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德·姜　Ted Chiang——著

敬雁飞——译

特德·姜（1967——）是一名富有影响力的美国科幻作家，他出生在纽约的杰弗逊港，创作的中短篇获奖众多。在同时代的短篇科幻作家当中，他即使不是最卓越的那一位，也无疑是最为卓越的之一。特德·姜也曾获得约翰·W.坎贝尔奖最佳新作家奖，并于1989年参加过号角作家工坊。他于布朗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目前居住在西雅图附近，从事科技方面的写作。

在奖项方面，特德·姜拥有惊人的纪录：他出版过的几乎每一篇小说（总共不到二十篇）都曾获得奖项或提名，包括：《巴比伦塔》（Tower of Babylon，1990）获得星云奖，《你一生的故事》（1998）获得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与星云奖，《七十二个字母》（Seventy-Two Letters，2000）获得侧面奖，短中篇《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Hell Is the Absence of God，2002）获得轨迹奖、星云奖与雨果奖，《商人和炼金术之门》（The Merchant and the Alchemist’s Gate，2007）获得星云奖与雨果奖，《呼吸》（Exhalation，2008）获得轨迹奖与雨果奖，《软件体的生命周期》（The Lifecycle of Software Objects，2010）获得轨迹奖与雨果奖。

我们再版的《你一生的故事》，是一篇以语言学（包括七肢桶的语言！）为核心的与众不同的故事，既讲述了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又审视了自由意志。特德·姜用精湛的手法呈现了一个与我们的文明截然不同的外星文明，以及理解这种文明后可能面临的危险与陷阱。

尽管特德·姜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在这篇故事中描述的语言学知识——包括语言共性与文字系统——在该领域的专家看来都颇为真实。语言相对论在故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包括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一种语言的结构影响着说这种语言的人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即语言构建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在探讨这个话题时，特德·姜推翻了一般科幻小说中，外星人只需看看电视就能学会我们的语言这种点子。这篇小说已被改编为电影，主演为艾米·亚当斯与杰瑞米·雷纳。

你父亲就要问我那个问题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想要聚精会神，留心每一个细节。今晚我和你爸爸刚从外面回来，我们吃过晚餐、看过表演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我们来到露台上，抬头看着满月。然后，我告诉你爸爸我想跳舞，他便顺了我的意思。此时此刻，我们正慢慢跳着，三十好几的两个人，在月光下像孩子一样前后摇摆着。我丝毫感觉不到夜晚的凉意。然后，你爸爸说：“你想要个孩子吗？”

眼下，我和你爸爸已经结婚两年多了，就住在埃利斯大道上。等我们搬出去的时候，你还小，不会记得这座房子，但我们会给你看这儿的照片，跟你讲这儿的故事。我很乐意为你讲讲今晚的事，告诉你我是怎么怀上你的。然而这么做最合适的时机，是等你自己准备好生孩子以后，可我们永远也没有那个机会了。

太早跟你说这些也没用，因为你在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候，都不会愿意静静坐着听这么一个儿女情长的故事——你会称之为“傻不啦唧”的故事。我记得你十二岁时是怎么构想自己的出生的。

“你生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要个免费的女佣。”你会一边愤恨地说着，一边把吸尘器从柜子里拖出来。

“你说得对。”我会说，“十三年前我就知道今天这地毯需要吸尘，而且生个孩子是完成这活儿最省钱也最省事的办法了。你就爽快地接着干吧。”

“你要不是我妈，这么干是犯法的。”你会激动地说着，同时解开电源线，插进墙上的插座。

这个场景会发生在我们位于贝尔蒙特街的家里。我们有过的两个家都会换陌生人搬进去：不管是我怀上你时住的那个家，还是你长大的那个家。有了你的几年之后，我和你爸爸会卖掉第一座房子。你离开后，我很快就会卖掉第二座。等到那时，我和尼尔森已经搬进我们的农场，而你爸爸会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

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时常都在想这个。我也常常回想它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在几年以前，轨道上出现了飞船，草原上出现了人造物体。政府对此几乎缄口不言，小报却把一切可能性都说了个遍。

然后，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人想和我见一面。

我看见他们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着。他俩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一个穿着军装、留着平头，带着铝质公文包，似乎在用批判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另一人一看就是学者，下巴留着大胡子、唇上留着小胡子，穿着灯芯绒服饰，正在浏览一旁公告栏上层层叠叠钉着的纸张。

“韦伯上校，对吧？”我和那个军人握了握手，“我是路易丝·班克斯。”

“班克斯博士，感谢您抽空和我们谈话。”他说。

“没事。只要能找个理由不参加学术会议，怎样都行。”

韦伯上校指了指他的同伴：“这位是盖瑞·唐纳利博士，我在电话里提到的物理学家。”

“叫我盖瑞就行。”我们握手时，他这么说，“我已经等不及想听您的意见了。”

我们进了我的办公室。第二张会客椅上堆了几摞书，我把它们搬开，然后大家都坐了下来。“你说想让我听一段录音。我猜，是和外星人有关。”

“我能提供的信息，只有这段录音。”韦伯上校说。

“好吧，那咱们听听。”

韦伯上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台磁带录音机，按下播放键。这段录音听着依稀像是一只湿漉漉的狗在抖皮毛上的水。

“你怎么看？”他问。

我没有把湿漉漉的狗的比喻说出来，而是问道：“这段声音是在什么情境下录制的？”

“我无权告诉你。”

“告诉我有助于破解这些声音。外星人说话的时候，你能看见它吗？它有没有同时做些什么？”

“这段录音是我能提供的全部信息。”

“即便告诉我你见过那些外星人，也不算走漏消息。公众早就觉得你们已经见过了。”

韦伯上校不为所动。“对于这段录音的语言学属性，您有任何的见解吗？”他问。

“这么说吧，它们的声道显然和人类有巨大的差异。我猜这些外星人长得不像人吧。”

上校正要做些不置可否的答复，盖瑞·唐纳利开口了：“根据录音，您能猜一猜吗？”

“并不能。这些声音听着不像是用喉头发出来的，可光凭这个，我没法判断它们的长相。”

“任何东西——你还能告诉我们任何一点别的东西吗？”韦伯上校问。

我看得出来，他并不习惯向平民讨教。“我只能说，因为生理构造上的差异，要和它们建立交流会非常困难。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使用的声音是人类声带发不出来的，人类的耳朵也可能无法分辨这些声音。”

“您是说次声或者超声的频率？”盖瑞·唐纳利问道。

“倒也不是。我只是说，人类的听觉系统并非绝对的声学仪器。它旨在尽可能地辨认人类喉头发出的声音。面对外星人的声音系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耸耸肩，“也许，经过充分的训练，我们能够听出外星语言中音位之间的差异。但也有可能，我们的耳朵就是分辨不出在它们听来有区别的语音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使用声谱仪来弄懂外星人在说什么了。”

韦伯上校问：“假设我给你听一段一小时长的录音，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判断我们是否需要声谱仪？”

“光凭录音的话，不管听多长时间我都没法判断。我得直接和外星人对话。”

上校摇了摇头：“不可能。”

我尽量温和地向他解释：“当然，那由您决定。但要想学会一门未知的语言，唯一的方法就是和以它为母语的人互动。我说的互动，是指提问题、进行对话之类。不这么做，就不可能办到。所以，如果您想学会外星人的语言，就必须安排一个受过专业语言学方面训练的人去和外星人谈话，不管那人是我还是别人。光凭录音是不够的。”

韦伯上校皱起眉头：“你似乎在暗示，没有哪个外星人能通过监控我们的广播来学会我们的语言。”

“我觉得不能。它们需要专门为外星人设计的人类语言教材。要么得有那个，要么就得和人类互动，有了两者中的一样，它们才能从电视里学到很多东西，否则连门都入不了。”

