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说：“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十分朴素的、明白如话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说话力求通俗化，口语化，如不考虑听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语言就既不亲切，又艰涩难懂，往往事与愿违，弄得不好，还会闹成笑话。

日常讲话的基本要求

口头语言通过耳朵传入大脑。因语言有同音异义，一音多义，如用晦涩难懂的话，势必影响听的效果。而且听众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广大群众讲话，更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1940年7月，贺龙同志在晋绥军区的党员训练班讲党课。讲课之前，指导员带人抬来一张旧木桌，一条木板凳，桌子上放了两个粗瓷大碗和一双布鞋。这三样东西，一下子吸引住了学员，大家不明白要干什么。贺龙笑眯眯地说：“我来讲第一课，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喽！”然后他端一个大碗问学员，里面的小米是做啥子用的，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做饭的。又问哪来的，大家回答，是老百姓的。贺老总由此生发开，讲吃小米容易，种小米难；又讲老百姓吃墨石，让部队吃小米；讲军民关系，讲群众路线；又批评了有的同志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明白了搞不好群众关系就会挨饿，打败仗的道理。说着说着，贺龙同志拿起另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水，还有一条鱼。贺龙把鱼从碗里捞出来，不一会，鱼不动了。贺龙乘机问，鱼为什么不动了，回答是离开了水。贺龙总结道，军队和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军队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根据地的存在，人民军队的壮大，都是因为执行了党的路线，群众拥护的结果。贺龙的课讲得具有真情实感。它不仅重点突出，层次清楚，而且把一个严肃的课题讲得浅显形象，通俗易懂。如果贺龙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之情，没有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之心，不考虑学员的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讲出这些道理，就不可能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如此深入浅出的阐述。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有较大的差异。有的人在讲话中过多地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化，也使人听了很不是滋味。比如有一个青年在演讲中描述他听到母亲被人杀害时的心情说：“我的心海荡起悲哀的浪潮，两只眼睛犹如双泉，盈满晶莹的、清澈见底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台上讲者痛哭失声，台下却发出一阵笑声。这样的讲演自然是不成功的。其失败原因在于，他不讲究语言的实际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不口语化、通俗化，而文学味太浓，遣词造句过于华丽和艰涩，必然会令人笑话。

社交语言需要用讲话者和听者双方都习惯，共同感兴趣的“大白话”来表达，这样才容易沟通感情，交流思想。若追求华丽新奇，过分雕琢，听者就会认为这是在炫耀文采，从而对你的讲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所以，使用语言正像鲁迅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力量。

日常讲话力求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那种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是故作“高雅”，听众未必喜欢。罗丹说：“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相互地描绘和写作。”这句话对演说的语言使用也是适用的。

添加佐料能使语言通俗易懂

语言是说话的最基本要素，所以，我们有必要广泛学习语言，以使会话更加通俗易懂。怎样学习语言？学习语言不可生搬硬套，而应融会贯通；应勤于观察、体验，真正熟悉自己所描绘、讲述的对象，理解事物的声调、色彩等。托尔斯泰修改《彼得大帝》时，为了描绘罗斯托夫大钟楼上7吨多重的大钟和彼得大帝乘坐过的橡木大船，曾特地爬上钟楼，亲自弹了弹那只大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去列斯拉夫湖边，亲自摸了摸那条旧船。这里尽管举的是如何运用书面语言的例子，口头语言的表达也是同理的。

将说话比喻成是一部大机器的话，那么语言、词汇便是组成这部机器的零部件。就像没有好的零部件便没有好的大机器一样，苍白贫乏的语言则显然难以构成成功的演说、讲话。中国历代的丰富语言宝库，五洲四海的优秀语言财富，鲜明生动的民间语言，精心雕琢的书面词汇，都是能让我们大力开发的不尽资源。曹禺说：“哪一天我们对语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了大门，以后才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语言方面的富翁。”巧用各种语言材料，能使话语通俗易懂。

1、成语

说话时熟练地运用成语，能使语言更加生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在谈话中对国民党提出严正警告，便大量使用了成语。其中有一段是：

