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上讲清代是不禁止民间拥有武器的，至少是没有严格查禁老百姓手中的刀枪剑戟和打猎用的火器。由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属于冷兵器和热兵器混用时代，民间基本上没有能力制造威力较大的枪炮，所以，即使拥有少量武器，对统治者的威胁并不大。中国引进西洋现代火器是与地方绅士的公开参与政务同步进行的，但大规模的武器近代化毕竟还是国家军队的事，尽管这时的国家军队已经由原来的乡兵——湘军和淮军唱主角了。

虽然中国关于现代兵器的引进与自造有一个并不算短的过程，但这对于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要想熟悉和掌握它，的确需要一个较长适应的时间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来华的英国军官曾发现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使用洋枪非常不规范，而且不会瞄准射击。直到20世纪初编练新军之前，大部分清军枪都打不准，很多人往往一开战就拼命地放枪，直到将子弹打完为止，结果是枪弹如雨而杀伤很少。也就是说，尽管从湘、淮军开始，中国军队的武器现代化已经有了眉目，但是士兵对于不断进步的现代化兵器其熟练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然而，虽然武装了洋枪洋炮的官军抵御外辱不足，但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却绰绰有余，太平天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湘、淮军武器竞争的失败，而自那以后，由于此后的图谋造反的农民再也没有了引进西洋武器的条件，所以很难成气候，甚至在世纪之交的大动荡中，起来闹事的义和团虽然不是成心要推翻清王朝，但断不了与官军交战，这时的他们其实并不像某些外国学者想象的那样，相信神术宁愿用刀矛而不用现代化武器，大多数义和团其实是很乐意用洋枪洋炮武装自己的，可惜这些洋玩意儿到了他们的手里都成了废物，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使用。农民虽然知道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但对之却非常陌生。应该说，清廷的新政以后，军队的现代化进步很快，新军士兵对于手中武器的谙熟程度比他们的前辈确实高了许多，但民间对西洋现代兵器依然是陌生的，尤其是先进一点的兵器，如后膛快枪。

北洋军阀时期不间断而且愈演愈烈的混战，为现代武器在民间的普及创造了极好的条件。首先，军阀间的战争越打越认真，越打规模越大。在彼此都拥有正规军队的内战之初，仗打得确实有点像外国记者说的那样，像儿童游戏，战争更多的是靠烟土和银洋在打，战争的幕后交易远比真正的动枪动炮要精彩。一场轰轰烈烈的直皖大战，直军不过死了71人，皖军是吃败仗的一方，也不过死了千把人。但是随着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战争的频度和烈度都与日俱增。1920年所谓的直皖大战历时不过一周，双方死伤无几，而1924年的直奉第二次战争，双方在长城一线攻守拉锯，动辄死伤累万。但是，军阀混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烈度也越发的高，但现代化的程度却十分有限。有的财大气粗的军阀如奉系张作霖的军队虽然装备很好，在战争中也用上了飞机大炮和坦克，但由于使用不当，效用有限，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步枪和机枪之间的交锋。其次，军阀混战频度越高，其吐纳的兵员就越多，战争烈度虽然高，但真正战死远远没有逃亡的多，战争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散兵游勇，这些散兵游勇几乎都带着枪，他们或者落草为寇，或者拖枪回家化为地方武装的成员，也有带着小股士兵回家乡成为土皇帝的。每次战争或者兵变之后，军阀都要补充兵员，为了在战争的竞争中站住脚或者压倒对手，军阀还需要不断地扩充军队的规模，就这样，军阀混战就像一座巨大的学校，将越来越多的成年农民拖人战争，至少教会了他们掌握使用步枪，由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巨大的生存压力，这所战争学校基本上是不愁“生源”的。拖枪回家的农民，还会将武器的知识进一步普及给家乡的伙伴。结果，农民对于现代常规武器的陌生感终于消失了，像义和团那样有枪不会用的情景基本上不存在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兵散为匪的也不在少数，打败了的军阀往往大股小股地变成土匪。而土匪又常常由于军阀扩张势力的缘故而变成兵，兵匪互易成为当时战争的一景。当然，在地方上混不下去又回到军队上的老兵油子也不在少数，因为军队生涯虽然危险，但的确存在许多做农民根本想也不敢想的机会。无形之中，兵与民的界限已经淡漠了，无论做什么，他们手里都有枪，不再存在杀人的心理障碍。也可以极端地说，此时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着多少正式的士兵，倒有许多拿枪的武装人，分散或者成股地活动着。那个曾经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孙殿英的发迹史就非常典型，他先是在豫西悍匪张平手下干，然后又混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摇身一变成了官军，等到混成机枪连连长时，又借机拉出队伍自立山头。他20多年的军阀生涯，总是在土匪、官军和会道门集团三种角色之间来回转换，他的手下也是如此。干了临城国际列车绑架案的山东土匪孙美瑶部下是一位被他们绑架的外国人称为“厚嘴唇”的土匪，“他曾是湖南军阀张敬尧手下一名士兵，在张敬尧被吴佩孚打败后，他发现自己‘失业’了。于是游荡到北方，并于1922年夏投到了反吴佩孚的张作霖的帐下。而在张作霖兵败京郊后，‘厚嘴唇’远道跋涉返回山东，加入了匪帮”。