这点显然让上校兴致勃勃。他的想法明显是，外星人知道得越少越好。盖瑞·唐纳利也读懂了上校的表情，翻了白眼。我忍住了没笑。

接着，韦伯上校问：“假设你为了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而跟说这种语言的人对话，你能不能在学语言的同时，不教会对方英语呢？”

“这得看对方有多配合了。我在学习对方语言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对方也会学到一点英语。但如果对方愿意教我们，它们就不必学会很多。换个角度讲，如果它们更想学习英语，而不是教我们它们的语言，那事情就难办多了。”

上校点点头：“我会再来找你谈这个问题的。”

他们要求与我会面的这通电话，也许是我一生中接过的第二重要的电话。而第一重要的，当然了，是山区救援队打来的那一通。等到那时，你爸爸和我已经一年最多只说几次话了。然而，接到那通电话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你父亲。

我和他一起开车去辨认遗体，那是一段漫长而沉默的车程。我记得那间停尸房，遍地的瓷砖和不锈钢、制冷设备的嗡鸣，还有防腐剂的气味。一个勤务兵掀开被单，露出你的脸庞。你的脸看起来有些不对劲，但我知道那就是你。

“对，是她。”我说，“她是我女儿。”到那时，你二十五岁。

军警检查过我的徽章，在夹纸板上做了记录，然后打开了大门。我开着越野车驶入营地。这是一片烈日炙烤的农场牧地，军方搭建的帐篷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营地的中央就坐落着外星人的众多设备之一——一个绰号叫“窥镜”的东西。

我在简报会上听说的情况是，这种窥镜在美国境内有九个，全球有一百一十二个。窥镜发挥着双向交流设备的作用，多半是连接着地面和轨道中的飞船。没人知道外星人为什么不直接现身和我们对话，也许是害怕我们有虱子吧。每个窥镜所在地都被派遣了一组科学家，分别由一名物理学家与一名语言学家组成。我和盖瑞·唐纳利就是一组。

盖瑞在停车场等着我。我们穿过一片水泥路障组成的圆形迷宫，抵达了一座大型帐篷，底下便是窥镜。帐篷跟前放着一辆装设备用的推车，里面载满了从学校的语音实验室里借来的东西；我已事先把这些东西送给军方审查过了。

帐篷外面还有一些架着三脚架的摄像机，镜头透过布墙上的窗户，窥视着帐篷里的主屋。盖瑞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无数人在旁观，其中包括军方的情报人员。此外，我们还得每天分别提交报告，我在报告内容中必须写到自己估计外星人懂得多少英语。

盖瑞掀起了帐篷的门帘，示意我进去。“莫再犹豫，”他用马戏团揽客者的腔调说道，“来瞻仰上帝的绿色地球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神奇造物吧！”

“而且只要一角硬币。”我咕哝道，进了门。这时，窥镜还是待机状态，看起来像是一面三米多高、六米多宽的半圆形镜子。窥镜跟前的褐色草皮上，有一道用白漆喷绘的弧线，标出了激活区域。眼下，该区域内只有一台桌子、两张折叠椅和一个连接着帐篷外的发电机的插线板。屋子边缘的柱子上挂着几盏日光灯，正嗡嗡作响，混杂着溽热空气里的苍蝇嗡鸣声。

盖瑞和我对视了一眼，然后推起装设备的车朝桌子走去。穿过白线后，窥镜眼见着变得透明起来：就像有人在有色玻璃的后头慢慢地调亮了灯光。它给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纵深感，让我错觉自己仿佛可以径直走进去。

窥镜完全变亮之后，立即变得像是一个半圆形房间的透视画。房间里只有几个似乎是家具的较大物件，却不见外星人。弯曲的对墙上有一扇门。

我们开始忙着将各种东西连接到位：耳机、声谱仪、手提电脑，还有话筒。干活儿的同时，我频频瞥向窥镜，期盼着外星人登场。即便如此，它们中的一名入场时，我还是吓了一跳。

它看着就像一个吊在七根肢条相连之处的桶，呈放射状的对称形态，每一根肢条都既能当腿又能当脚。我面前的这个外星人正用四条腿走着，三条不相邻的胳膊则蜷缩在体侧。盖瑞管它们叫“七肢桶”。

他们之前给我看过录像带，可我还是惊得目瞪口呆。它的七根肢条上没有明显的关节，解剖学家猜测它们可能是由脊柱支撑的。不论内部构造如何，七肢桶靠七根肢条协调配合，能够流畅自如地活动。它的“躯干”坐落在波浪般起伏的七肢之上，移动起来像气垫船一样平稳。

七肢桶躯干的顶端，七只没有眼睑的眼睛围成一圈。它重新朝刚才进来的门走去，一记短暂的喷溅声响起，然后，它回到了房间的中央，身后跟着另一只七肢桶。在此过程中，它一直没转过身。这挺怪，但合理。它周身都长着眼睛，自然每一面都算“正面”了吧。

盖瑞一直在观察我的反应。“准备好了？”他问。

我深深吸了口气：“够好了。”我以前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是在亚马孙流域，不过那时总有个双语沟通的过程：要么我的调查对象懂些葡萄牙语，我也会葡萄牙语；要么我已事先通过当地的工作人员对目标语言入了个门。这将是我头一次尝试直接分析目标语言。不过，这种工作在理论上倒是简单直接。

我朝窥镜走去，另一侧的一只七肢桶也走了过来。窥镜上的图像非常真实，令我不禁起了鸡皮疙瘩。我能看见它灰色皮肤上的纹理，就像是灯芯绒上的竖条变成了螺纹和环状。窥镜的另一头没有传来一丁点气味，这给整个情景莫名添了几分诡异。

我指着自己，慢慢地说：“人。”然后指向盖瑞，“人。”然后，我又分别指了指两个七肢桶，说，“你们是谁？”

没有回应。我重试了一次，然后又一次。

一只七肢桶用一根肢条指向自己，上面的四趾捏拢在一起。真是幸运。在有些文化里，人是用脸来指东西的；假如七肢桶不是肢条来指自己，我就根本看不出它用了什么动作了。我听到简短的一声，瞧见它躯干顶端有个皱巴巴的孔在颤动：它在说话。然后，它指了指同伴，再次发出声音。

我回到电脑前：屏幕上出现了两幅几乎一模一样的图，分别代表着刚才的两道声音。我保存下样本，留着回放。我指着自己，又说了遍“人”，然后指着盖瑞重复了一次。然后我指向七肢桶，播放了刚才的录音。

七肢桶又发出了一串声音。这次的声谱图的后半段看似是在重复之前的声音：姑且称之为“语音1”吧，那这次的声音则可记为“语音2+语音1”。

我指了指可能是七肢桶的椅子的东西：“那是什么？”

七肢桶稍作停顿，然后指着那“椅子”，说了些什么。这次的声谱图和前几次的都不同：记之为“语音3”。接下来，我再次指向“椅子”，回放了一次“语音3”。

七肢桶做出了回应。据声谱图判断，这段声音看着像“语音3+语音2”。乐观的解释是，七肢桶在说我放的语音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七肢桶与人类有着相通的对话模式。悲观的解释是，它只是咳得比较厉害。

我在电脑上选中几段声谱，然后打上了几条暂定的注释：“语音1”是“七肢桶”，“语音2”是“是”，“语音3”是“椅子”。然后我敲下了“七肢桶语言A”作为所有录音的标题。

盖瑞在一旁看着我打字：“这个A是什么意思？”

“只是为了跟七肢桶可能使用的其他语言做区分。”我说。他点点头。

“现在咱们做个尝试，权当好玩儿吧。”我分别指了指两只七肢桶，试着模仿语音1“七肢桶”。一阵漫长的沉默后，第一只七肢桶说了句什么，第二只七肢桶又说了句别的什么，没有哪句的声谱和先前录下的语音相像。我无法判断它们是在彼此交谈，还是在和我说话，因为它们没有脸可以用来分辨正面。我试着又发了一遍语音1，但没有得到回应。

