亲去做。”波莉扬扬得意地说：“她做不到，你忘了，他们离婚了。”“那么亲戚也可以。”“他妹妹，我姑妈茱莉亚？”他点点头。波莉还是以那副孩子般扬扬自得的语气说：“可是她老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恶作剧般地向他撒谎。“那你兄弟呢？”“他们和我一样，绝不会这么做。维志理医生，不要说了。”他说：“别闹了，这可是个危险游戏。”波莉说：“我父亲对人可没有危险。你就别管他了。”“他现在对你有危险了。你不该为了他去卖血。”他温柔地说道。“我想你是说我有恋父情结。”她冷冷地说道。他摇摇头：“我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你感觉自己要保护他，好像他是你的孩子，这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波莉忽然开始失声痛哭，他搂着她的肩膀，让她满是泪水的脸颊靠着自己的胸膛。她感觉内心里孤独而惆怅。什么都无法持久。开始是格斯，后来是她的父亲。她跟他在一起是多么的开心和快乐。如果他们有钱，或者如果他能有所不同，那他们还会这样。但是的确如此，他像个孩子，她慢慢地开始明白这一点，就像她逐渐明白格斯永远都不会娶她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她都得面对现实。她欢迎父亲的到来，因为她需要他，并且故意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就像她曾经对格斯做的那样。对父亲，她还想超过她的母亲。如果母亲不能使他幸福，那她可以。这就意味着她得处处让着他，而她的母亲却不这样。她母亲会说，他们真不该租下这个公寓，那就是他的自大狂症状开始发作的表现。她太软弱了，控制不了她的父亲。对格斯也是一样。如果她当初对格斯强硬点，他们早就结婚了。

她抽泣着说：“我以前有过一次很糟糕的恋爱经历，那个男人抛弃了我。我想去死，这时我父亲来了。我想我的生活终于有目标了，我可以照顾他。如今我似乎不能弃他不顾，这不是他的错，都怨我挣的钱不够我们两人花。我也不能让他回去找母亲，更不愿意让他去精神病院，他真不一定有病，而且你自己也说过，他有可能会‘自行恢复’。当然，我可以去找我姑妈，我想我还是这样做好一点。”

“找你姑妈？”“向她要钱，她不老，那是我的谎言，她很富有，或者说以前很富有，没人知道她有多少钱，但是你知道，富人对钱的做法有多么可笑。”“这也许能暂时解决你的问题。”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个精神科医生，“但是你得注意，你父亲的病也许会加重。如果你结婚了，你拿他怎么办？”“我不能结婚，你知道的，至少我不能生孩子，因为我有遗传问题。我也认了，要孩子是自私的做法，很邪恶。”

“你父母生你也是邪恶吗？”他微笑着说。波莉急忙为父母辩护：“当时他们不知道我父亲有忧郁症，那是后来的事情。”他还是满脸的笑意，波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是对自己的出生感到后悔吗？虽然她现在不幸福，但是她不能说这样的话。即使她希望自己去死，也不会希望自己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你的想法真的好奇怪啊，而你还是医院里的技师。可是看起来你不像是有家族白痴病史或者遗传性梅毒啊？”“我总是在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应该被消灭。”他说道：“老天啊！好个奇谈怪论，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波莉说：“大学里，我不是说是教授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但这是大家都在想的一个问题。优生学。某些人不该降生到世上。当然不是瓦萨学院的女人。而是其他人。”她笑了，“我总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其他人，我们家族里好多人都是近亲结婚。安德鲁斯家族的血液已经变得稀薄了。”“安德鲁斯家族的血液？”他瞥了一眼波莉的胳膊，刺破血管的地方还压着一团棉花，说：“我将向你证明，我对安德鲁斯家族的血液有信心，嫁给我好吗？”波莉言不由衷地反对道：“但是我们还从没有约会过呢。你不了解我，我们还从未……”她停下了自己的话。他替她说完了：“从未上过床呢。”