“我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他们必须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果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这段话里，毛主席用“祸起萧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莫能助”、“亡羊补牢”、“怙恶不悛”、“忍无可忍”等成语，有一种强大的艺术魅力。同时加重语气，增强了说服力。

成语是约定俗成的用语，说话时如果换一种方式去理解，也能产生新意。钱钟书的《围城》中就有一个巧用成语的例子：“不是众叛亲离，而是离亲叛众。”这一内部语序的变化，很有辩证意味；主动与被动的错位，褒贬之间，一目了然。

成语，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成语也会发生内涵的改变，所谓“世易时移，变化宜矣”，别解成语亦如此。

童心田在一次即席“话别”时的开场白说：“我先带头‘话别’，‘抛玉引砖’（误会的笑）——引玉砖！”（鼓掌）这就有新意。一般自谦为“抛砖引玉”，他先似不自谦，故招来“误会”。这种铺垫更显出新解之妙。

2、谚语

谚语和成语一样，也可以为语言增色。谚语经历了千百年的长期流传，千锤百炼，凝聚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智慧。谚语因其具有寓意深长、语言简练、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的特点，所以常常为讲演和谈判者使用。

1988年5月，美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经过紧张磋商，在某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都表示要继续对话。戈尔巴乔夫担心美国言而无信，于是在讲话中用谚语提醒：“言不信，行不果。”里根也送给戈尔巴乔夫一句谚语：“三圣齐努力，森林就茂密。”这些谚语形象鲜明且富于表现力。

在一次我方与外方的商务谈判中，谈判已进行到尾声阶段，双方只是就一些细节反复协商。这时，外方有人送来一封信，说外方已经筹备完毕。外方主谈打开信封一看，信封内空空如也。原来，送信人一时疏忽，信没有装入信封。外方送信人十分尴尬。这时，我方代表为了缓和气氛，使谈判尽快继续下去，微笑着说道：“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句话，使外方送信人迅速摆脱了尴尬，冲淡了紧张气氛。这句话原来是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谚语，我方代表借用此语使气氛恢复了正常。

3、比喻

当说到一个听众不熟悉或不很熟悉的话题时，成功人士会引用贴切的比喻，便于众人理解和接受他的观点。运用比喻，可以把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使真理变得浅显通俗。作家秦牧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好比喻，常常能有效地吸引人。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的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有的人非守法不可，有人就比喻说：法律像张蜘蛛网，大昆虫挣走了，小昆虫却给粘住了。”如果直接说资本主义的法律对某些人没有什么约束力，意思比较抽象，而拿蜘蛛网打比方，具体形象的意思便从抽象的雾霭中显露出来了。

比喻贵在抓住事物的特征。《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的日子里，把家里的子侄们聚集在一起，同他们谈论做文章的规律。不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兴致勃勃地说：“白雪纷纷何所似（这纷纷扬扬的雪花像什么呢）？”侄儿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在空中撒盐大约可以比拟吧）。”侄女谢道蕴却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不如用柳絮随风飘舞来比喻）。”谢安听了大笑，感到十分愉快。

在这则故事中，谢朗把纷飞的白雪比做空中撒盐，谢道蕴则比做风卷柳絮。两个比喻都符合“像”的要求，但后者显然优于前者。前者仅仅抓住了雪与盐颜色上的相似，后者则不仅顾及了颜色，而且还抓住了柳絮与雪花轻柔飘飞的形态上的相似之处，这就比以盐喻雪高明得多。所以谢道蕴的比喻受到了谢安的称许。

说话使用比喻，有必要注意比喻的技巧。比喻有两个成分：一个是被描绘、被比喻的事物，叫“本体”；一个是用来打比方的事物或现象，叫“喻体”。本体、喻体是不同的东西，有本质差别，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相似之处。本体大多比较抽象、深奥，或是生疏而不易理解；喻体则具体、浅显，为人们所熟悉。比喻形式通常有：