“差得太远了。”我咕哝道。

“你居然能发出那种声音，我已经很佩服了。”盖瑞说。

“你该听听我学驼鹿叫的。能让它们跑起来。”

我又试了几次，但七肢桶没再做出任何我能辨认的回应。我只好又回放了一遍之前被它们肯定过的录音。然后七肢桶回应了语音2，“是”。

“所以我们只能依赖这些录音咯？”盖瑞问。

我点点头：“至少暂时是这样。”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们得确定，它其实不是在说‘这些人真可爱’或者‘瞧瞧他们都在干啥’之类。然后我们看看，当另一只七肢桶发这些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听出这些词来。”我示意他找个位置坐下，“找个舒服的位子吧，这得花很长时间。”

1770年，库克船长驾着“奋进号”来到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海岸。库克船长留下一些人修船，自己则带领一支探险队上岸，遇到了原住民。一名水手指着那些将幼崽放在育儿袋里跳来跳去的动物，问一名原住民那叫什么。原住民回答：“Kanguru。”自那以后，库克船长及其水手就用这个词来称呼这种动物了。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你说啥？”

在每年的入门课程上，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正如我在讲完故事后会解释的一样，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故事是假的，但它仍然是个经典的趣闻。当然，我的学生们真正想听的趣闻是关于七肢桶的那些：在我余下的教学生涯当中，很多学生都是这个原因才选了我的课。所以，我会给他们看我在窥镜前与外星人交流的老旧录像带，还有和其他语言学家交流时的录像。这些录像带富有指导意义，假如未来还有外星人造访，它们还会派上用场，不过，它们没能出产多少趣闻就是了。

说到语言学习方面的趣闻，我最爱的都来自儿童语言习得的领域。我记得你五岁时的一天下午，你刚从幼儿园回来，正用蜡笔涂画，而我在批改论文。

“妈妈，”你这么说，用上了求我办事时故作随意的语调，“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啦，甜心。问吧。”

“我……呃……可以被尊敬吗？”

我从正在批改的论文上抬起头：“什么意思？”

“在学校里，莎伦说她就被尊敬了。”

“真的？她有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吗？”

“是她姐姐结婚的时候。她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呃……被尊敬，那个人就是她。”

“噢，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莎伦做了伴娘？”

“对，就是这个。我能被尊敬吗？”

我和盖瑞走进了窥镜所在地的操作中心，它就在一栋活动板房里。操作中心的内部看着就像正在组织一场侵略，或者是一场撤退：留着平头的士兵要么正围着一张庞大的当地地图工作，要么就坐在粗犷的电子设备前，对着头戴式耳机讲话。我们被领进了韦伯上校的办公室——操作中心后面一个吹着空调、还算凉快的房间。

我们向上校简要汇报了第一天的成果。“听起来你们没取得什么进展啊。”他说。

“想进展得快一些，我有一个主意。”我说，“但你得批准我使用更多的设备。”

“你还需要些什么？”

“一台数码相机和一个大的显示屏。”我给他看了自己画的设备布置图，“我想通过书面文字来分析目标语言：我在屏幕上展示文字，并且用相机来记录对方的文字。但愿七肢桶也会做同样的事。”

韦伯犹疑地看着我的图：“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目前为止，我用的方法都是应对没有文字的语言的方法。然后我突然想到，七肢桶可能也有文字。”

“所以呢？”

“如果七肢桶用机械的方式来书写，那它们的文字应该是规则而连贯的。那样的话，比起识别音素，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识别字素。这就好像，比起从别人说的一句话里听出字母，我们更容易从纸面上的句子里找出字母。”

“我懂了。”他承认道，“可你打算怎么回应它们？把它们写给你看的文字，又拿给它们看？”

“基本如此。而且，如果它们会在词语之间留出空隙，那只要是写下来的句子，都比我们录下来的连成一句的句子好懂得多。”

他往椅背上一靠：“你知道我们想尽量少地展示自己的科技。”

“我理解，但我们已经使用机器作为媒介了。如果能让对方写字，我相信进展会比只用声谱仪快得多。”

上校转向盖瑞：“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我也很好奇七肢桶看我们的显示屏是不是有困难。它们的窥镜采用的技术与我们的显示屏采用的截然不同。我们目前判断，它们并不使用像素或者扫描线，也不需要一帧接一帧地刷新。”

“你认为我们显示屏上的扫描线可能导致七肢桶无法读屏？”

“有这个可能。”盖瑞说，“我们得试试才知道。”

韦伯陷入思索。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问题，对他而言却是个艰难的抉择。不过，他颇有军人作风，很快就做出了决断：“我批准你的请求。和外面的军士说说你都需要带些什么，明天就带来吧。”

我记得你十六岁的夏季里的一天，有那么一阵子，在家等待约会对象的人是我。当然了，你也会在一旁等着，想看看他长什么样。你有一个朋友，是个金发女孩，名字是罕见的“萝茜”，你们会咯咯笑着在一边玩耍。

“你们可能等不及要对他发表评论了。”我一边说，一边照着走廊里的镜子，“但在我们离开之前，你们还是得克制一下。”

“别担心，妈妈。”你说，“我们评论的时候不会让他发现的。萝茜，你就问我觉得今晚的天气会怎么样。我对妈妈的约会对象怎么想，就怎么说。”

“好呀。”萝茜说。

“不行，你们绝对不许这样。”我说。

“放松点儿，妈妈。他不会发现的，我们总是这么干。”

“这可真叫人欣慰啊。”

再过一会儿，尼尔森就上门来接我了。我给你们做介绍，然后大家一起站在门廊上闲聊片刻。尼尔森粗犷而英俊，你显然认可了他。我们正要出门时，萝茜随口问你一句：“你觉得今天晚上的天气会怎么样？”

“我觉得会火辣辣的。”你这么回答。

萝茜赞同地点点头。尼尔森说：“真的？我怎么听说今晚比较凉快？”

“我对这种事有第六感。”你这么说，表情无懈可击，“我感觉今晚会无比火辣。幸好你穿这么少，妈妈。”

我瞪着你，然后道声晚安。

我带着尼尔森走向他的车时，他饶有兴致地问我：“你们在打哑谜，对吧？”

“一个私底下的玩笑而已。”我咕哝道，“别让我解释。”

第二次在窥镜前会面的时候，我们重复了之前走过的整个流程，不过这次在说话的同时，还用电脑屏幕展示了对应的文字：我们一边说“人”，一边显示“人”这个字，如此反复。最后，七肢桶终于理解了我们的用意，也在一个小小的基座上架起一道圆形的屏幕。一只七肢桶开口了，然后将一根肢条塞进了基座上的大孔。一个涂鸦般潦草而模糊的字迹跃然呈现在了屏幕上。

我们很快进入了正题。我编辑了两个平行的语料库：一个由语音材料组成，另一个由文字材料组成。从第一印象看来，它们写的似乎是意音文字。这令人失望，我本来希望它们使用的是表音文字，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学习它们的口语。这种意音符号或许也包含语音方面的信息，但发掘起来可比解读表音文字困难多了。

我朝窥镜靠近了些，就能指向七肢桶身体的各个部位了，比如肢条、趾与眼睛，然后引导对方说出部位的名称。结果看来，它们身体的底部也有一个孔，周围环绕着铰接在一起的骨脊：也许是用来进食的，顶部的那个孔则是用来呼吸与说话的。它们的身上没有其他明显的孔了，也许嘴同时也是肛门，这种问题只能以后再追究了。

我也试着问了我们的两名调查对象，它们怎么称呼彼此——它们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名字的话。当然，它们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发不出来的音，所以，为了方便自己和盖瑞，我姑且管它们叫“啪啪”和“啧啧”。我希望自己能够区分它们。