“好吧，咱们去旅馆。你打电话告诉你父亲，就说你不回家了。我的车在外面，咱们先吃饭，再去跳舞，你的舞跳得好吗？”波莉担心这是他勾引小护士和技师们的诱饵，可是，如果他向所有人求婚，那他以后怎么收场呢？他长得很英俊，身材高大，一头卷发。可是这本身就让波莉疑虑重重。在现实生活中，只有那些长相平庸的男子才会与人闪电般恋爱，好不让你揣摩他的意图。他谈吐活泼和蔼，如春风化雨，她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的行为了。她对自己说，他的这种举止可能是由于常跟病人打交道的缘故。她用对付父亲任性时的那种语气，嘲弄似的问道：“你总是这样‘速战速决’吗？”“不是，对女人不是，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以前从没对女人说过我爱她。或者在写信的时候，签上‘爱你的……’除了给亲戚。我现在三十岁了，既然心有所动，我就不想浪费时间。”波莉的疑虑减轻了。但是她仍然轻笑着说：“浪费时间？你以为自己跟我恋爱多长时间了？”他看了看手表：“大约半个小时，”他实事求是地说，“但是我一直都喜欢你，你第一次来医院的时候，我就注意上了你。”波莉想，看来自己的感觉是对的。她的自信心增加了。但是她现在又有了新的担心。他与格斯不同，直来直去，她也喜欢这样的方式，然而，她又想避开他的热切追求。他太急于把自己交付给她，这就意味着他也想让她把自己交付给他。而且在她看来，他的急迫使得整个谈话显得不太真实，像是白日梦境。她开始反对：“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正要出口，又感觉这样的话听起来很粗鲁，于是便说，“即使我要结婚，我也不会嫁给一个精神病医生。”令她惊讶的是，她发现自己的话是出自内心。她是在挑吉姆·维志理的毛病。她真的找到了。精神病医生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比格斯还呆板。吉姆·维志理立刻说道：“那好，我马上辞职，这是我在医学院时犯的错误，我以为这是一门科学，结果不是，新年的第一天我就离开这里。”波莉想，如果他真的在新年第一天就离开，那她会想他的。她问：“那你以后做什么？”同时，她故意忽视他想和自己结婚的意图。“普通医生？那你得从实习医生从头做起。”“不是，是做研究。对精神病的治疗需要有理论发现，但是在治疗室里做不到，只能来自实验室。有些研究小组在研究脑化学。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工作，跟我同住的一个人就是小组成员，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工作，在这里当技师没前途。”波莉说：“我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要从事精神病的研究呢？”他断然地说：“浪费，人力资源的浪费，我对此无法忍受。”“我明白了。”她喃喃地说。“而且，我想还有点社会改良者的潜质，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父亲就是个长老会的牧师。”“喔？”这个消息让波莉很高兴。她想，家里有个牧师，这可是件好事。“如果你愿意，他可以给我们主持婚礼，或者我们去市政厅结婚也可以。”

他的话听起来越是严肃认真，波莉就越想逗他。她轻声问道：“那我父亲怎么办？你可以把他当作小白鼠，来测试你的神奇发现。他可以做我的嫁妆。”他皱皱眉头。她伤心地对自己说，你看，他已经开始反对你了。他简短地说：“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给我们看房子。”“你真这样想吗？”他答道：“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们结婚后，我还可以照料他，说实话，波莉，我认为大多数病人还是在家比较好。这样更人性。错的是病人的家庭，他们都想着要把病人打发出家门，送到人们所说的‘有资格的专业人员手里’，也就是那些虐人成性的护士和看护手里。对老人也是一样，谁都不让老人待在身边。”

波莉欢呼道：“啊，我同意。我喜欢老人，把老人像旧汽车一样扔掉，那可真是可怕。但是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那为什么你说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区别。我不愿意让你独自和他在一起。”波莉说：“他没危险。如果他有危险，那他们就不会让他从精神病院出来。”“荒谬之言，大多数杀人的疯子都是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病人。你父亲被放出来，只是因为你们没钱再让他住在那里。如果你们有钱，他也许还在那里。”波莉说：“你的说法很偏激。”他答道：“你这是站在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假设你父亲对人没危险，对此你比医生了解得更多。但是如果他进入了抑郁期，就可能对自己有危险。他以前自杀过吗？”