明喻。明喻，通常用“像”、“好像”、“如同”、“一样”等词来联结本体和喻体。如“她的眼睛像两汪清清的山泉”，这个比喻就是个明喻。

暗喻。暗喻，也叫隐喻，通常用“是”、“变成”、“当成”一类词来联系本体和喻体。如“这个人总要看‘头头’脸色行事，给根鸡毛也要当成令箭”，这用的是暗喻。

借喻。借喻，通常是本体不出现，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如“真令人倒胃口，好像吃了个苍蝇”，这里使用的是借喻，形容心情很不愉快。

倒喻。倒喻，即把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倒过来，如：“这种动物好吃懒做，真像生活中的一些人。”还有用否定语气构成的反喻：“我又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躲着我？”

4、名言

世界上的许多成功人士，不仅为人类的文明发达、繁荣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也为后人留下了广博的精神财富。他们创造的许多名言名句，脍炙人口，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在讲话中适当引用这些名言，可大大增强讲话的感染力。

毛主席非常喜欢古典文学作品，擅长从中汲取营养，并注意把其精华，如一些名言佳句融会贯通于自己讲话艺术中，因此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说话风格。他引用《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来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为评级而闹情绪，说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他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来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道理。他引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说明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学会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每件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

富有哲理性的名言人人都喜欢，因为它凝练、深刻、上口，给人以美感，令人回味，发人深省。一个人讲话是否具有哲理性，能反映其思想是否深刻和成熟。名人名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特定的含义，其正确性是被无数事实证明、被后人所公认的，在讲话中适当引用，能增强讲话的哲理性。

5、方言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固然大有利于交际，但在适当的场合上讲点语言宝库中的“土特产”——方言，也有其独特的魅力。新中国成立前夕，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预见，解放全中国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过不了几天（用生硬的上海话）阿拉（我们）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玩）白相了！”（台下充满笑声）这样的话在那个社会环境和具体场合显得十分得体，通俗易懂，而且出语幽默，又鼓舞人心。

口才学专家詹晓明在谈到方言的作用时说：“喜欢人家说他的方言，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你对广东人说广东话，对福建人说福建话，对宁波人说宁波话，对上海人说上海话，如果你是他们的同乡，当然产生同乡的好感，彼此易于接近；如果你不是他们的同乡，而能说很纯熟流利的对方方言，他一定会觉得你特别聪明，虽然初次相见，印象却可能很好，对于你的请求，本来不答应，或许可以因此而通融些，你的交际，本来不为人注意，或许因此而使人乐于与你接近。”

越朴素的语言给人印象越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无一字雕琢，无一丝斧凿，活画出一幅明丽、恬淡、幽雅、质朴的田园生活图。难怪金代的元好问盛赞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严羽《沧浪诗话》也称誉：“明之诗，质而自然。”

1、“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无论在艺术领域内，还是社会生活中，纯朴、自然，都可称得上最美的境界之一。艺术大师们往往把朴素作为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列夫？托尔斯泰在1851年《日记》中宣称：朴素，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品质”；诗仙李白主张：最好的诗文应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老舍在谈到说话艺术时也曾形象地比喻说：“真正美丽的人是不乱施朱粉、不乱穿衣服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言语交际活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艺术活动。因此，真正富有魅力的话语，也应该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表现为朴素、自然之美的。

2、朴素的语言体现美好的情感

朴实无华的语言是真诚心灵的表露，是美好情感的折射，因此，常常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有一年，中国电影的最高奖“金鸡奖”与“百花奖”在北京同时揭晓。著名演员李雪健因饰演《焦裕禄》的主角焦裕禄，而同获这两个大奖的“最佳男主角”。李雪健在获奖后致答谢词时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他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李雪健这里虽然只说了不到30个字的获奖感言，却非常有感染力，言语中既歌颂了焦裕禄的高尚品质，又体现了自己谦虚的心怀，纯朴实在，通俗易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朴素绝不等于简单贫乏

