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赏析

1963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同志在首都各界公祭罗荣桓仪式上的悼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终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不幸在刚履花甲之年即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国悲恸。“消息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中断了会议，领头起立默哀，他说：‘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很不容易啊！’这是对罗荣桓一生的高度评价。”（萧华《艰苦岁月·我的良师罗荣桓同志》）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立即与贺龙、聂荣臻赶往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据毛泽东原护士长吴旭君给汪东兴写的报告中说：“在这之后几天中，主席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仍睡不着，躺在床上写东西。”“已是半夜”“他仍旧在写”直至“天亮以后”“写完了”，却仍没有睡意，“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着诗句”。“问主席：‘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主席从我手中接过诗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吴旭君《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这首悼亡诗产生的具体氛围，这就是毛泽东在“情绪不好，不愿意写字”之时，“发乎情之不容已”（《刘大櫆文选》）所经历的一段激荡感情的心路。这首写后几经吟哦而“书题”的悼亡诗是一位已届古稀之龄的革命领袖和才气弥高的伟大诗人对战友亡灵的亦哭亦诉的追忆，是从心底涌出的怀念、赞誉和痛惜，从头到尾充溢着真情。

且看诗的首联上句，开头便以看似平常而又不可更易的“记得”两个字为总领，把追忆的闸门一下子从三四十年前的“闹红军”时期打开。“当年”的罗荣桓，于中国革命紧要关头的1927年入党，同年8月参加领导鄂南秋收暴动，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任红军连、营、纵队党代表以及红四军政委、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职务，为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十年内战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完成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罗荣桓同志南北转战，屡建奇功，因此，诗人便巧妙地借用“草上飞”进行了形象鲜明的艺术概括，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草上飞”作为一个可感的意象，给读者提供了补充想象再创造的余地，何况它还颇有一些来历呢。或谓本指渡河的小船，或旧称什么“流寇”、“草寇”，或典出所传黄巢《自题像》中的“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等等。诸说不一，大旨不悖，内中无不隐有一个“快”字，而这正是游击战中与敌周旋的红军英雄形象的特征。出没山林，行踪飘忽，灵活主动，诡秘神速，这在毛泽东写于当时的诗词中屡有所见：“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如梦令·元旦》），“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以及“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其中的“跃过”、“直下”、“直指”、“飞将军”等等，不正是对“草上飞”的最好注释吗！“草上飞”不仅指神速，还意味着矫健和胜利，因此它既是对红军战斗生活的充满自豪的回忆，更是对罗荣桓卓著战功的充满深情的赞誉。然而，今日想来，确有许多殊感遗憾的事情，于是诗人在“斯人不重见”，战友成永诀的时刻，接着吟出了令人回肠荡气的首联下句“红军队里每相违”。

这句中的“每相违”，通常认为是指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在当时“红军队里”这倒也并非不是事实，不过是谁与谁“相违”，是什么性质的“相违”，何以在悼念战友中单单提及“相违”，等等。深究起来，要弄得明明白白绝非易事。其实，这首联的前后句可以看作是一个因果句，“草上飞”是原因，“每相违”是结果。实则后者语出“同心与我违”（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同心犹知己，“违”就是分离、离别。“每相违”，就是虽然心相通，却常常不能见面。同在一个“红军队里”本可经常见面，可实际相处时间不多，如今人已不在，想起来更觉得是深深的遗憾。愈到失去时，愈觉存在时的可贵，而时不可再，唯有痛惜不及。就是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说中，寄托了抹不掉放不下的无尽的哀思，这种深挚、惋惜、痛悼的凝重、深沉的感情汇聚，自非一般所能相比。

一幕幕的往事，一缕缕的哀思，引出了诗中的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下子由土地革命战争的“长征”拉到了解放战争的“战锦”，艰难的革命战争岁月更加激起了诗人对战友功绩的追忆和思念。众所周知，先后担负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和东北野战军第一政委和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重责的罗荣桓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曾多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重要作用是诗人通过对“当年”的边叙边议中表现出来的，恰似诗人在与逝去的朋友面对面交谈，共同回顾着往事，一起评说那走过的路，又像是对亡友敞开心扉的诉说。这一联的上下句，运用否定判断和肯定判断形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下，长征尽管是“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但还算不上是什么最难忍受的日子，“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批注”）。相比之下，“战锦”则有所不同，这才真正是“大问题”呢。但诗“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致陈毅》），因此解诗不宜如索隐派那般生拉硬拽地去对号，也不必像经学家那样去处处深究其微言大义，更不可认死理、抬死杠，说“战锦”事大，就意味着“长征”事小，这二者并非势不两立，“不是”、“方为”只不过是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诗人之理”罢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什么定量定性的“科学分析”。“战锦”即指攻打锦州之战，这是解放战争中作为三大战役第一战役的辽沈战役的第一仗。解放战争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败攸关的大决战的开始，辽沈战役事关全局，而“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我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9月7日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后，于9月底即完成了对锦州的全面包围，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只用31个小时即全歼守敌，俘获敌酋范汉杰、卢濬泉及以下九万人，一举夺得了“战锦”的重大胜利，为其后战局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真是一战而关全局。既如此，诗人谓之为“大问题”便是毫无疑义的，而身为东北野战军政委的罗荣桓在此次“战锦”中的巨大功绩也就不言自明了。就是在“长征”、“战锦”的相较相承中，诗人以特有的诗的艺术概括和诗的艺术辩证，赞扬了战友的贡献，寄托了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继前两联对数十年悠悠往事的如泣如诉的回忆之后，诗人便回到了现实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后者，早已使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泽东忧心忡忡。当时“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上考虑的中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等一批“反修诗词”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写成的。而在“吊罗荣桓”时，诗人自然不会忘掉这种“情势”的，可以说诗的后半部分就是由此而发的。

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这份忧虑来自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以及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君今不幸离人世”。尾联中的这一句朴实无华，似脱口而出，却充溢着诗人对战友“离世”的难以言状的悲痛伤感和令人心碎的惋惜。一个“君”字，更是包含了无限的意蕴，是对战友的呼唤，又是痛惜中的自言自语，既想到了过去，又想到了现在和未来。于是，结句“国有疑难可问谁”，便在久蓄之势下，冲涌而出，从而把罗荣桓国之栋梁的形象树立了起来，同时也把诗人为国痛惜的感情凸显了出来。如此平白语句，然而字抵千钧，感人肺腑。一句诘问，问苍天，问大地，更是发人深省，催人泪下。尾联两句，把追忆与评价、个人与国家、悲痛与惋惜，皆以浓重的感情高度地糅合在了一起，成为全诗一个自然的总结，而且结于发问，情真意切，志深笔长，叫人久久难以忘怀。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作者：董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