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之于乡村的统治，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由于存在一种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框架，与相应的道德氛围。我们知道，以“五常”“八德”为标志的儒家伦理，实际上已经成为自秦汉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相当依赖血缘纽带，并以差序格局存在的农村家庭与社会，从“亲亲”原则出发的孝悌节义之类的道德讲求，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为农民所乐于接受。但是，统治者“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以孝求忠，即对皇朝的效忠才是“五常”“八德”的道德目标。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不断地制造儒生面目的士大夫以承载官方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通过士大夫控制乡里道德的话语权，发挥导向和解释作用，至少保障了乡里道德的基本内涵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近代两位最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政治家，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彭湃。毛泽东说过：“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现在的乡村，这种教育是很盛行的。”而有着“农民运动大王”称号的彭湃也说：“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都为农民所讨厌。”。应该说这是一种贴切的论说。

学校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播的大渠道，是传播代表正统意识形态的大传统的主要场地。自从春秋战国官学下移民间以来，乡间逐渐形成了官学、私学并存的局面。到了离我们最近的清代，官学虽然定期举行考试，有学舍和带官衔的教师（训导与教授），但由于官学已经被捆绑在了科举制度的体系上，所以，童生进学之后，有了生员的名分就基本上不在学校读书了；到了晚清，甚至连每年的例行考试也变成了官样文章，如果生员不打算进一步考举人进士的话，他们几乎可以不再用功了。

真正起到乡村教育作用的主要是私学。在清代，私学主要有私塾、族学、义学和社学等形式，其中私塾和族学占了绝大部分（这与明代以社学和义学为主有很大区别）。私学的普及性很广，除了深山老林，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至少一座，大部分农村的男性儿童都可能进私塾读上几年书。官学虽然不能算是读书的所在，但却对私学起着导向的作用，一来私学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与官学接轨，进而步入仕途；二来生员以及少量的举人成了私学的教师，很自觉地将官学的方向带人私学之中。当然，由于私学数量过大，分布极广，有功名的教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大量参加过官学进学考试，至少能开笔作文的童生也可以吃上私塾先生这碗饭，甚至还会有少数文理不通的“南郭先生”混迹于其间。尽管如此，由于对于私塾的学生来说，秀才举人们是现成榜样，所以，官学的导向无疑是会得到保障的。

在传统时代，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识字和道德教化这样两个方面，一个人从识字到开笔作文（八股文），一般要经过5～6年甚至7—8年不等的时间，最初的3～4年一般被称为开蒙或发蒙时期，学生读的是蒙学。对于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能读完开蒙已经不错了，有相当多的人只能读1～2年，识不多的几个字。只有少数农家子弟可能会读得比较长一点，一是家境比较宽裕而且本人又相对聪慧的；二是私塾先生的子女。

清人有嘲村学诗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虽然语出不恭，却也道出了乡村私学教育的基本范围。农民所受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鉴略》《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之类的蒙童读物。只有极个别的财力和智力都有余的农家子弟，才会越出这个范围，“一日三行读《大》《庸》”（《大学》与《中庸》）。即进入到了正式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的习读之中，而更少的人会从对仗开始学习作文。这种旧式私塾教育是农民比较喜欢的，毛泽东曾提到过农民喜欢旧教育，而讨厌新教育。彭湃也提到过，说现在的农村（指20世纪初）“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班面黄目青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班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让教书先生管孩子固然是农民之所愿，但更要紧的是农民喜欢那种“子程子日”的东西，认可这种文字所承载的道德说教。

蒙学读物虽然简单通俗，但都是“文”，具有很明确的意义，即使是《百家姓》这样的姓氏罗列，也隐含有强调姓氏宗族认同的意思。蒙学读物的意义体系，基本上是以儒家伦理为皈依的。自北宋以来，蒙学读物大有层出不穷之势，算下来大约有几百种，很有一些大谈心性义理之作，很显然，这些赤裸裸而且古板说教的读物最后都被淘汰了，用得比较多、使用范围比较广的也就是那么十几种。这些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蒙学教材，基本上是两个路数，一是用通俗的韵文讲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道理无疑是以孝悌为中心。比如像“二十四孝”的故事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种蒙学读物中，再加上大量如何礼让，如何恭谦之类的说教，将孝悌的题目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二是借历史讲忠义。很多蒙学读物实际上就是简单通俗的历史书，不过这种历史书是有意识用忠义故事将之串起来的，好像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忠臣义士的表演史。这些通俗的蒙学历史读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是正史的简略本，带有浓厚的正统史观，借此将华夷、正僭观念灌输进去。尽管蒙学的内容农家子弟未必会喜欢（对于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来说，读书毕竟是一件苦差事），但由于那个时代读书是要求背诵的，在叱骂加戒尺的压力下，儒家话语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暴力，会顽强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所以对那些正在社会化的农家孩子来说，蒙学的内容对其思想意识的形成与影响还是不小的。