有人说：“朴素就是简单而实在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朴素的话当然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但朴素绝不等于简单贫乏。言语的真正的朴素美，应如苏东坡所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简古”与“淡泊”即简洁、朴拙、平淡、清纯，不仅仅是朴素美的表现形式，而细腻丰富、蕴藏深厚的内涵，才能使朴素“挺直美的脊梁”。人们常说：“墨有五彩”，这正是讲的在功力深厚的丹青笔下，单纯的墨色与丰富的表现力的和谐统一。在一个平庸的画匠手里，单色的墨尽管也被涂得深浅不一，但那依然只是单调、平板，根本谈不上“五彩”，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朴素美”。朴素的魅力首先在于它丰富的内涵。

李瑞环同志讲话一贯以朴实、幽默而著称。听众感到轻松自然，而他自己却为推敲每一次的演讲，不知熬了多少夜，流了多少汗。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深有感触地说：“看鸭子凫水，上边平静，下边爪子忙得可邪乎呢！”言语的朴素美，实际上是经过许多有形、无形的提炼加工而呈现出的一种“大巧而若拙”的美，是一种让人听来舒畅自然而又韵味深长的美。

言语的朴素美贵在保持个性。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或严肃、或幽默、或直率、或委婉，只要出口，皆发自内心，保持本色。

言语的朴素美最忌追慕虚荣和时髦。一般情况下，人们做到“怎样想就怎样说”并不难，而在讲台上，在陌生人面前，在某些特殊环境下，就不容易朴素自然地讲话。有些人见某种语言、语调时髦，便争相效仿，弄成了邯郸学步；还有的人在某种场合，唯恐别人小看自己，便故意地装腔作势、卖弄博学，反倒增加了别人的反感。追慕虚荣和时髦并不能增进言语交际的效果，应当坚决摒弃。

大部分言语交际的场合，需要我们把话说得自然、通畅，因此，要尽量抛弃那些造作的、文绉绉的词汇，代之以平易新鲜的语言。例如，“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得见尊容，实乃三生有幸”等，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针对特殊对象、特殊场合，只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有虚伪之感。不如这样说“今天能认识您，我真高兴啊！早就听××说起过您，今天终于见到了，真荣幸！”

朴素的言语给人的是淳美，带给交际的是成功。

精彩必读：李瑞环讲话集锦

有些同志提出，社情民意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能否有个通俗的解释？要我说，社情民意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社情不等同于民意，但社情包含着民意；民意不等同于社情，但民意是最重要的社情。在许多情况下，社情就是民情。因此，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最主要的是了解和反映民情民意。

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要想赢得主动、有所作为，都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未来，都必须提倡思考、提倡探索，做到与时俱进。要具体地思考、深入地思考、连贯系统地思考，思考现在、过去和未来，思考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思考实践、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

简单地说别人的东西都不好，或简单地说我们的东西都不行，都是十分错误的。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把他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他更好。

一个时期对发展起积极作用而被肯定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就可能成为制约发展而被否定的东西。我们要敢于自以为非，善于超越自我。

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身先发起烧来。

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就会反。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把思想问题比做锁，是先有锁，钥匙后配。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

假如你对群众讲的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而群众看到你的行为却是“好处全占，吃亏不干”；你对群众讲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群众看到你的行为却是挥霍浪费、铺张排场，群众怎么能信服你，你讲的还有什么用？

真实、全面、及时地弄清群众在想什么，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民主、和谐的气氛，就不容易听到真话；如果缺乏闻过则喜的胸怀，就不容易听进真话；如果对听到的情况不作科学的综合分析，就不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只有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才有你。

要经常想想群众在我们心目中占什么位置，我们在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党的背叛。

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确有许多实际困难，而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

存在差异并不都是坏事，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差异使交流与合作成为必需。

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

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

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

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中国人只要自己不内耗，别人是打不垮的。

有的人不琢磨事，光捉摸人，专门捉摸干事的人，你在前边干，他在后边看，干对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常有理”。

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

我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这包含两个意思，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李瑞环简介：1934年9月生，天津宝坻人，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等职。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著有：《为人民办实事随谈》、《学哲学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