“我不确定。他谈论过这事，妈妈吓坏了。”“嗯。”他看着她，他的眼睛很像他的外表，都是浅棕色，带着点令人惊讶的绿斑。“也许，”他说，“我告诉你，送他进精神病院，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你会说什么。”波莉大喊道：“啊，原来你是在戏弄我，是在对我说假话。”她醒悟过来。“也许这是当医生的习惯，查看病人的反应。但是我已经知道你会拒绝。我只想看看能否吓到你。”波莉说：“你可真吓坏我了。”“没有，我想我没有从心底里吓到你，谁都不能让你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你不是个多疑的人。”“哦，我可真是。”波莉说，不由得想到了格斯，“我只是了解自己的父亲。仅此而已。”

波莉发现，自己连个“是”字也没说，就同意嫁给了吉姆。那天晚上，他们吃过晚饭，跳了舞，然后他就送她回了家。在公寓前，他们在车里亲吻了好长时间。最后上楼的时候，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但是一想到跟他结婚，她又觉得很安心。她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道德。过去，人们常说感激会转化成爱情，这是真的吗？她愿意吻他，但那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情欲。波莉知道，情欲不是检测爱情的可靠手段。她最担心的是自己和吉姆没什么共同点，医院之外，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至于那些书中的老朋友——亚瑟王、兰斯洛特爵士、米考伯、柯林斯、沃伦斯基，以及安德烈王子，唉，吉姆好像不会召唤他们。晚上她对他说起利德盖特医生的时候，他坦承自己从来没有读过《米德尔马契》，只在上学的时候读过《织工马南》，而且还很不喜欢。他说，他读不了小说，对特洛伊战争中的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也没什么偏爱。不过至少她和吉姆都知道《圣经》，两人都曾是工科类的学生，但是这就够了吗？他比她聪明，但是他没有接受过像瓦萨这样的教育，而她很封闭，就像所有安德鲁斯家族的人一样。自己的祖上为什么总是跟自己的表兄妹结婚呢？不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吗？吉姆跟他的兄弟们有什么可谈的呢？他们只会对农耕稼作津津乐道，只会把维吉尔的田园诗和下流的笑话联系起来。另外还有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听说他们结婚就会像闻到香槟酒的田鼠般从地洞里钻出来。这不是说她的婚礼会有香槟酒。茱莉亚姑妈做出的最大牺牲就是倒掉了她为波莉的婚礼而存的香槟酒。一个精神病医生又会怎么看待安德鲁斯家族呢？波莉的妈妈到现在还常常对她说起刚当新娘时的感受：“你爸爸和我从来就没有和平共处过。对亨利来说，我太普通了。”但是看到她穿着工装，头上烫着高耸的发卷，没人会想到这些。在跟格斯相处的过程中，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使波莉担忧过，波莉想，这也许证明了自己从未想过要跟他结婚。这一次，她决定尽量现实一点。

当她进屋的时候，她那个夜猫子父亲还没有睡觉。她相信虽然她在车里梳过头发，还抹了口红，但他会注意到她的变化。她可不大愿意向他承认，自己仅仅用了一个晚上就跟人订了婚。幸运的是，他心有旁骛。按他的说法，他一直等着她回来就是要告诉她一个重要的消息。“他要结婚了！”她在心里对自己惊呼。然而不是，原来是他找到工作了。在列克星敦大街一家慈善性质的旧货店做经理助理。报酬不多，但是上午不用去，只需要下午坐在商店里跟顾客交谈。