第二天，进入窥镜所在的帐篷之前，我和盖瑞商量了一下。“这次会面我需要你帮些忙。”我告诉他。

“没问题。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们需要引导它们说些动词出来，还是通过第三人最容易实现。我在电脑上打出文字的时候，你能在一旁表演动词吗？如果我们运气好，七肢桶就会明白我们的用意，并且也会照做。我带了些道具来给你用。”

“没问题。”盖瑞说着，打了个响指，“时候到了告诉我就成。”

我们是从一些简单的不及物动词开始的：走、跳、说、写。盖瑞展示每一个动作的时候都带着一种自然随意的态度，颇有魅力，镜头的存在丝毫不令他感到拘束。表演完头一批动作后，我向七肢桶问道：“你们管这叫什么？”没过多久，七肢桶便理解我们的意图：啧啧开始效仿盖瑞，或者至少是表演起了七肢桶的世界中的相应行为；与此同时，啪啪则来到了它们的电脑前，一边展示着相应的文字，一边发出音来。

在它们说过的全部话语当中，我能认出一个词，一个我解读为“七肢桶”的词，其余的语音很可能是动词词组。看样子，它们似乎也有相当于名词和动词的分类，谢天谢地。

然而，它们的文字就不能那么清晰地分辨开来了。每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它们都只展示一个意音符号，而不是分开的两个。一开始，我以为它们写下的字就像英语中第三人称单数的“走”一样，其中已经暗含了主语。可是，啪啪嘴上说着“七肢桶走”，写下来却只有第三人称单数的“走”，为什么不保持一致呢？然后，我注意到这些意音符号与代表“七肢桶”的符号很像，只是在不同侧增添了一些额外的笔画。也许，它们的动词可以被写作名词的词缀。若真如此，为什么啪啪有些时候要写出名词，有些时候又不写名词呢？

我决定尝试一个及物动词：代入宾语的话，也许能厘清一些问题。我带来的道具中有一个苹果和一片面包。“好吧。”我对盖瑞说，“给它们看看食物，然后吃一点。先吃苹果，再吃面包。”

盖瑞指了指那个金帅苹果，然后拿起来咬了一口，与此同时，我播放了“你们管这叫什么？”的录音。接着，我们又用全麦面包重复了这个过程。

啧啧离开房间，然后拿着某种巨大的坚果或是葫芦，还有一个胶状的椭圆体回来了。啧啧指着葫芦，同时啪啪说了一个词，展示了一个意音符号。接着，啧啧将葫芦拿到了下肢之间，一道嘎吱破裂的声音随之响起，葫芦再次出现时，上面被咬了一口：它的壳底下藏着玉米般的颗粒。啪啪开口了，然后在它们的屏幕上展示了一个大大的意音符号。“葫芦”这个词在句子中被说出来的时候，声谱图发生了变化：或许是格标记。这个符号很古怪：经过一番研究，我能够从中辨认出形似“七肢桶”和“葫芦”的意音符号。它们看上去仿佛融为了一体，其中还混着一些额外的笔画，很可能意味着“吃”。这是多字连写吗？

接下来，我们知道了那个胶状蛋似的东西的名称，包括读法和写法，以及吃这种东西所对应的表达。声谱图所显示的“七肢桶吃胶状蛋”挺容易分析的：果然，“胶状蛋”带有一个格标记，但这个句子的词序和之前的不大一样。同一个句子的书面形式，又一个大大的意音符号，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一次，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中辨认出了一些东西：它不仅仅是几个意音符号融为了一体，而且其中的“七肢桶”这个符号还被上下颠倒了，“胶状蛋”对应的符号则站在它的上方。

“啊哈。”我又看了一眼那些简单的动名词组合而成的符号。之前我觉得它们似乎没有规律。现在我意识到，它们其实都包含着代表“七肢桶”的意音符号：有些跟各种各样的动词结合时被旋转、变形了，所以我一开始没能认出来。“你们一定是在逗我。”我喃喃道。

“怎么了？”盖瑞问。

“它们的文字不是以词语为单位的，每个句子都是由句中词语的意音符号融合而成。符号融合的时候，会发生旋转和变形。你瞧。”我向他展示了这些字符是怎么旋转的。

“所以，不管一个词语怎么旋转，它们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盖瑞说，他转身看了看七肢桶，钦佩地说，“我好奇这是不是它们的身体呈辐射状对称的缘故。它们的身体没有‘正面’，所以，它们的文字可能也没有。高度巧妙啊。”

我难以置信：自己竟然在和一个用“高度”来修饰“巧妙”的人一起工作。“这当然很有趣。”我说，“但也意味着，我们没法轻易用它们的语言来写句子了。我们没法简简单单地把它们的句子切割成一个个词语，再组合起来。我们只能先学习它们的书写规则，才能写出它们能读懂的东西。问题是它们的文字也是连续的，就跟每个词都连在一起的录音一个样，只不过是写下来了。”

我看着窥镜里的啪啪和啧啧，它们正等着我们继续。然后我叹了口气：“你们不会让我们轻轻松松解决这事儿的，对吧？”

公平地说，七肢桶十分配合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它们爽快地教授着我们七肢桶语，却从不要求我们教它们更多的英语。韦伯上校和他的同僚在揣度这一点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我则通过视频会议，和其他窥镜所在地的语言学家们分享刚刚学到的七肢桶语。视频会议制造出了一种不协调的工作氛围：与七肢桶的窥镜相比，我们的显示屏很原始，以至于我的同行们倒是显得比外星人更加遥远了。熟悉的远在天边，古怪的却近在眼前。

还要过上一阵，我们才有能力询问七肢桶来这里的目的，或是充分地讨论物理学、打探对方的科技。在目前，我们只能学习最基础的东西：语音和字形、词汇、语法。每一处窥镜前的七肢桶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所以我们也能汇集数据、协同作业。

我们最大的困惑来自七肢桶的“文字”。它们看上去根本不像文字，更像是一堆复杂的图案。这些意音符号并非按行排列，也不是螺旋排列，或是任何一种线性排列方式。事实上，啪啪和啧啧写句子时，是需要多少个符号，就把多少个符号拼凑成一个巨大的混合体。

这种形式的文字令人联想起原始的符号系统，读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才能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一般认为，这种符号没有能力系统地记载信息。然而，以七肢桶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它们传播信息不太可能是依靠口耳相承。这就暗示着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七肢桶有真正的文字系统，但它们不愿意在我们面前使用——韦伯上校应该会认同这个；第二种是，七肢桶现有的科技并非自己发明，它们只是沿用其他文明的科技的文盲；第三种，也是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一种，七肢桶使用的是一种非线性的拼字法，它确确实实是文字。

我记得你刚上高中时，我们进行过一场这样的谈话。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在炒蛋，你在为早午餐布置桌子。你一边笑，一边给我讲你昨晚去的派对。

“我的天，”你说，“他们说与体重有关系，还真不是开玩笑。我喝得压根儿没有那些男的多，结果醉得比他们还厉害。”

我尽力保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愉快表情。我真的尽力了。然后你说：“哎，得了吧，妈妈。”

“怎么了？”

“你明明知道，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没做过这种事，可我知道如果自己承认这点，就会彻底失去你的敬意了。“你知道你绝对不能开车，或者上车，只要你——”

“天啊，我当然知道！你觉得我是白痴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你显然和我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这再次提醒我，你不会是我的复制品；你可以是一个令人每天都开心的美妙存在，但你不是我能自己一手造出来的。

军方在窥镜所在地设了辆房车，里面是我们的办公室。我看见盖瑞正朝房车走去，于是跑过去追上他。“它们用的是义符文字。”我一赶上他，便这么说。

“抱歉，你说啥？”盖瑞说。

“来，我讲给你听。”我带着盖瑞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走到黑板前，画了一个圆圈，又在上面画了一条将它一分为二的斜线，“这是什么意思？”

“禁止？”

“对。”接着，我便在黑板上写下“禁止”二字，“这也是禁止的意思。只不过它对应着我们的口语。”

