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赏析

不知是不是因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湘江烟水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对于屈原、贾谊这两位曾经流放、贬谪于此，文学生命与湘水息息相通的政治家、文学家，毛泽东都推崇备至，念念不忘。在他仅有的四首歌咏历史人物的诗中，和屈原、贾谊有关的就有三首。

1915年秋，“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年毛泽东来到长沙，与罗章龙初次见面就谈到对屈原、贾谊的评价。罗章龙曾作诗《定王台会晤二十八画生》记叙这次会面，其中“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之句表达了他们对屈原《离骚》和贾谊策论文章的共同喜爱之情，而这种钟爱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贾谊确实是一位少年倜傥的廊庙之才，据《汉书》记载，他十八岁便以能诵诗书、撰文章而闻名郡中。被文帝召为博士后，皇帝每诏下议论问题，都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一年内就升为太中大夫。他陆续向文帝提出各种政治改革意见，却遭到大臣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于是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并贬之为长沙王太傅。贾谊怀着无限的痛楚和幽怨来到长沙，在浩浩奔流的湘水边上，他想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屈原，这样一位忠君爱国，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文士，曾经同他一样，怀着无比的哀伤流放至此，却在抒写了千古绝唱的《离骚》、《渔父》之后，怀着不苟同于浊世的纯洁和忠爱不渝的坚贞走向了滚滚的江水，永远地沉入其中。贾谊睹湘水而思屈原，“追伤之，因以自谕”，于是写下了《吊屈原赋》。赋中痛斥“鸾凤伏窜，鸱枭翱翔”、“谄谀得志，圣贤逆曳”的不公与黑暗，对屈原的抑郁而终深致伤悼。贾谊没有像屈原那样沉于江中，而是在长沙做了三年太傅，终于等到了重返皇帝身边的信息，被任命为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梁怀王的老师。可是偏偏上天不作美，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贾谊引咎自责，感到自己“为傅无状”，常哭泣自伤，忧心忡忡，终于令人惋惜地倒在了难以自拔的哀伤里，时年仅三十三岁。

毛泽东称赏贾谊的才华，但也痛惜贾谊的自怨自责。梁怀王的坠马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实属意外，不能责怪任何人，贾谊何必因此自责、自伤，最终连生命都葬送了呢？这是无谓的“牺牲”，甚至可谓之愚忠、迂腐。正因毛主席对贾谊赏爱至深，才会对其惋惜至深。毛泽东多次提到贾谊。如1958年5月8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二十九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就有贾谊。毛泽东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江，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史专家。他写了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与《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又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崔使君序》的批语中慨然叹息道：“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泽东读文史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对贾谊的《治安策》一文尤为看重，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它是“西汉以来最好的政论……值得一读”，并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看。1958年，正值全国大跃进的热潮，因此，毛泽东讲话的目的其实在以古鉴今，在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敢作敢为，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进一步推动大跃进的浪潮。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咏贾谊的诗很多，最有名的要数李商隐的那首《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同为湖南人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时，便谈到了李商隐的《贾生》一诗，当刘大杰教授朗然吟诵出这四句诗时，毛泽东喟然叹道：“写得好哇！写得好！”（参阅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艺报》1992年12月28日）也正是对李商隐诗这种由衷的喜爱，使得毛泽东此诗首句便直接化用李诗，只把“更”字改成了“世”字。如果说李商隐诗是借古讽今，讽刺皇帝的迷信昏庸，不能正确任用人才，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毛泽东这首诗则是专论贾谊。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此诗未标明创作时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将其排列于1966年6月作的《七律·有所思》之后，可能作于“文革”初期。

作者：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