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孩的诞生

2006年9月6日，一个特殊的男孩降生在这个国家。这个男孩的父母不向当地政府提交出生证明，他也没有户籍，不知是否被算入“日本人”的人口统计中。男孩从一出世就被使用敬称（Okosama），虽然他的出生早就预知，但报纸却要发行“号外”来报道。“因胎盘前置有危险”，妇产科医师团队采用剖腹接产，可见医生们为确保母子安全所下的坚定决心。这就是在现行《皇室典范》下被定为第三位皇位继承人（秋条宫悠仁亲王）的诞生。这个孩子，从今以后一举手一投足均被置于监视之下，将会度过没有隐私的一生吧。

“男孩诞生”——所有的媒体都这样报道。没有比这一天日本列岛更充溢厌女症情绪的日子了。政治家和市民们满面喜色地连呼“恭喜”。可如果是个女孩，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从出生之时开始，孩子的价值就因性别而异。在落世的瞬间，婴儿的两腿之间如果有“把子”，便“好极了”；要是没有，就大失所望。这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的惯例。“末子长男（最小的孩子为男孩）”的家庭很多，其父为秋条宫的这个男孩，如果这对夫妻不再生孩子，也算这种类型。因为接连出生的都是女孩，夫妻为想要一个男孩而坚持努力，如愿以偿后便终止生育行为——所谓“末子长男”，指的就是这种家庭里的男孩。最近因少子化倾向，“末子长男”的人数激剧减少了，因为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在第三个第四个孩子之后“再生一个”了。

从出生之时开始，人的价值便因性别而异，没有比这更明白易懂的厌女症了。在各大报纸登出的皇族家谱中，只有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才被加上记号，女性皇族仅被视为男系血统的承载媒介物（所谓借腹生子）。似乎在说，只要种子高贵，承载的器皿可不问出处。事实上，大正天皇的母亲是明治天皇的外室，可家谱上连那位母亲的名字都没有。都21世纪了，我看到的却仿佛是平安时代（794―1185年）的族谱，一瞬间只觉快要晕倒。不过，我并不因此就要求“天皇制的男女共同参与”。

在2006年9月6日这一天，在这个国家里，看到这个受特殊待遇的孩子，只要心里升起一丝“幸好不是女孩”的念头，无论男人女人，全是厌女症患者。所谓皇族，就是将厌女症露骨地制度化了的一个家族。

秋条宫的长兄夫妇即皇太子和妻子，或许在为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儿而庆幸。因为社会和媒体从此将去关注弟弟一家，他们自己可以从女儿将来或许要“继承家业”的压力中逃避出来，从不孕治疗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期待今后能稍稍自由地养育女儿了。对于除了死亡以外没有退位和脱离皇籍的自由的皇太子（与其妻），这也许是值得欢迎的事。可是，代价是兄弟之间的力量关系的逆转。只因孩子性别不同，父母地位的高低强弱也随之转换。难道是平安时代吗？我不由得再次失语。

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在父权制社会，人们通常有喜好男孩的倾向。不但在出生之后，有时从出生之前的胎儿阶段就开始筛选。更现代的方法是在受精之前就决定性别。在生殖技术中，生男生女的区分是最简便的，只需用离心分离器将有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精子选出即可。这种一目了然的选生男孩，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发达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比例为男105比女100。但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2009年的数据是119比100，男孩比例严重偏高。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可以判定这个数据背后无疑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在中国，女孩或许是在精子阶段被筛选、在胎儿阶段被抹杀、出生之后不被欢迎的存在。

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倾向，但对“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多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男孩。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一方面，人们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

皇室从何时变得厌女的

皇室是从什么时候变成厌女症的？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皇室在历史上并非从来就是厌女症，让我们在这里将厌女症简略地定义为：男人为自己没生为女人而庆幸，女人为自己生为女人而诅咒。在古代史中，卑弥呼应该没为自己生为女人而诅咒吧。平安时代的摄关家族藤原氏，应该是为女儿的诞生而欢呼的吧，因为能送入天皇后宫的女儿，是藤原家族通往权力的捷径，即“生产资源”。

