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才要唯贤唯德

贤德之人，人皆爱之，这样的人才领导者犹爱。就如同荷花的美丽与高洁，贤德之才的能力与自身的道德都蔚为可观，在工作中不仅可以以技服人而且还能以德服人。有这样的一批人才，领导就可以放松很多，下属之间的关系在这批人的推动下就可以良好地运转。

德才兼备，选而用之，整个团体才能更好地发展。领导选择贤德之人加以任用，就外部而言可以树立良好的形象。一方面大量的贤德之人慕名前来；另一方面下属公司带来了信誉并为公众所接受。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很早周恩来就与毛泽东等人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才能与品德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走上领导地位以后都把周恩来作为自己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在调和党内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就是基于周恩来的才能与品德。

领导者择才而任，还应注意把贤德兼备的人才用到关键的位置上，一方面为自己管人用人树立榜样，另一方面把这些人放在重要位置而不必担心“祸起萧墙”。

择才要兼收并蓄

李斯在《逐客谏书》中曾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要招纳任用各处的人才而对一些细小的东西不以计较。

一言以概之就是择才任才要“兼收并蓄”，即在大的方向的前提下，把人才的不入主流的方面暂且搁置在一边而“求用存异”。兼收并蓄实质就是取其所长而容其所短。择才是为用人做准备，用人最讲究要“用人如器”。“世代有贤”，但贤有大贤与小贤之分，大贤大用，小贤小用。其实每个人都是人才，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是要看领导怎么择才而用了。

领导者要用好人就必须具有兼收并蓄的思想，既要选择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才，也要用些在某方面有专长的人才。

在战场上导弹可谓高科技武器，但光有导弹是打不赢一场战争的，它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在企业中，领导只用高层的管理人才，没有科技开发人才也是不行的，一个团体就如同一部大的机械，需要各个部件的合作才能正常工作，有时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也会起关键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用人都注意兼收并蓄。一方面用人无国界，蹇叔本是宋人但最后做了秦国的大臣，伍子胥也不是吴国人却做了吴国的大将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各国都注意招纳不同等次的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全都纳于门下。这时各国诸侯纳士成风，比较著名的有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等。他们诚心求贤，一时宾客盈门，其中既有旷世奇才，也有“鸡鸣狗盗”之徒。人才不可以说不杂，但在危险之时他们都各显神通。可见择 才重在一个兼收并蓄。

唐太宗用人也遵循这一原则，他提出选择人才要“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成尽其才”。在他即位前或是即位后都注重人才的选拔，注意搜罗天下各方面的人才，而对其他方面不以计较。他生前重用了萧璃、秦琼、程咬金等异己集团的人才。特别是大臣魏徵，即位前魏徵帮助太子李建成策划争取皇位，“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还是重用了魏徵，魏徵后来也以强谏而出名。

近代史上，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方面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做教授；同时又聘请辜鸿鸿等一批守旧的文人讲学，蔡元培的这一方针实质是要让新旧思想相互竞争最后适者生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而且繁荣了学术并推动北京大学的发展。

以上事例说明选择人才要从多方面考虑。领导者择人应广收“五湖四海”之人才，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然后加以任用。龚自珍曾说：“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士者天下无弃才。”正好说明了兼收并蓄的择人态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不拘一格选人才为人办事最忌按定式而没有变道，择人也是一样。领导者选人既不能拘泥于前人所定的规则，也不能被世俗的种种风气所束缚。同时领导者还应时时接收新思想，在必要的时候打破自己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选择人才。

现代一些领导者在择人而用之时，情不自禁地就考虑其资历、声望。在选择人才之时从其资历和声望来考虑可以更快地作出决断，但这些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将来，而且现实中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大有人在，因此资望只能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方面而已。除资历声望以外，一些领导者还以文凭等来选择人才。文凭仅仅反应一个人读了几年书，学了哪些东西；至于运用的能力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面对选拔人才的陈规陋习，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来有识之士就倡导择才应不拘一格，作为一个现代的领导更应如此。