盖瑞点点头：“没错。”

“语言学家把这样的文字系统——”我指了指我写的那两个字，“叫作‘语符文字’，因为它对应着口语。人类所有的文字系统都属于这个范畴。然而，这个符号——”我指了指画了斜线的圆圈，“属于‘义符文字’，因为它传达了意义，却没有使用和口语相应的元素。这个符号的所有部件都没有对应的语音。”

“你认为七肢桶的文字全都像这样？”

“据我目前所见的判断，是的。它不是象形文字，要比那复杂多了。它有自己组建句子的一套系统，类似一种视觉上的句法，并且和口语的句法毫无关联。”

“视觉上的句法？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马上就有例子。”我在桌旁坐下，打开电脑，调出昨天和啧啧对话的录像，并把显示屏转过去给他看，“在它们的口语当中，名词都带有格标记，来表明它是主语还是宾语。但是，在书面语里，一个名词是主语还是宾语，是由它对应的符号与动词的位置关系决定的。你瞧瞧这里。”我指着其中一个符号，“比方说，当‘七肢桶’和‘听’以这种方式结合到一起，这些笔画互相平行的时候，意思就是七肢桶在听。”我又给他看了另一个符号，“当它们这样结合，这些笔画彼此垂直的时候，就意味着七肢桶被听。很多动词都适用这种词法。”

“还有个例子，就是它的屈折系统。”我调出了录像的另一帧画面，“在它们的书面语里，这个符号的大意是‘轻易地听见’或者‘听得清楚’。你瞧出它和代表‘听’的符号的共同点了吗？你仍然能够按照之前的方法，把它和‘七肢桶’结合起来，来表示七肢桶能够清楚地听见什么东西，或是七肢桶被清楚地听见了。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把‘听’调整成‘听清了’的方法不是特例，你瞧出它们做了什么调整了吗？”

盖瑞点点头，指向屏幕：“好像是靠改变这些笔画中段的弯曲度来表达‘听清了’。”

“没错。这种调整适用于很多动词，代表‘看见’的符号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变成‘看清了’的意思，‘读’以及其他动词也一样。这种改变笔画弯曲度的方法，在口语中没有对应的东西。在口语里，它们是通过给动词添加前缀来表达动作的难易程度，而且用于‘听’和‘看’的前缀还不同。

“还有别的例子，但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它本质上是一种二维语法。”

他开始若有所思地踱起步来：“人类的文字系统里有类似的情况吗？”

“数学方程式、音乐和舞蹈用的乐谱，但那些都只能用在专门的领域，我们无法用它们来记录这场对话。可我怀疑，假如我们对七肢桶的文字懂得够多，就能用它来记录这场对话。我认为它是一套完整而成熟、能够普适的图形语言。”

盖瑞皱起眉头：“所以它们的文字和口语是完全分离的，对吧？”

“对。事实上，把它叫作‘七肢桶语B’，仅用‘七肢桶语A’来指代它们的口语，这样比较准确。”

“可是，等等。如果一套语言就够使了，为什么要用两套？对学语言的人来说，这好像难得毫无必要。”

“就像英语的拼写一样？”我说，“一种语言学起来难不难，从来就不是它进化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七肢桶而言，写和说很可能在文化或认知上发挥着截然不同的功能，所以比起使用一套语言的两种不同形式，使用两套分离的语言更加合理。”

他稍加思索：“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许在它们看来，我们的文字很冗余，简直是浪费掉了一条交流渠道。”

“完全有这个可能。找出它们使用一套不同的语言来书写的原因，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它们。”

“所以，我的理解是，咱们没法借用它们的文字来辅助学习它们的口语了。”

我叹了口气。“是啊，这是最直接的信息。但我觉得，对于七肢桶语A或B，我们都不该轻视。我们需要一套两手抓的方法。”我指了指屏幕，“我敢说如果你学了它们的二维语法，对学习它们的数学大有裨益。”

“你说得在理。咱们已经可以问它们数学方面的问题了吗？”

“还不行。我们需要进一步掌握它们的书面语，才能着手做别的。”我说，见他故作沮丧的表情，不禁笑了笑，“耐心些，好先生。耐心是美德。”

你六岁时，你父亲去夏威夷参加一个会议，我们都陪同。你非常兴奋，出发前几周就开始准备。你问我关于椰子、火山和冲浪的问题，还对着镜子练习草裙舞。你把想带的衣物和玩具塞满一个箱子，拖着它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看自己能拖多长时间。你还问我，能不能把你的玩具画板装在我的包里，因为你的包已经塞不下了，而你实在没法不带它出门。

“这些到时你都用不了。”我说，“那边有很多好玩儿的，你根本没时间玩这么多玩具。”

你考虑着我的话，当你用力思考时，眉毛上方就会出现一些小窝。最终，你答应少带些玩具，但你的期望值只增不减。

“我真希望现在就在夏威夷。”你哀叫道。

“等待有时是好事。”我说，“越是期待，真到那儿的时候就越有意思。”

你只是嘟起嘴。

我在接下来提交的报告上写道：“意音符号”这个术语用在这里不太恰当，因为它暗示着该符号对应着口语中的词，然而事实上，这些符号与我们概念中的口语词汇毫无关联，我也不想使用“表意符号”这个术语，考虑到它一般的用法，我建议使用“语义符”一词。

语义符看似与人类语言的书面词语能够大致地对应：它自身具有意义，也能与其他语义符结合起来构成无穷无尽的语句。我们无法精确地定义它，但话说回来，至今也没有谁能给人类语言的“词语”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不过，说到七肢桶语B中的句子，事情就复杂得多了。七肢桶语B不存在标点符号，句法是由语义符的结合方式体现的，且无须展示口语的升降调。在由这种语言写成的句子中，你当然无法将主谓结构干净利落地划分出来。七肢桶写“句子”似乎就是将它想用的任意多个语义符拼到一起，一句话与一段话，乃至一页话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大小。

当七肢桶语B的句子增长成庞然大物时，视觉冲击力就相当惊人了。如果不去解读它的意思，光是看着，那我觉得它就如同一堆潦草画出的奇形怪状的螳螂，一只接一只地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埃舍尔风格的点阵，且每一只的姿势都略有不同。那些面积最大的句子则拥有一种接近迷幻海报的效果，有时令人头痛，有时令人迷醉。

我记得你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照的一张相片。照片中，你冲镜头摆着姿势，头上的学士帽时髦地歪斜着，一只手扶着太阳镜，另一只手搭在胯上，掀起长袍，露出了底下的紧身背心和短裤。

我记得你的毕业典礼。那段时间同时发生了许多事，尼尔森、你父亲、那个女人，你的毕业能分散些你的注意力，尽管效果甚微。整整一周，你都在介绍同学给我，不断地拥抱每一个人，我则惊奇得口不能言。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个比我还高、美得足以让我心痛的成年女人，和那个曾经需要我抱起来才够得着饮水器的女孩会是同一个人，和那个裹着我的裙子、帽子和四条围巾缓缓走出我的卧室的女孩会是同一个人。

而毕业以后，你找到一份财务分析师的工作。我不理解这工作是要做些什么，甚至不理解你为什么如此迷恋金钱，为什么找工作的时候要优先考虑薪酬。我更希望你追求目标时不考虑钱财上的回报，但也不会出口埋怨。毕竟我的母亲也永远理解不了，为什么我就是不肯当个高中英语老师。你能从事令你快乐的工作，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时间流逝，各个窥镜所在地的小组都开始认真地研习起了七肢桶在基础数学与物理领域的术语。我们共同做展示，语言学家主要负责分析语言，物理学家则把精力集中在学科内容之上。物理学家给我们看了以前设计的与外星人交流用的一套东西，主要内容是数学，然而是准备用在射电望远镜上的。我们做了番改造，好用于面对面的交流。

