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关于风向和水流的知识、没有目的感的话，仅靠往外舀水，人和社会是不可能在道德和经济上漂浮多久的。

——理查德·蒂特马斯

批评我们当代现状的大部分批评家都从机构开始。他们观察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和游说，指出这些机构是如何败坏或滥用了人们给予的信任和权威。他们得出结论，任何改革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不同的选举制度，限制游说和政治募捐；我们需要给行政更多（或更少）权力，我们需要找到途径，使选举出的或未经选举的官员对他们的选民和雇主——我们——做出反应和回答。

这些都对。但是，这类改变早就被谈论过几十年了。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改变没有发生或者奏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对目前困境负有责任的人们想象、设计和执行的。要求美国参议院改革它的游说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一个世纪以前那著名的观察，“如果一个人的薪水就依赖于他不懂得某件事，那你是很难让他懂得这件事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议会——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从厌倦到憎恶各有不同——也不会从自身发现重新变得有意义的办法。

我们应当从别的地方起步。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那些掌权者那么容易说服他们的选民，他们的政策是智慧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替代选择。即使主要政党之间有很大的政策差异，这些差异也是被当作一个目标的不同版本提出来的。人们习惯于宣称我们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富人要的东西和穷人不一样。那些靠工作为生的人，和那些靠投资和红利为生的人要的东西不一样。那些可以购买私人交通工具、教育和安全保护，因而不需要公共服务的人，和那些专门依靠公共部门的人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些或从国防合同中或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其目的和那些反战的人也很不一样。

社会很复杂，包含着互相冲突的利益。宣称它不是这样，否认阶级、财富和影响的差别，只是将一套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的一种办法。这一论点曾经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被鼓励将它当作对阶级仇恨的煽动而弃之不顾。同样，我们被鼓励着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确实，有很多人也因此得益。

但是，市场有一种自然倾向，优先满足那些能够被简化成商业标准或经济计量标准的需要和要求。如果可以买卖它，那么它就是可以量化的，我们可以衡量它对（量化的）集体福祉贡献的大小。但是，要是这些利益是人类一直很珍视，但本身却无法量化的呢？

幸福呢？公正和（本义的）公平（equity）呢？排斥，机会——或没有机会——或失去希望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考虑不仅意味着总值，甚至个人利益或增长。就说羞辱吧：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经济代价，一种对社会收取的费用呢？如果我们“量化”人们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而被同胞羞辱时所受到的伤害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估计生产力、效率或幸福的时候，也算进羞辱人的施舍和作为权利的福利之间的区别这个因素呢？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全民医疗保险或补贴公共交通，实际上是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的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我很爽快地承认，这种做法本身是有争议的：我们如何将“羞辱”量化呢？剥夺偏远地区的居民使用市政资源的权利，怎么衡量这个代价呢？我们愿意为一个好社会付出多少钱？

即使是“财富”本身也迫切需要重新定义。人们普遍声称，太高的累进税或经济再分配会摧毁财富。这种政策无疑会为了一些人的利益限制另一些人的资源，尽管我们切蛋糕的方法和蛋糕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重新分配物质财富能够长远地使国家稳定繁荣，缓解由嫉妒产生的社会压力，增加和均衡每个人得到目前由少数人独享的服务，这个国家难道不是更富足吗？

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使用“财富”或“富足”这些词时，远远超出了它们目前仅限于物质的用法。在更广的范围内这么做——重铸我们的公共对话——在我看来是开始改变的唯一现实的途径。如果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交谈，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这种产生政治变革的方式是有先例的。18世纪末的法国，当旧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发展不是抗议运动或那些企图挫败这些抗议运动的国家机关。最重要的发展来自语言本身。新闻记者和小册子作者们，加上偶有异见的行政人员或教士，从关于公正和民权的旧有语言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公共行动的言语体系。

由于不能直接和君主制分庭抗礼，他们开始通过设想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提出“人民”能够信任的其他权力来源，使君主制丧失合法性。实际上，他们发明了现代政治；而通过这么做，他们使有史以来的一切都不再可信。当革命终于爆发时，这种新的政治语言已经站稳了脚跟；确实，要不然，革命者们自己都无法形容他们在干什么。创世的是话语。

今天，我们被鼓励着相信政治反映了我们的意见、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政治家发言，我们用投票来做出反应。但是，真相却远不是这样。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是任何重要对话的一部分。别人告诉他们想什么，怎么想。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别人就让他们感到底气不足；至于总体目标，别人也鼓励他们相信，这些总体目标早就确定了。

这样压制真正辩论的负面影响，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在今天的美国，市政会议和“茶话会”拙劣地模仿其18世纪的原型。它们不是展开辩论，而是关闭辩论。煽动家告诉群众如何思考，当他们的话语得到响应之后，他们就大胆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在反映民意。在英国，电视已经被十分有效地当成了民众不满的安全阀：职业政治家现在宣称，他们通过即时电话投票和普及调查的方式，就从移民政策到娈童癖的一切问题听取“人民呼声”。他们把观众自己的担心和偏见通过推特再回复给观众，就推卸了领导或创新的责任。

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共和国法国和宽容的荷兰，关于国民认同和公民标准的替代辩论，取代了对抗公共偏见和同化的挑战所需的政治勇气。这里，一场“对话”似乎也在进行。但是，其责任范围已经被小心前定了；其目的不是鼓励表达不同意见，而是压制不同意见。这些“对话”没有促进公共参与，没有减少公众隔阂，而仅仅是加深了人们对政治家和政治的普遍厌恶。在现代民主中，在大部分时间欺骗大部分人是有可能的，但这是有代价的。

我们需要展开一种新的对话。我们需要重新对我们自己的本能产生信心：如果一项政策、一个行动或一个决定看起来有些不对，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大部分人都对那些熟悉的公共财产的仓促私有化感到忧心忡忡：公用事业、伦敦地铁、地方公共汽车服务和社区医院，至于养老院、护理服务等等就更不用提了。但当人们告诉他们这类私有化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提高效率时，他们就缄口不言了：谁能有不同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