择才不以资历，而以能力

资历是指一个人的资格和阅历，它是多年的工作积累而来的。人们常说：“姜是老的辣。”确实，在一个岗位工作长久之后，自然地就形成了一套思路，比如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一般说来，有资历有身份的人大都有一定的能力，比起年轻人来，他“走的桥比人家走的路还多”。但资历只是反映过去工作的经历，不能说明以后的发展。而且在某些时候，这些人资历高只是因为多年的积累而成，其本人并没有多大能力。故择人而用之时领导者千万不要迷信资历。

资历只能作为一个择人的参照，用人时更应着眼于一个人的能力。若有才，即便是没资没历的“毛头小子”也该予以重任。

择人论资排辈，其害处主要表现在：

（1）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导致效率低下。如果一个公司常年都是有资历者独居高位，并且自然地得到较高的薪水，而年轻有为之人却只能在不起眼的岗位上耗费青春，所得也极为有限，长此以往，其积极性不可避免地就下降了，有的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就跳槽到其他地方。用人论资排辈最易挫伤那些积极上进、年富力强的新人。

（2）凭资历占据高位之人自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的知识已经老化，远不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而且，有资历之人在工作中处处占得先机，年轻有为之人就很难得到擢升，有才之人难以得到利用，他们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团体就少一点力量。久而久之，这些人也会另择高枝。

人才如同人体的血液，没有新的人才注入就没有活力。许多领导者不囿于陈规，反对以资择人，大胆地任用有能之人，从而铸就了事业的成功，且为后世所传诵。刘备大军压境，孙权大胆地起用年轻有为的儒将陆逊，终使刘备败走白帝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总指挥，就资历而言，他的上边有近二百位职位较他高的将领，但罗斯福用人得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争取了关键一步。

不要以貌取人

某些领导择才爱以貌取人，对相貌好讨人喜欢的就关怀有加，对那些相貌平平的就避而远之。这其实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做法。

事实上，其貌不扬而有才能的大有人在。他们虽相貌一般，但有一颗善良的心，有经世之才。领导者对这些人若能加以重用，则会受益良多。战国时候的齐宣王就是不以貌取人而被人传颂的典范。当时齐国有一丑女子，名叫钟离春，以才识知名。齐宣王闻说后下令召见她，问以治国安邦之道，钟离春从容应答，纵论国事，分析利弊，高瞻远瞩，策论服人。于是，齐宣王就按钟离春之策，传令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招直言，立太子，并拜钟为王后。这样，在钟离春的辅助下，齐国日益富强。齐宣王选人不以貌取，还把钟离春立为王后，真是难得。

现实中，某些领导者偏好以貌取人，但相貌并不等于能力，相貌好也不一定就能办事。许多员工相貌堂堂，却是“花瓶”一个，难成大事。对那些貌不惊人但才能出众者，领导者若能以诚相待，委以重任，那么他们定会一心一意地跟随你。并在不经意中创造出奇迹。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领导者在用人的时候切忌以貌取人，只重外表不重能力。

通过竞争来选择

人才优秀是比较而来的，这就好比物品的相对价值，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时候为了完成某个任务，领导者往往要从一群人中选出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但如果大家都各有所长，而且平时表现都很好，领导者可能会难以抉择，为此而伤透脑筋。

有什么好的办法选出称职的人才同时又把人际关系协调好呢？有。竞争择优则最佳。领导者可把他们叫在一起让大家来竞争，方式各种各样，可以采取演讲的方式，可以举行模拟大赛，还可以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等，总之方法很多。通过这样的考察，就基本可以选择出自己需要的人才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伯乐一次在马场中走，人们都跑过来找伯乐去评判谁的马最好。伯乐走过去看了看，一言不发，他把绳索全部解开，几鞭飞起，群马奋蹄飞奔。这时，他转过头来问人们：“哪匹是最好的千里马？”大家一致认为跑得最快的就是。领导者在选人的时候，用上这种方法就简单多了。