民间散落的枪支越来越多，不仅中国低水平的军火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极端的低水平扩展），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剩余军火也成船地运往中国（主要是步枪等低级武器），无论西方国家怎样装模作样地限制，军火走私商还是能将那些协约国和同盟国士兵用剩下的烂步枪一直运到河南、四川的深处。连一向号称慈善的天主教教会也参与走私枪械，河南南阳有个属于意大利天主教教会的靳岗教堂，结果当地大部分地方武装的枪械都是意大利造的。一时间，中国成了各种型号的轻武器的博物馆。军阀们要大量地购买枪支弹药，各种地方武装也会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来买枪，土匪们更喜欢搞枪，有的地方，富裕一些的人家也会买一些快枪来看家护院。一时间，快枪成了农村里最现代化的器物，农民如果也受西化的影响的话，那么只能是对西洋现代火器的熟悉，他们依照自己的爱好，给洋枪起了许多很有特点的外号，什么“五眼”“九响”“歪把”等。大小军阀的底下还有各种名目的半独立的割据势力，即使托庇于军阀的较为强大的武力之下，与军阀也是某种形式的分赃关系和纳贡关系。各个村寨的小团总、队长、支队长之类的武装首领，就是一个个土皇帝。有的地方干脆就是直接的土匪或者帮会袍哥统治着，东北地方的土匪，有相当多是这样存在的，他们按匪股的大小控制着一定范围的村庄，各个村庄定期向他们交纳“保护费”，后来威震全国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当年就是这样一种土匪。在四川，“嗨袍哥”几乎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袍哥的龙头大哥都是地方的一霸，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有枪阶级，个别出色的甚至还变成了势力不小的军阀。其他地方会党也同样洋枪化了，有的地方，上自富家子弟，下至平民百姓，不入会党就难以生存，湖南和陕西等地的哥老会武装还有许多最后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辛亥鼎革，一向以讲求文事闻名的无锡七房桥的钱氏家族，也购买了快枪若干，训练子侄以保卫乡里，这些枪支，在后来的岁月里，看来并没有从钱家流出去。在相对太平的江南水乡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必说了，甚至复古了东汉末年的坞壁，结成大小村寨，筑起圩墙和砦堡，有的工事还相当坚固，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土围子。时人言及当年豫西内乡一地，全县比较有名的寨子就有三百以上，几乎每个寨子都有快枪，否则连一天也立不住。豫西土皇帝别廷芳起家的老虎寨是个小寨子，但也有一支快枪。大的寨子或者土围子竟然会有几百支枪。

所以，一方面是政权的赤裸裸下移和强化，一方面又是政权的弱化和政府权力的分散。另外，由于社会权力对于武力的过度依赖，而武力的强弱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的优劣和多寡（不像冷兵器时代强调武技和膂力），使得人们对枪的追求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价值观意义，对于大大小小的军阀来说，有枪无枪，枪多枪少，与他们的生存价值有直接的关系。而乡村的武化精英们也是同样，枪多枪好，说话的声音就大，反之亦然，军阀们互相吞并主要是为了枪，乡村土围子之间相互攻杀也是为了枪，甚至他们大肆搜刮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枪，有了枪才有了一切。民国期间，出现了许多土匪抢洋人的事件，当土匪抓住洋人时，首先不是抢掠财物，而是要老外交出枪械，因为在他们眼里，外国人都是有枪的，而枪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等于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各地军阀的统治形式是赤裸裸的武力控制，连带着乡村的统治也是靠武力维持着，谁的力量大，谁有枪谁就说了算。没有枪的人要托庇于有枪有势力的人，否则就难以自存。有的时候，枪象征着世间唯一的“法律”，决定着人际间的处世规则。在这种场合下，权力已经全然失却了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依据，只要搞到了新式武器，任何的阿猫阿狗都可以登上权力的舞台，与此相关联的是，人际间的忠诚和道义的空间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登上台的武化的好汉们，除了自己的家人，谁也不敢轻信。以下犯上和公然的背叛已经不再受到舆论的谴责，失德者自然也没有什么自我的不安。与此同时，农村里的精英迅速发生着更新换代，一批与军阀有关系或者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开始崛起，老的乡绅或者使自己武装化或者沉沦，在有些地方，甚至老一代靠办团练起家的乡绅也败在了“新生代”的手下。据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陈志让考证，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乡绅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乡绅占有的耕地则不超过10%。这些新地主基本上具有武化的色彩，有些像沈从文小说里描绘的“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支，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裹胁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暴发户。更多的是军阀的家人、族人以及亲戚，土匪和帮会的大小头目和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豫北安阳的大地主豪绅王自全的经历十分典型，此人先是在民团当兵，而后又进入地方军阀部队，还做过矿警，后来弃兵为匪，拉起人马占山为王，靠四处打家劫舍和贩卖毒品发了起来，但对于自己的家乡却不扰害。洗手不干之后，遂成为当地的豪绅，用贩毒的钱从日本购得大量枪械，仍然拥有相当精良的武装，与各地的土匪帮会和会道门都有联系，历届地方政府都要倚仗他。