在这里，我用的是“皇室”一词，没有用“天皇制”的说法，这是因为，“天皇制”是大正末期的共产主义者对应该被推翻的近代日本统治体制的命名，是一个近代特有的历史概念，“古代天皇制”、“近世天皇制”等以“天皇制”一词贯穿历史的用语，其意图不过是想在事后给这种制度赋予历史的一贯性。“万世一系”明明只是虚构，但“被创造的历史”却轻易地忘却了起源，仿佛是从来就有的传统。历史地说，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皇室典范》的成立，宣告了近代“天皇制”的厌女症的确立，这个“皇室改革”的最大焦点，是继承人只限于男系男子（到江户时代为止都有女性天皇）。现在那些不能容忍女性天皇的论调，正与那时皇室改革派的见解一致，而这些人还自视为“传统派”，实在滑稽之至。而且，那次改革是将皇室改造为符合武士家庭的继承规范。到近世为止在平民中通行的各种继承家业的惯例，如长女当家的女系继承、收育养子、女性户主，等等，全被重视男系的明治民法和户籍法抹去了痕迹。

记纪的神话理论学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大和国的建国神话。建国神话之所以往往有很长的谱系（谁与谁结婚生下了谁），是因为这是将国家统治者正统化的故事，即谁为/谁应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皇室家族就在这个谱系中登场。

当我还是结构主义者的时候（一笑），看到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写的论文《伊甸园中的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in the Garden of Eden），便借用他的题目写了一篇《高天原里的列维-斯特劳斯》的英语论文（后改题为《记纪的神话理论学》〔上野，1985〕，利奇做了列维-斯特劳斯自己没碰的圣经研究，他是用结构主义手法去解剖旧约圣经中的谱系。我也同样用结构主义的婚姻规则来解剖“记纪”中的婚姻。尝试的结果，找出了一个非常明快的模式。图1就是关于各代天皇与皇后的婚姻模式。

图1 记纪的婚姻类型（由〔仓塚1979：244（左）；上野1985：279（右）合并而成〕

皇室家族的起源始于天孙降临的神话。在“记纪”中，初代天皇是神武天皇，不过，之前还有一个被高天原驱逐的名叫速须佐男的大王降临出云国的故事。神武天皇就是速须佐男的复制品，更准确地说，速须佐男才是神武天皇的复制品，即，速须佐男大王，作为神武天皇的回溯性原型，是事后构建出来的，其实，神武天皇本身的真实性，在历史上是被怀疑的，作为史实，能够确认的天皇是从崇神天皇开始。在崇神之前的从神武到开化的九代天皇，都有照搬复制崇神之后的谱系的嫌疑，因为在神武之后，崇神天皇再次作为初代天皇登场。我们可以推想，“记纪”这两部书的制作者们添进这九代天皇的谱系，是为了增加历史纵深感，他们的努力让人感动得掉泪。靠了他们，日本史的起源被虚构为可以上溯到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660年。1940年（昭和十五年），当时的大日本帝国还举办过庆贺“纪元二六〇〇年”的无聊活动。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从神武即位算起的皇纪，比基督诞生的西历还古老，可以满足一下皇国日本的小骄傲。

降临的天孙，得有婚姻，不然谱系没法开头，我们姑且称之为“创始婚”。创始婚的形式为“外来者”与当地女人（当地豪族的女儿）的通婚。大和国的建国神话，与分布在大洋洲一带的“外来王”传说有很多共通之处。“天皇”就是大王，即王中之王，也即酋长们的总头目。为了从“酋长制”转换为“王权”，在群雄割据的豪族中，必须有个高出众人一头的王中之王即大王的登场，同时，还必须要赋予给这个大王超越其他酋长理应成为统治者的正统性。