通过竞争来选择人才，不仅可以得到最好的人才，而且还可以扩大选才范围发掘潜才。常言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真才实学的人往往才不外现，也不为人所知。通过竞争，领导者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身边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另外，通过竞争还可以分清贤愚，这就如同“赛马场上选良驹”，不辨自明。

通过问询谋略选择人才

要知道收音机的音质如何，打开放一段声音便知；要知骡马的脚力如何，牵出去蹓几圈便知；要知人的能力如何，问问就知。为了识别某人是否有才，领导者可以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先闲聊几句，等对方静下心来以后，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拿出来问问对方，如果他能对答如流，并能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某些重点问题的个人看法，就可以判断这或许是一个人才。或者对方能说出一点零星的看法，但不成体，条理紊乱、语无伦次，一听便知这种人只可小用不可大用。如果对方一问三不知，很显然不是能委以重任之人。

谋略识人在于一问一答之间，对方的思维和做事能力、应对能力都一览无遗。领导者可以很快地判断眼前的人是大才还是小才或是不才，从中领导者还可大略地预见对方的发展。有时，领导者还可以从对答之间知道对方的抱负和人品。

咨以谋略识才在古代就是纳土常用的方式，比如，诸葛亮与刘备定三分天下之势，朱元璋向刘伯温询问争天下的谋略，等等。

出山之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潜心钻研学问、探索天下时势。刘备起兵抗曹，但因为没有好的谋士而节节败退。他听说有叫诸葛亮者极其有才，便三顾茅庐，终于得见诸葛亮。随后，刘备与诸葛亮谈论天下时势。刘备说：“如今天下大乱，汉室将衰，奸臣专权，主上蒙尘。我自不量力，欲为天下伸张正义，却因智术短浅，屡屡失败。然此心此志，犹未改变。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经过几番体察，诸葛亮对刘备已有较多的了解，认为刘备是理想的人君。于是便把隆中十年所观察的天下形势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当今天下，豪杰割据争雄，不过形势已渐渐明朗。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代，深得民心，可作盟友；荆益三州地势显要，然据有者皆无能之辈，将军若能得这以为基地，内修政治，外结孙权，一旦局势有变，即可令将士北伐洛阳，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一席话令刘备茅塞顿开，深感此人智术超群，助自己功成名就非他莫属，于是便诚恳地请求他出山相助。

明代朱元璋效法刘备三顾茅庐，也以同样的方式识得刘伯温，从而为实现天下归一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以自己的真诚感动了心如死灰的前朝落魄士子刘伯温，使他归于自己帐下。为了投桃报李，刘伯温给朱元璋谋定天下大计：“你利用天下大乱的时机，从民间发展自己的势力，虽然白手起家，但是做事业却处处顺应民意，打出的旗号也光明磊落，这是王者之师的风范。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敌人，西面是陈友谅，东面是张士诚。陈友谅占了饶、信、荆、襄之地，几乎拥有了大半个天下；而张士诚仅仅拥有南疆沿海之地，他的势力向南只不过到了会稽，向北只不过到了淮阳，他行无定势，成不了气候。陈友谅以蛮力对待他的部下，跟随他的人都心怀怨怒；而且陈友谅剽悍鲁莽，从来不把和别人交战作为一种难事，然而实际上打几次仗后就一定使百姓劳苦。部下怨恨就不可能给他卖力，老百姓劳苦就不能拥护他。所以陈友谅会容易战胜的。擒贼先擒王，猎兽先猎猛，现在的战略最好是征服陈友谅。陈友谅的地盘最广，战胜了陈友谅，你得天下的事就定了。”这段宏论极似诸葛亮的隆中对。他对时势的把握如此透彻，使人一下便知他的战略意图。

根据刘伯温的分析，在东西两方，攻打陈友谅，只有自守之力的张士诚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攻打张士诚，“剽悍鲁莽”的陈友谅定会乘虚而入。而且时局关键不在张士诚，而在陈友谅，灭了张士诚，陈友谅依然俨然强大，而灭了陈友谅，则张士诚闻风丧胆，“天下之形成矣”。这样一来，朱元璋心里豁然开朗，刘伯温也顺理成章的受到朱元璋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