“哇，爸爸，太好了！”波莉说，“你是怎么找到的？”他说：“是茱莉亚给安排的，她在那家店的董事会。这个职位通常是给那些‘潦倒的太太们’保留的，但是她游说了几个人，就让我去了。我相信是拿会员资格做的交换。她不停地说‘亨利是个行家’。”波莉又说了一次：“太好了。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明天，今天下午经理给我解释了我的职责，整理了一下货物。大多是捐赠来的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波莉问：“都是些小摆设吗？”“不是，里面有二手皮草、儿童服装，老式晚礼服，还有仆人们穿的制服。好多，幸亏最近的不快乐。”这是他对大萧条的称谓。波莉不禁皱起了眉头，她不愿意让父亲去卖旧服装。他说：“都是上等人家的东西。可爱的法国布娃娃、音乐盒、旧衣柜、置物架、雨伞架、大理石面的洗脸台、镀金椅子、金手杖、鹿皮手套、礼帽、扇子、西班牙梳子，好多东西。”

“但是茱莉亚姑妈怎么会想起来给你找工作？”“我去找她借钱，所以她就给我找了份工作，按她的说法，这样我就‘不必再求她了’。如果我只是求她给我找工作，她会说我太老了。”“那这是你的老谋深算了？”“完全相反，不过既然这样了，我倒是对自己能挣几个面包感到挺满意。我现在也是工人阶级了。当然，茱莉亚盘算着要剥削我。”“怎么剥削？”“嗯，‘亨利是个行家’，她让我留心，万一有件谢拉顿或者赫伯怀特式的旧家具，就悄悄地给她藏起来。”波莉像做鉴定似的说：“你不能这样做。那是在欺骗慈善组织。”“这都是我妹妹的想法，她私下里对我说，有些年轻会员根本不知道旧家具的价值。她说她在另外一家慈善商店，仅仅唱了一首歌，就得到了一块少有的奥布松花毯。”波莉不由得讶然：“但是东西在哪儿呢？”“在她的储藏室里，她在等着花毯的前主人去世。如果那个女人哪天来访看到了，会让茱莉亚很尴尬。这些太太们只知道革命。她们的女儿告诉她们，她们一定要用现代的方式来装饰房间。她们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去买块地毯来替代这块垃圾呢？我可警告你，你死的时候，约翰和我可是不要这烂东西。’”这时波莉忽然想到，如果她事先知道父亲找到了工作，她也许就不会去卖血，那样，她就不会和吉姆订婚。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就像她父亲能够来到这里一样。她差点就错失了订婚的机会，她感到一阵惊恐，好像她的命运都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构成的，就像那些本应上了泰坦尼克号的人，最后一刻却未能成行一样。命中注定，她一定会陷入爱河。

波莉宣布订婚的消息没有让任何一位朋友感到惊讶。朋友们都知道，肯定是医院里某个人。她应该嫁给一个年轻医生，这才是合乎常理的做法。丽比说：“我们都期待着这个消息呢。大家都在为你祝福。”好像大家都认为她的爱情不会有什么与众不同。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吉姆，那就是产科的A医生或者普外科的B医生。不可能是别人。她发现吉姆特别善良，而她认为大多数善良的人都年龄比较大。然而，当她把这个发现告诉别人的时候，大家都困惑不已，好像她说的是外语，甚至她的母亲也不能理解。“波莉，他很有吸引力，也很聪明，我希望你们两个能相亲相爱。”“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你的意思是说，他有点理想主义，但是你注定要嫁给这样的一个人，过于世俗的人对你没有吸引力。”

只有施耐德先生和送冰人似乎跟波莉的感受相合。送冰人想确保她的未婚夫是个“好”人。施耐德先生的理解更进一步。他说：“我理解你的感受，苏格拉底说，爱就是对善良的追求，但是善良罕见，因此爱情少有。它出现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而这千分之一，常常出人意料。难怪他和其他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无法交流。”