当然，农民让子弟读书，并不都是希望自家的孩子日后能够一举成名，鱼跃龙门，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们真正期望的也就是能识几个字，能看懂官府的告示和税收的传票，做个小买卖会算账，不吃亏；再就是能够略微明白一点自己应纳的钱粮，可以应付官方的收税人。所以，识字教育往往是一部分农家子弟读书的真正目的所在，尽管他们未必会很清晰地表露出来。在任何时代需要都会产生最强大的创造力，因而，我们在流行的蒙学读物中又看到了一类没有什么意义，纯粹是为了识字的课本，比如《六言杂字》和《对相四言》（即古代的看图说话）。这些课本几乎全部用农村日常用字写成，具有强烈的农家实用性。同时，由于精英家庭的子弟往往开蒙早，涉猎经史也早，甚至不屑于用蒙学读物，相对而言，蒙学读物农家子弟使用得比较多而且用的时间比较长。这样一来，蒙学的内容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多少会渗进一些农村世俗的经验与智慧，以适应农民的需要。换言之，就是某些世俗的谚语格言趁农村儒学房屋的年久失修，悄悄地从后门溜了进来。于是在一本正经的道学面孔上，竟然不时地露出圆滑之气来。像《名贤集》中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增广贤文》中的“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父母恩深终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之类，显然与正统的儒家道德相乖离，基本上属于世俗的处世智慧。所以当时有俗语称：学了《四书》知礼义，学了《贤文》会做人。

另外一些蒙学读物如《教儿经》等，在宣扬孝道的时候贯穿了某种农家将心比心、以恩报恩的意识，渲染父母养儿女如何辛苦费神，什么“乳哺三年娘受苦，移干就湿卧娘身”，几同于民间下里巴人的孝亲宝卷。又如“父说脚软腰又胀，母叫眼花头又昏，非是父母装假病，人到老来百病生”；“要茶要水靠儿子，儿子出门叫孙孙，纵是媳妇能孝敬，媳妇总是外姓人”。前者像是苦口婆心地劝孝说教，后者则是农村现实生活的折射，与正统的绝对主义的孝道总是有点隔膜。

尽管农村的学校教育从后门渗进了一些不那么纯正的东西，但是它毕竟是正统意识形态灌输的大渠道，应该说，在这个渠道，传播的误差与失真是最小的，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这个途径贯彻到乡间，并起着对小传统的导向作用。当然，真正由国家主张并制度化的意识形态灌输严格来讲并不是私学教育，明清统治者接过前代由名臣倡导的乡约宣讲的尝试，并将之制度化，特地发布了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主旨的圣谕广训，由贡举出身的乡绅主持，定期于通衢人广处宣讲。但是，尽管统治者屡屡强化这种制度性灌输的形式，仅有清一代从顺治九年到光绪十七年，凡下32道谕旨重申此事，甚至还将圣谕宣讲搞得很通俗，强调“宣之如歌词曲，讲之如道家常”（《宣讲拾遗》），甚至在圣谕宣讲中掺和上善书宝卷的内容，但是不唯听者藐藐，连讲者也是虚应故事，效果非常有限。

真正能对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培养起到作用的另一种形式是宗族的祭祀活动。传统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些条文和原则，还有礼仪及其精神。不言而喻，国家意识形态礼仪的再现与演练就是祭祀活动。一般来讲，祭祀必须是由儒生来主持的，儒最初的含义就是祭祀上的赞礼人。后来乡里社会的宗族祭祀活动，自然而然就成了乡绅的专利，他们主持这项活动，毫无疑问会使之合乎正统礼仪的规范。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敬天法祖、上下有别、昭穆有序等观念全部都体现在祭祀活动的种种仪式过程中，经过反复地祭祀的仪式演练，类似的观念不知不觉地就会内化为一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同时，由于西周的宗法制度的残破，在宗族祭礼上位置顺序往往与各分支、各家族、官僚体系的关系有关。秀才举人和进士自然身份不同，“老友不与小友序齿”，与官有关的身份在宗族地位上作用远远大于年龄和辈分。当然，细论起来还存在非常烦琐的等级，同级阶官，科甲出身与杂佐出身的不一样，杂佐出身的与捐班的又不同。进士还要分一、二、三甲，能够进翰林的人无论如何都要神气得多。连秀才都要分个附生、增生和廪生。家族里有没有跟官身沾光的人，在平时生活里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感觉，但一到祭祀之时，这种由官而产生的地位差距就会凸显出来。气氛庄严的仪式烘托，会使参与的人产生强烈的自卑和荣耀感。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会让有科名的人得到经济和荣誉上的双丰收。福建古田宗族一般都有书田和祀田，“书田专为奖励子孙而设，子孙设有一人人泮，他人即将书租若干石让收终身，相继入泮者均分之；中举、会进者更加若干石不等。祀田之租本为各房子孙轮流承祭之用，但子孙能得科第，亦有让其特收一年，以后再依房次轮收者；其让收之方法载在簿据，垂为家法”。这里，包含的意思除了经济上的好处之外，就是在科举上能为祖宗增光的人，无论辈分大小，位置就离祖宗近些，甚至吃祖宗的祭祀。所以，很多人迷醉于科举考试，以求进身，并不仅仅为了自身的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家族的地位与荣誉，做的是“显亲”的孝道大题目，即使考不上，进进考场也让人高看一眼。实际上，进过考场的童生与没有考过试的童生地位确实存在差距，至少在世人眼里是如此。