创世神话讲，有个统治者来了，他来自天上或大洋彼岸。为了让这个男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是“外来者”，统治的正统性是不能被怀疑的，所以正统性的依据不能来自集团内部。正统性（authority）需要有赋予正统性的人（authorizer），统治者的正统性必须由神灵从外部赋予（即王权神授论），所以统治者不能与被统治者属于同一集团。与此相对，民主主义就是统治者由被统治者赋予正统性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民主主义总是被“我凭什么要服从你”这个正统性依据的问题而苦恼。

天皇是“外来者”。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记纪”神话是这么写的。这是理论构造的问题，不是天皇来自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的问题，我曾以故事结构分析的结果写过一篇“外来王”的论文〔上野，1984〕，我还以为会有天皇主义者来抗议，结果是多虑了。

创始婚会自我模仿。从创始婚生出的儿子，与母亲的兄弟的女儿结婚，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vi-Strauss，1949〕一书中论述的MBD（Mother's Brother's Daughter）婚。大王一夫多妻，接连不断地娶当地豪族之女为妻，这种结婚当然是为了扩展大王的霸权。对于豪族一方，女儿则是与大王一族联姻结盟的资源。要么打仗，要么通婚，古代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二者中择一。

这种结婚，从阶层的角度来看，是上升婚（女人与比自己身份高的男人结婚）。在上升婚中，妻子的出身阶层的劣势与社会性别的劣势相互重合。谚语“媳妇从灶台的柴灰里找”，就是这种阶层上升婚的反映，“灰姑娘”不就是满头灶台柴灰的女人吗？与侍女结婚，男人终生都能当被侍奉的主人。

可是，大王家族中也会有女儿诞生。在上升婚的社会里，最高一族的女儿，除了与同族男人结婚以外别无出路。MBD婚的下一步是FBD（Father's Brother's Daughter）婚的登场，即一族之中的同族婚。皇族的女儿们与皇族的儿子们结婚，在一夫多妻制下，大王既与皇族女儿（FBD）结婚，也与豪族女儿（MBD）结婚，后妃的地位则因出身阶层而异，皇后的位置由皇族女儿占据。孩子的地位是由母亲的地位决定的，所以，下一代天皇的位置是皇后生的孩子优先。事实上，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天皇均为皇后所生，即使第三期，皇后所生的天皇在二十代中亦达七人。

在第三期中，皇女即前天皇的女儿成为皇后的事例增多了。天皇自己也是前天皇的儿子，所以是近亲结婚。这可以吗？不用担心。虽说是近亲婚，但是异母兄弟姐妹婚。父系制其实是一种方便的制度，即使是同一个父亲，但母亲不同，兄弟姐妹就归为异族，这样，半个兄妹之间的结婚就OK了。皇族成员之间的结婚，因女方身份高，故孩子的地位亦高。皇女所生的孩子，在大王的正统继承人的排序中得到优先。

天皇的女儿，如果不与同族男子结婚，就一直保持非婚状态。皇女保持非婚，是为了成为神的妻子。这种制度的表面理由，是皇女过于尊贵，不能降等与普通人结婚，只能做神妻，实质上，是为了把皇女体面地放逐到伊勢去。这就是斋宫制度的成立。通过将同族女子与神结盟，天皇的外部性得到保障。

在古代，出现过八位女帝，其中，推古天皇、持统天皇和皇极天皇等，几乎都是天皇的女儿。这意味着，天皇的权力已经到了不再依赖与豪族联姻的时代了。父系制提高了父系出身的女性的地位。二战前的历史学者，出于证明男系继承权的正统性的需要，不得不将女帝的存在视为例外，提出了“中继天皇说”。这完全是瞎说。这些女帝权力之大，用“中继”一说根本不能解释。持统天皇以发挥了强有力的领袖才能而著名，是她确立了真正的律令国家体制；皇极天皇则在退位之后又作为齐明天皇再次登基。