令波莉的其他朋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安德鲁斯先生要和这对小夫妻同住。她的女友们一个个来劝她不要这样做。波奇·比彻姆专门从普林斯顿坐飞机过来。多蒂与丈夫来纽约看歌剧，住在了普拉扎酒店，他们也特意来找波莉的母亲谈论此事。甚至海伦娜·戴维森也在瓦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发出了警告。普瑞斯·克罗克特也来到医院。她说，斯隆以儿科医生的身份坚决反对此事，“等你们有了孩子，就必须为孩子考虑。万一你父亲……”波莉说：“发起疯来。普瑞斯，有这么可怕吗？我们小的时候，他就时不时这样。”普瑞斯说：“那不一样，那时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让孩子跟精神病人在一起。只能说是你和你的兄弟们运气好。”但是即使安德鲁斯先生正常，波莉的朋友们说她这样做也是个错误，至少她们这代人本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如果想让婚姻继续下去，你就不要让亲戚和你同住。大家众口一词，如果波莉置这些经验教训于不顾，那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破裂。

“你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医生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波莉朋友圈里的女性们各个大为震惊。波莉说：“是的。”这个消息让她的朋友们满腹狐疑。凯说：“如果他真的爱你，我认为他该跟你单独住在一起。反正，不管怎么样哈罗德也不会同意有人跟我们同住的。”波莉没敢说，最近有传言说她和哈罗德已经到了分手的边缘。她平静地问：“那你说我该拿我父亲怎么办？”“他为什么不能跟你姑妈住在一起呢？”波莉说：“他不喜欢她。”凯说：“但是你姑妈的房子大啊。他可以有自己的房间，还有仆人照顾他，在那里比跟你们挤在一起要好多了。再说了，你们亲热的时候，他该怎么办？”波莉头脑单纯，她以为“从那以后，就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除非丈夫不忠。但是33届的校友们似乎认为，如果你想维系婚姻，那就一刻也不能放松。波莉很愿意做出牺牲，她是大家庭出身，懂得该这样做。但是这和她的同学们的想法不一样。她们认为，作为一个女人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样才能拴住自己的丈夫。丽比说：“至少，不要让他跟你们一起蜜月旅行。”波莉不耐烦地说：“当然不会。”但是没多久，波莉的母亲就写信过来，焦急地问，是否亨利真的要陪着他们一块儿蜜月旅行。路易莎·哈特肖恩是在四海一家俱乐部听到的这个消息。唯一对大家的担心一无所知的人是安德鲁斯先生，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会和这对新婚夫妻生活在一起。对他来说，麻烦在于找一个能住下他们三个人，而又花费不多的公寓。最近他正在看东街的一处铁路公寓，离吉姆的实验室不远，是一栋旧楼房的顶楼，入住后，他们可以在房顶上做个天窗，这样室内的光线就会更好。他们计划在春季结婚，就在农场，吉姆的父母会从俄亥俄州过来，他父亲将主持婚礼。多蒂希望安德鲁斯夫妇两人能借这个机会重归于好，这样就可以双喜临门。“你父亲可以做吉姆的伴郎，你母亲可以做你的主伴娘，反过来也一样，这绝对是独一份的创意。”她忽闪着眼睛说，“波莉，你觉着这个想法怎么样？”

当吉姆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他对波莉说，他们最好省略这些步骤，马上在市政厅结婚，波莉同意了。为了不伤害大家的感情，他们甚至没有让她的父亲来当证婚人。一个地方法官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当晚他们就到基韦斯特度蜜月去了。在车站，他们拍出电报宣布了他们的婚讯。波莉的朋友们没能亲自送上祝福，也没有去车站送行，都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她们也理解，在目前的状况下，她承受不了婚礼的费用。女友们非常难过，想通过邮政送她一束鲜花，但是却不知道她的地址。波莉和吉姆躲开了所有的人，享受着这可能是他们生活中最后的单独在一起的日子。在普拉扎酒店多蒂的房间里，几个女友和她们的丈夫举杯为她祝贺。他们碰响了手中的酒杯，发自内心地说“祝她幸福”。姑娘们都认定，如果有人应该幸福，那就应该是她。而男人们的同情心都投向了吉姆·维志理。他们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在多蒂的丈夫布鲁克不停地喝着香槟时，大伙一致认为，能够应对这么艰难的处境的人，一定是个古怪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