各小组在基础的算术方面取得了成功，却在几何和代数上遇到了障碍。考虑到七肢桶的生理构造，我们还尝试过用球形的坐标系替代方形坐标系，但仍然一无所获。七肢桶似乎根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在物理学方面，我们同样没能探讨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只在最具体的术语——比如元素的名称——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展示了好几次元素周期表之后，七肢桶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可但凡稍微抽象点的东西，我们费尽口舌，也跟对牛弹琴似的。我们试着展示了诸如质量、加速度之类的基本物理属性，想诱导对方说出对应的术语，可七肢桶每次的回应都是让我们说清楚点。为了避免特定的媒介导致感知上的差池，我们试着用素描、照片、动画等不同的物理手段来展示，然而都是徒劳。先是连续数天毫无进展，后来变成连续数周毫无进展，物理学家们日渐绝望。

相形之下，语言学家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我们在破解对方的口语——七肢桶语A——上稳步取得进展。不出所料，七肢桶语A的模式和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相同，但目前尚在能够理解的范围内。它采用自由的词序，甚至自由到了在条件从句中也不存在常规词序的程度，这一点违背了人类语言的“通则”。而且，七肢桶似乎不排斥以某个从句为中心进行大量从句的层层嵌入，而这种用法立即就能难倒人类。挺古怪，但并非不能理解。

比这还有趣得多的是，我们最新发掘的七肢桶语B的词法与语法。它们是二维化的，这独一无二。根据一个语义符的词性，它的屈折方法可以是改变某个笔画的弯曲度，或是它的粗细，或是起伏的方式，或是两个部件的大小比例，或是部件之间的距离，或是部件的朝向，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手段。这些都是非符号的元素，不能孤立于某个语义符而存在。在人类的书面语中，这些特性属于字迹风格的问题，在七肢桶语B中却绝非如此：它们的意义是由一种清晰而连贯的语法决定的。

我们时常问七肢桶，它们为什么来地球。每一次，它们的回答都是“来看”“来观察”。确实，有时候比起回答问题，它们更愿意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也许它们是科学家，也许是游客。国务院指示我们尽量少向它们透露人类的信息，以免在后续的谈判中被它们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照做了，但不费吹灰之力：七肢桶从来不问我们任何问题。无论作为科学家还是游客，它们的好奇心都真是少得可怕。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开车去商场给你买新衣服。那时你十三岁。上一秒你还四仰八叉地坐在位子上，跟个孩子似的毫不在乎形象，下一秒便用一种刻意练过的随意将头发一甩，如同一个训练中的时尚模特。

我停车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些指示：“好吧，妈，给我一张信用卡，两小时后咱们在这个出口碰头。”

我大笑：“想都别想，信用卡都由我管。”

“你在逗我。”你气得直跺脚。然后我们下车，我会径直朝商场的入口走去。

见我不会让步，你迅速调整策略。

“好吧，妈，好吧。你可以跟我来，但得在我后头，跟我保持一段距离，就像我们不是一起的。如果我遇见朋友，就会停下来跟他们说话，但你得继续往前走，好吗？我稍后会去找你。”

我会停下脚步：“你说什么？我不是你请的保姆，也不是什么会给你丢人的畸形亲戚。”

“可是妈，我不能让别人看见你和我在一起。”

“这是什么话？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朋友，他们来过我们家。”

“那不一样。”你说，简直不相信连这都需要你解释，“这是在逛街。”

“那太糟了。”

然后你就爆发了：“你甚至不愿意做一丁点事来让我开心！你根本不在乎我！”

在不久之前，你还很乐意跟我一起逛街。你那么迅速地从一个阶段成长到另一个阶段，总是令我始料不及。和你一起生活像是瞄准一个移动的靶子，你总会跑在我所预想的前头。

我看着自己刚才用纸和笔写下的七肢桶语B。和我自己造出的所有句子一样，这一句看起来也很畸形，就像把七肢桶写的句子用锤子砸碎又用胶布笨拙地拼起来的模样。我的桌上覆满了这种写着不甚优雅的语义符的纸，风扇转过的时候，偶尔会把它们吹起来。

学习一种没有口语的语言很奇怪。我不必练习发音，却要紧紧闭上双眼，试着在眼睑之下描摹语义符。

这时，有人敲了下门，我还来不及回应，盖瑞便一脸喜气洋洋地走了进来：“伊利诺伊州在物理方面得到成果了。”

“真的？那太棒了，怎么得到的？”

“是几小时前的事，我们刚刚开了视频会议。我解释给你听。”他开始擦我的黑板。

“别担心，上面的东西我都不需要了。”

“很好。”他捡起一小截粉笔，画了一个示意图：

“好了，这图上画的是一道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的路径。光线在到达水面之前走的都是直线，水的折射率不同，所以入水后光线改变了路径。这你听说过，对吧？”

我点头：“当然。”

“关于光线的路径，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光线总是走两点之间最快的那条路。”

“再说一遍。”

“就当是好玩，想象一下吧：假如光线走的是这条路径。”他在示意图上加了一条虚线。

“这条假设的路径比光线实际走的路线要短。可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的慢，而这条路径大部分是在水下。所以，走这条假设的路径所需的时间比走实际路径所需的时间更长。”

“好吧，我听懂了。”

“现在，想象一下：假如是光线沿着这条路径行进的。”他又画了第二条虚线。

“这条路线减少了水下的比例，可总长度增加了。它花的时间也比走实际路径所需的更长。”

盖瑞放下粉笔，用沾着白灰的指头指了指黑板上的示意图：“所有假设的路径需要耗费的时间都比实际路径要长。换句话说，就是光线走的路径永远是最快的那条。这就是费马的最短时间原理。”

“嗯……有意思。七肢桶就是对这个原理做出了反应？”

“没错。伊利诺伊州窥镜那边的穆尔赫做了个费马原理的动画演示，然后七肢桶就把它重复了一遍。现在他正问对方要一个符号化的描述呢。”他咧嘴一笑，“现在这个真是高度巧妙了，不是吗？”

“是挺妙的，但我以前怎么从没听说过费马原理呢？”我捡起一只活页夹，冲他甩了甩，这是一本物理学的入门手册，专为我们与七肢桶交流提供参考而制，“这里面滔滔不绝讲了普朗克质量啦、氢原子的自旋反转啦，但对光线的折射只字未提。”

“哪些知识对你们最有用这一点，我们猜错了。”盖瑞毫不扭捏地说，“其实，费马原理会成为突破口本身就挺奇怪的，它解释起来容易，但进行数学描述的时候需要用到微积分，而且不是普通的微积分，得用上变分法。我们原本以为，简单的几何或代数定理才是突破口。”

“这确实奇怪。你认为，对于什么才是简单，七肢桶的概念跟我们不同？”

“没错，正因如此，我才巴望能早点儿看到它们怎么对费马原理进行数学描述。”他一边说，一边来回走动，“如果在它们的数学里，变分法比代数还简单，那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谈起物理问题来障碍重重了：它们的整个数学体系和我们相比都是颠倒的。”他指了指那本物理学入门手册，“你放心，我们肯定会修订那玩意儿。”

“所以，你们能以费马原理为起点，构建出物理学的其他领域吗？”

“大概能。物理学中有大量与它类似的原理。”

“比如呢？就像‘路易斯的衣柜最小空间原理’吗？什么时候物理学变得这么最小值主义了？”

“嗯，‘最小’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你瞧，费马的最短时间原理其实并不完整，在特定情况下，光线会走一条比任何其他路线都耗时更长的路径，更准确的说法是，光线永远会走极端的路径，要么是耗时最短的那条，要么是耗时最长的那条。最小值和最大值拥有相同的数学特性，所以这两种情况可以用同一个等式来描述。所以确切地说，费马原理不是最小值原理，而是一种所谓的‘变分原理’。”

“那还有其他的变分原理咯？”