斋宫制度的成立，使天皇的权力完成了向超越性王权的飞跃。我的这个想法来自古代史学者仓塚晔子，她的斋宫制研究〔仓塚，1979〕出色地论证了斋宫制的确立既是天皇的超越王权的成立契机，同时也是天皇家族女性地位沦落的开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为给天皇赋予支配的正统性而编制的创世神话，就是“记纪”二书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以后世的眼光来评价，7世纪皇室策划的“记纪编撰工程”，以失败而告终。天皇家族试图确立超越王权的野心落空，那之后的皇室，长久以来被藤原摄关家族等外戚操纵，沦为一个傀儡政权。对于担任摄政、关白、将军等职位的实权派势力来说，“正统性来自外部”，他们将作为权威源泉的天皇放逐到“外部”，这样利用起来更方便。这就是历史上漫长的对天皇的文化利用的开始。

“记纪”中还有一个“谜”，即，既然天皇一族为父系氏族，那为什么在说明始源的创世神话里会有一个叫天照大神的女性祖神呢？我将之命名为“天照大神之谜”。在非洲的父系社会的神话里，父系氏族的始祖多为女性。在实行一夫多妻的父系氏族里，父亲死后，氏族多以母系为单位内部分解。这个倾向颇具讽刺意味，父系原理在父亲死后似乎不再持续有效。

“记纪”神话中，在“外来王”的创始婚（速须佐男与栉名田姬的婚姻）之前，有一个天照大神与速须佐男的约婚（相互交换誓约而成婚）。上升婚的极限，就是最上位的兄弟姐妹之间的近亲婚。这种兄弟姐妹间的婚姻，被神圣化，在所有婚姻中价值最高，只有王族才被允许，下层平民则被禁止。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身份高贵的人享有侵犯禁忌的特权，而是上升婚的婚姻规则的原理导致的必然归结。事实上，在与7世纪的大和国有类似大王体系的夏威夷，只有大王才拥有与姐妹结婚的特权，这叫Pio婚，被视为神圣婚姻（图2）。

图2 上升婚与神圣婚（兄弟姐妹婚）
（根据〔上野1985：270〕修改）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大和国的创世神话为什么会有女性祖神？

如果把这个疑问当作一个理论游戏来破解，可以这样说：因为王权的正统性需要外部，而外部的表象则为女性。皇室的女人们，或者升天上，或者去异乡（伊势），总之都必须被放逐到外部，仓塚一语道破，“天照大神升上高天原，与她失去王女身份，发生在同一天。”〔仓塚，1979：283〕皇室的女儿，要么像斋宫那样终生独身，如果她要结婚，就得先脱离皇籍，变为臣籍之后才能结婚。这种不对称的性别规则，至今还贯穿于《皇室典范》之中。

皇族与人权

皇族女性与普通人结婚要脱离皇籍，但皇族男性却不必。所以，皇太子的弟弟与住三室一厅的普通公寓家庭出生的平民女性结婚后，皇籍没有被剥夺。日本的国籍法，长久以来都规定：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后生下的孩子拥有日本国籍，但日本女性与外国男性之间的孩子却没有，这种法律的片面性，到1985年才终于得到改正，但《皇室典范》却至今如故，《皇室典范》的规定，明显违背禁止歧视女性的国际条约，同时也明显违背追求男女平等的日本国宪法，但却几乎无人视为问题。皇族成员在法律之下的人权，似乎没有人要去保护。

日本这个国家，就这样建立在皇族女性同时也是皇族男性的牺牲之上。天皇主义者们，说不定在心想：为了捍卫天皇制，必须让“陛下”成为牺牲品，不能允许陛下的“任性”，不知天皇主义者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任意践踏背负着皇室招牌的家族成员们的人权。同时，只要我们还称之为“皇室家族（Royal Family）”，并作为国民的家庭范本，那么，日本社会就还不能从深植于皇室中的厌女症得到自由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