这些武化的精英缺乏前辈乡绅的文化资源，往往带有后起和暴发的色彩，因而手更狠，心更黑，更不讲究道德规矩。豫西土皇帝别廷芳之所以能在寨主林立的豫西地方发起来，关键在于他心狠手辣，在互相的兼并战争中，连自己的亲家都能杀得一个不剩。在整个乡村社会中，弥漫着“唯力是从”和“唯力是恃”的空气，维护自我以及家人的生存变成了最高原则。无原则讲求义气的黑社会道德挤压着原有的乡里道义，即使黑社会的道德也无法在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中完全维持，背叛成为一种无药可医的流行病，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动，任何称雄一时的武人都有可能被自己亲密的部下所抛弃，甚至挨自己家人的黑枪。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体变成了西式的代议制，但西式法律体系的引进，只限于沿海的都市（即使在都市也只是皮毛），农村里则连影子都没有。老的法律体系已经被废掉了，知县变成了县长，不再踞堂审案、打板子，他们的职能只是按某些方面的旨意把抗税抗租不交或者交得不够的农民“法办”一下（站笼这样的中世纪刑罚和砍头示众这种中世纪威吓手段也时有所见）。农村里连《大清律例》这样的东西也不存在了，各个土皇帝都可以言出法随。法律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统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的没有规矩和章法。当时的人回忆说：“寨有寨主，寨主豢养着一些专作鹰犬之用的寨丁。寨主不仅可以派款要差，处理诉讼，而且可以捕人押人。”有的寨主处理人命案件时还会知会一下政府，有的干脆自己做主，随意草菅人命。乡村的统治形态已经基本上退化到靠人类原始本能维持的地步了。

不言而喻，此时的乡村统治秩序基本上没有了道义的尺度，原始的血亲复仇又开始盛行。在1921年前后，河南嵩县东区的黄兑村，村长郭灿是本村大姓郭姓的头面人物，因为派差得罪了同族的另一个大地主郭某，郭某于是收买杀手将郭灿全家杀死，只有一个12岁的孙子因在外村的舅舅家而幸免，然后郭某在村里当了家。郭灿的孙子逃到外地投军，几年后带着一个结拜弟兄悄悄潜回黄兑村，杀了郭某全家，捞了两支枪又回到了军队上。这件事情当地县政府曾经过问过，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先是任凭郭某继承黄兑村的村长，而后又听任郭灿的孙子复仇。但不管怎么说，这里面毕竟还有政府的影子，而同一时期发生在河南伊阳县常渠寨的一件连环复仇案，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过问的可能。常渠寨张姓是大姓，一向握有村寨的大权，当时的寨主张梦华是寨中的首户，在寨中一手遮天，十分专横，结果引起了张姓的另一大户前清秀才张丰年家族的不满，张丰年的两个儿子于是收买了两个杀手，杀了张梦华，取而代之。但不久张梦华的妻子拿出许多钱和枪，买通了另一个土豪派人又将张丰年的全家杀掉，仅仅剩下一个媳妇。最后这个媳妇设法投靠一个势力更大的土豪，将杀她夫家的凶手给除掉了。除此之外，平民百姓受了土豪劣绅的欺负愤而投军，最后报仇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少年彭德怀的故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看到，原来乡村民间纠纷和危机处理的程序已经基本瓦解了，人们开始借助各种乡村社会以外因素来处理危机，寻求正义。在传统社会，人们处理危机、解决纠纷的基本趋向是尽可能不伤面子，避免走极端，而现在则动辄采取极端手段，肉体消灭已经成为解决权力纷争的基本方式之一。显然，这与整个农村社会浓烈的武化氛围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