他点点头。“物理学的所有分支都有。几乎所有物理定律都可以被重新描述为变分原理。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哪个属性被最小化或最大化了。”他比画了个手势，仿佛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就陈列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在光学领域——费马原理适用的领域——时间就是必须成为极值的属性。在力学领域，成为极值的则是别的属性；在电磁学领域，又是其他的属性了；可在数学上，所有这些原理都是相似的。”

“所以，你们一旦得到费马原理的数学描述，应该就能破解其他的原理了？”

“老天啊，但愿如此。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契机，是破解对方物理学架构的突破点。值得庆祝。”他停下步子，转身向我，“嘿，路易斯，想出去吃晚餐吗？我请客。”

我略有些吃惊。“当然去。”我说。

从你开始蹒跚学步的那天起，我就日复一日地感受到我们关系的不平衡之处了。你总是跑向别处，而每当你撞到门框或者擦破膝盖，我都会觉得仿佛痛在自己身上。就像是长出了一条功能失常的胳膊，它是我自身的延续，上面的感觉神经能正常地报告痛觉，运动神经却压根儿不传递我的指挥。这太不公平了：我会生下一个代表自己的会动的巫毒娃娃。准备生你的时候，我可没想要这个。这也是必然的吗？

还有些时候，我看见你的笑容。比如，你和邻居家的小狗玩耍时，会把双手插进我们后院之间的钢丝网眼栅栏里，你笑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打起嗝来。小狗跑回邻居家的屋里去之后，你的笑声渐渐平息，呼吸也慢慢缓过来。这时小狗会再次跑到栅栏边来舔你的手指，于是你会尖叫，再次大笑起来。那是我想象得到的最美妙的声音，它令我感觉自己幻化成了一道喷泉，或是一汪泉眼。

现在，要是我能想起你还有什么时候像这样毫无保留地开怀大笑过就好了，这种能让我心脏颤动的笑。

通过费马原理取得突破以来，我们在科学概念方面展开的讨论便高效多了。倒不是说七肢桶的物理学突然之间就一览无遗了，但我们开始稳步地取得进展。据盖瑞说，七肢桶的物理学框架与我们的相比确实是完全颠倒的。人类需要用积分学来定义的物理属性，在它们看来只是最基础的。盖瑞举了一个属性为例，它在物理学术语中有个颇具欺骗性的简单名称，叫“作用量”，意味着“动能与势能随着时间变化的能量差”，管它是啥意思。我们得用到微积分，而对它们来说却只是小儿科。

与之相反，在定义人类觉得很基础的属性——比如速度——的时候，七肢桶却得用上被盖瑞信誓旦旦地形容为“高度古怪”的数学方法。物理学家最终证明了七肢桶数学与人类数学之间的等同性，尽管二者的方法几乎完全彼此颠倒，描述的对象却都是同一个物理宇宙。

我试过理解物理学家逐渐破解出来的一些知识，但毫无成效。我无法真正地理解像“作用量”这样的物理属性的意义，也无法自信地去思考七肢桶把这么难的属性视为基础概念意味着什么。不过，我试着用自己更加熟悉的语言去思考这些问题：七肢桶拥有怎样的世界观，才会认为费马原理是光线折射现象的最简单解释？它们拥有什么样的洞察力，才会觉得取最小值或最大值是理所当然的？

你的眼睛和你爸爸的一样蓝，不像我，是泥土般的棕色。男孩们会凝视你的双眼，正如我曾经凝视、现在仍在凝视你爸爸的双眼。看见这双蓝眸搭配着黑发，他们会既惊讶又迷醉，正如我曾经如此、现在也如此。你有很多追求者。

我记得你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在你爸爸家待了一周之后，回来时一脸难以置信，说他竟然围绕你最近的约会对象把你审问了一通。你四仰八叉地倒在沙发上，详述你爸爸最新的违背常识之举。“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知道青春期的男生是什么样的。’”你会翻个白眼，“难道我不知道？”

“别跟他计较。”我说，“他是你父亲，忍不住要这样。”见过你和朋友们相处的情境后，我才不会担心有男孩占你便宜。即便要占，也更可能是你占对方的便宜。我倒有点担心那个。

“他巴不得我还是个小孩儿。自从我胸部变大，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对我了。”

“嗯，你的变化确实打击到他了。给他点时间恢复吧。”

“已经好几年了，妈。他还需要多久才能恢复？”

“等我父亲终于接受我的变化了，我再告诉你。”

和语言学家们进行视频会议时，马萨诸塞州窥镜所在地的西斯内罗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七肢桶语B中，代表句子的语义符里存不存在某种语序？在七肢桶语A中，语序显然几乎毫无意义：每当人们请七肢桶重复一遍刚才的内容，如果没有特意要求，它们大都会采用与之前不同的语序。在用七肢桶语B书写时，语序是否也同样无足轻重呢？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七肢桶语B句子完成后的形态之上。在任何人看来，这些代表句子的语义符读起来都不存在既定的语序：你几乎可以从这团乱麻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开始读起，看过一个个分叉的从句，直到读完整个语义符。可这是阅读，在书写语义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最近一次与啪啪和啧啧交流时，我问了它们可否让我们看看语义符是怎么写下来的，而不是只给我们展示成品。它们同意了。我把这场对话的录像插进了播放器，然后在电脑上打开了对应的文字记录。

我选择了这次交流中最长的一段话。啪啪说的是，七肢桶行星有两个月亮，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得多；构成该行星大气的三种主要成分是氮气、氩气与氧气；该行星表面的15/28被水覆盖。这段话的头一部分逐字直译起来是这样的：体积不等-岩石卫星-岩石卫星复数-相比起来主要对次要。

然后我将录像倒带，直到时间与相应的文字记录对上号。我开始播放录像，注视着蛛网般的语义符一点点展开，仿佛墨水做的蜘蛛在吐丝。我倒了好几回带，重新播放。最后，我在语义符的第一个笔画刚刚完成、第二个笔画即将开始之前按了暂停。这时，屏幕上仅显示着一道蜿蜒的曲线。

我将这最初的一笔和完整的句子对比了一番，然后意识到，这一笔参与了整个句子中好几个不同的从句。它是从对应“氧气”的语义符开始的，这部分一看就和其他的语义符有明显区别，然后滑向了描述两个月亮的体积差异的部分，最终向外展开，构成了“海洋”这个语义符拱起的主干部分。然而这一笔是一根连续的线条，也是啪啪写下的第一笔。这意味着，七肢桶在写第一笔的时候，就必然已经知道整个句子的布局了。

这句话中的其他笔画也都横跨了好几个从句，它们彼此交缠，以至于不重新设计整个句子，就无法移除其中的任何分句。七肢桶写句子时并非一次写下一个语义符，而是每次写下不单属于某个语义符的笔画。在书法艺术中，我也见过类似的部件间高度融合的写法，特别是在阿拉伯文书法当中，但那些书法作品需要专门的书法家严谨地设计。没有谁能以与语速相同的速度写下这么错综复杂的东西。至少，人类不可以。

我曾经听某个喜剧演员说过一个笑话：“我没想好该不该要孩子，我问了一个有孩子的朋友：‘假如我有了小孩，他长大以后，万一他把人生的所有问题都怪到我的头上，那可怎么办？’她大笑说：‘你说万一，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最爱的笑话。

盖瑞和我坐在一家小小的中餐厅里，这儿是我们为了逃离营地而常常光顾的当地饭馆之一。我们坐着吃着开胃菜：锅贴，充溢着猪肉和芝麻油的香味。我的最爱。

我把一只锅贴放进酱油和醋里蘸了蘸。“你的七肢桶语B练得怎么样了？”我问。

盖瑞斜眼望着天花板。我想对上他的视线，可他总是目光游移。

“你已经放弃了，对吧？”我说，“你甚至连试都不试了。”