仅仅靠大渠道的培养与灌输，传统国家要在农村社会构建意识形态的体系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在传统中国，忠孝节义这样的伦理观念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绝不仅仅靠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靠民间戏曲和小说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自觉不自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渗透下去的。自宋元以来，戏曲表演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小说在民间主要是通过说书人来传播的，可以近似地归为曲艺领域），各个地方几乎都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戏曲剧种，在演化中相互融合，也不断分化。戏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呈现城乡一体化的趋向，各种专业戏班子几乎都要经过在乡村游动演戏的过程，从草台班子上升为专业戏班。有条件的农村，农民自己就可以组织起来演戏。农民婚丧嫁娶要唱戏，逢年过节要唱戏，集市庙会要唱戏，宗族祭祀也要唱戏（许多宗祠就建有戏台），北方的农村冬闲的时候，富裕的村庄可以唱上一个冬天的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回忆说他小时候进戏班子学戏，赶上冬闲，往往一天要赶“三工戏”，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忙得连妆都没时间卸。而农民对戏曲的喜爱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清人刘世英有段说乡人看“碰碰戏”（即蹦蹦戏，今日所谓的平戏）的曲子：“逢庙会，人烟盛，堂客喜，碰碰碰，抱孩子，净发愣，《忆真妃》《梦中梦》。赶车的，更好胜，车骡俱净。”

戏曲自兴盛的那天起，就有着“以歌舞演故事”（王国维语）的传统，正统的意识形态观念正是通过从演绎“正史”的渠道，将一个个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的故事渗入老百姓的心田。同时，中国传统的民间戏剧又具有很强的仪式性，戏剧的服饰、道具、程式以及营造的某种氛围，都具有强烈的仪式化的味道。通过戏剧的仪式化的舞台情景，同样可以感受到上下尊卑的秩序，领受传统礼仪的魅力。由于戏曲为农民所喜闻乐见，所以其渗透力与感染力都是其他渠道不可比拟的。

但是，民间戏曲毕竟是下层社会的产物，识字不多的艺人与识字不多的农民把浓厚的乡土观念带进了戏曲故事之中，就是那些表现忠臣义士的剧目，也缺少绝对主义的意旨，那些再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一样充斥了农民式的想当然与浓浓的乡气，朝堂之上，忠奸斗争有如姑嫂勃谿，君臣对话如同街头闲话，皇帝的三宫六院，跟地主与他们的大小老婆差不多。不仅淫戏和黄戏充斥其间，而且还经常有离经叛道的意思冒出来。戏中的皇帝，经常是好色贪婪之徒，而且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小老婆（西宫）的话，放纵丈人舅子胡作非为的角色。只要忠臣有理，就经常会有臣下对君王“手执钢鞭将你打”的事情发生。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想要造反的农民来说，戏曲小说成了他们行动的基本思想来源，揭竿而起的农民们所自封的“伪职衔”大抵来自戏曲，有时连他们加身的“黄袍”也是从戏班子里找来的。19世纪60年代山东以杨泰为首的农民起义集团，搭一个大席棚子当金銮殿，“找了几件唱戏的黄袍穿上，登上大殿，文武大臣，按时朝拜”。而更早一些时候，山东临清的明天教的教首马进忠居然在自家的土炕上着戏衣“登基”，却也不耽误他大封“三宫六院”以及丞相、尚书、将军和军师。当然，这种情况虽然引人注目，但比起更多的从中学到了规矩，习惯于服从的农民来说，几乎就是九牛一毛。不过，就是因为民间戏曲有如此多的不规范之处，所以历代具有道学癖好的某些官僚总是想禁戏，而且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还部分地实行过，但从总体上看，统治者还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实际统治乡村的乡绅对乡戏虽也毁誉参半，但基本上不干涉乡民的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明白乡戏对统治还是有好处的。

按照许多学者的说法，传统农村社会的统治架构实际上分为两层，一层是国家政府，一层是乡绅领导下的自治形态。可是如果没有正统意识形态与朴素的乡里道义有机结合，形成一种社会政治话语这种“软件”的配合，这种双重架构的乡村统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调解乡里纠纷，排解宗族矛盾，处理族内事务乃至案件，应付村际族际问题，以及保障国家赋税征收时，乡绅们面对这种种问题时所用的一套话语体系，基本上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混合。如果没有大小两个渠道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渗透，乡民已经认可了上下尊卑、恪守其分的道理，即对这套话语有强烈的亲和感，那么乡绅及国家的统治权是要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