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目的是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愉悦；我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富有的少数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愉快。

——约瑟夫·张伯伦

在我们可能追求的所有互相冲突、只有一部分能够互相兼容的目标中，减少不平等必须首当其冲。在普遍的不平等的条件下，所有其他可取的目标都会变得难以实现。不管是在德里还是在底特律，贫穷和永远处于弱势的人不可能指望得到公正。他们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因而，他们的寿命缩短，机会减少。他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没有良好教育，他们甚至都不能指望有哪怕是一点儿稳定的就业机会——更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权力到水等各种资源的使用权的不平等，是所有真正进步的对世界的批判的出发点。但是，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表明和加剧了社会凝聚力的丧失——住在一系列封闭式小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其他（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人排除在外、将我们的好处仅仅留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这是时代的病症，是对民主健康的最大威胁。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荒谬地不平等下去，我们会失去所有的兄弟情谊：将兄弟情谊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固然十分愚蠢，但它却是政治本身的必要条件。对共同目标和相互依赖的情感的谆谆教诲，一直以来被当作是所有社区的关键。从业余体育到职业军队，所有为了某个共同目标一起进行的行动，是巨大的满足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就知道不平等不仅在道德上令人不安，它还是效率低下的。

在显然不平等的社会里产生的嫉妒和厌恶所造成的腐蚀性后果，在更平等的条件下会显著减轻，平均主义国家的监狱人口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分层较少的人口也受到更好的教育：底层获得更多的机会，并不会减少那些地位已经很好的人的机会。受更好教育的人口不仅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对破坏性的技术变化也适应得更快，付出的代价更小。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对不平等社会里那些富有的人，如果将分隔他们和他们大部分同胞的差距大大缩小，他们也会更加幸福。他们当然会更加安全。但这不仅仅是自私：与生活条件恶劣的人们毗邻而居所构成的持续的道德非难，即使是富有的人也会对此感到不安。

自私的人也会对自私感到不安。这才会有封闭式小区的诞生：如果特权带有道德上可疑的内涵，特权者不喜欢被提醒自己享有特权。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经过30年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灌输，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对这类情感已经免疫了。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年轻人一心想做些“有用”的“好”事的永久愿望，表明一种我们未能成功压制的本能。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压制；要不然的话，大学为什么觉得可以为本科生设立“商学院”？

是扭转这个势头的时候了。在像我们这样的后宗教社会里，大部分人都是在世俗目标中寻找意义和满足；只有当我们怀抱亚当·斯密所称的“善意的本能”、克服我们的自私的愿望时，我们才能“……在人类中发展一种包容人类所有种族和礼仪的情绪与情感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