他做出了一脸羞愧的表情。“我实在不擅长学语言。”他坦白，“我以为学习七肢桶语B会更像学数学，而不是学外语，其实却不是这样。它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学这个有利于你和它们探讨物理。”

“也许吧，但因为我们已经取得突破了，现在我只要会用几个短语就能混过去。”

我叹了口气：“这也算公平，我得承认，我也放弃学数学了。”

“所以我们扯平了？”

“我们扯平了。”我啜了口茶，“不过我确实想问你一件事，是关于费马原理的。它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可我又说不清为什么。它听着就不像一条物理学定律。”

盖瑞的眼里闪过一丝光芒。“我敢打赌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他用筷子将一只锅贴撕成两半，“你习惯了从因和果的角度来看待光的折射：光线抵达水面是因，方向的改变是果。但费马原理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它以目标为导向来描述光线的行为。这听起来就像光线在听命行事：‘汝达目标前，当取极大或极小时值。’”

我思索着他的话：“接着说。”

“这在物理学哲理的领域是个老问题了。自从费马在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这条原理，人们就在讨论这个话题了，普朗克就此写了大量的论著。重点就是，一般的物理原理是因果论的，但像费马原理这样的变分原理却面向目的，几乎是目的论的。”

“嗯……这种说法很有意思。给我一分钟想想。”我掏出一支签字笔，在餐巾纸上画了一个示意图，就是盖瑞之前在我的黑板上画的那个。“好了。”我说着，边想边说，“所以，咱们姑且说光线的目的就是走最快的路线，那这道光要怎么做才对？”

“这么说吧，如果用拟人化的语言来讲，那这道光得权衡每一条路线，计算各路线要花多长时间。”他从盘子里夹起了最后一只锅贴。

“而要这么做，”我接着说，“这道光就必须事先知道它的目的地在哪里。目的地不同，那最快的路径也会不同。”

盖瑞再次点头：“说得没错。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最快的路径’这个概念就毫无意义了。而且，计算特定的路径要花多长时间，还需要事先知道路径会经过什么地方，比如说水面的位置。”

我继续盯着餐巾纸上的示意图：“所以光线在出发之前就必须事先知道一切，对吧？”

“可以这么说，”盖瑞说，“光线在出发时不能先按既有的路径走，然后再调整方向，因为这么一来，它走的路径就不会是最快的那条了。光线必须在一开始就计算好一切。”

我兀自想到：这道光必然在一开始选择路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最终会停在哪里了。我知道这令我联想到了什么。我抬眼看着盖瑞：“就是这一点让我挺困扰。”

我记得当你十四岁时，有一天走出自己的卧室，手里拿着一个覆满了涂鸦的笔记本电脑，因为你正在做学校的报告。

“妈，双方都可以赢的情况，你管它叫什么？”

我从自己的电脑和正在写的论文上抬起眼来：“什么？你是说双赢局面？”

“有种更专业的说法，和数学有关。记得有一回爸在这儿的时候，不是说到了股市吗？他当时提到的。”

“嗯，感觉挺耳熟，但我想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

“我得知道才行。我想在我的社会研究报告里面用到这个词。如果不知道这个说法，就连相关信息都没法搜索了。”

“抱歉，我也不知道。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你爸？”

从你的表情看来，你不愿意为这个做到那一步。那个时候，你和你父亲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你能打电话问问他吗？但别告诉他是帮我问的。”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打给他。”

你火冒三丈：“上帝啊，妈，自从你和爸分开，就连做家庭作业都没人帮我了。”

令人惊讶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你都能扯上我们离婚的事。“我帮过你啊。”

“那是一百万年前的事了，妈。”

我不再计较这个问题。“假如我能帮你，肯定会帮的。但我确实想不起那个词叫什么了。”

你气冲冲地走回自己的卧室。

我一有机会就练习七肢桶语B，既和别的语言学家一起练，也独自练。学习阅读一种由语义符构成的语言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新奇感，这是七肢桶语A也给不了的；在书写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激励了我。时间一长，我写下的句子更加匀称美观，也更加紧凑了。我进步到了无须多想反而写得更好的程度。我不会在下笔前严谨地设计好句子，而是单纯地提笔就写。我最初写下的笔画，几乎总是与我想表达的完整内容优雅地相契。我渐渐发展出了类似七肢桶的官能。

更有趣的是，七肢桶语B正在改变我思考的方式。对我而言，思考是典型的用内部语言进行的过程，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我的思维是用语音编码的。我的内部语言通常是英语，但并非必然如此。高三的暑假里，我参加了一个全封闭式的俄语学习项目，那个夏天结束时，我已经在用俄语思考甚至用俄语做梦了，但那也总是俄语的口语。语言虽不同，模式却一样：无声地用语音在内心大声地思考。

用非语音模式的语言进行思考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向来令我好奇。我有个朋友，他的双亲都是聋人，所以他是学着美国手语长大的。他告诉我，自己常常用美国手语进行思考，而不是英语。我过去一直想知道，用手的动作来对一个人的思维进行编码，用一双内在的手取代内在的声音来推演逻辑，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使用七肢桶语B的时候，我就体验到了同样陌生的感觉：我的思维渐渐变成用图形编码的东西了。当我不再用内部的声音来表现思维时，偶尔会陷入一种入定般的状态，我会用思维之眼看见语义符，它们像霜花在窗玻璃上一般蔓延开来。

当我的七肢桶语B越来越流利，语义符就能完整地呈现在脑海中，一次性清晰地表达出哪怕很复杂的意义。不过，我的思考速度倒没有因此变快。我的思维没有汹涌地往前奔腾，而是与语义符的含义保持着平衡一致。这些语义符似乎并不仅仅是语言，它们简直就像佛教的曼陀罗。我发现自己进入了冥想状态，此时在我的思想中，原因和结果成了可以互换的存在。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再有固有的方向，一连串的思绪也不再具有特定的顺序：所有的部分都有同样的影响力，拥有一模一样的地位。

国务院派了一个名叫霍斯纳的代表，负责向科学家说明我国针对七肢桶的工作计划。我们坐在视频会议室，听着他长篇大论。我们把这边的话筒关掉了，这样一来我和盖瑞交流意见时就不会干扰到霍斯纳。听讲的同时，我真担心盖瑞会损伤自己的视力，因为他老在翻白眼。

“它们大老远跑来，一定是有某种目的。”这位外交官说，扬声器里的声音听着很微弱，“谢天谢地，它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征服地球。但若非为了这个，又是为了什么呢？它们是勘探人员、人类学家，还是传教士？无论对方的动机为何，必然是对我们有所企图。也许，是想要我们太阳系的采矿权；也许，是想了解我们本身；也许，是想对人类布道。但是，我们能肯定它们必有所图。

“我的观点是，它们的目的也许不是和我们开展贸易，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和它们开展贸易。我们只需要知道它们为何而来，以及它们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些什么。一旦弄清楚这个，就可以展开贸易谈判了。

“我应该强调一下，我们与七肢桶未必是敌对关系。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们获利不代表我们就会蒙受损失，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处理得当，那双方都可以成为赢家。”

“你是说，这是一场非零和博弈？”盖瑞佯装出难以置信的语气，“哦，我的天！”

“非零和博弈。”

“什么？”你转过身，从卧室方向走回来， “双方都可以赢的情况，我刚刚想起来了，这叫非零和博弈。”

“没错！”你说着，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谢了，妈！”

“我想我终归是知道的。”我说，“毕竟和你父亲在一起那么些年，多少会耳濡目染。”

“我就知道你知道。”你说，然后突然给我一个简短的拥抱，你的头发散发着苹果的香气，“你是最棒的。”

“路易斯！”

“嗯？抱歉，我走神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对咱们霍斯纳先生刚说的话有什么想法？”

“我宁可不去想。”

“我也想这样：不去理会政府，盼着它自己消停下来。但它没有。”

仿佛在印证盖瑞的话似的，霍斯纳继续废话连篇：“你们当务之急，就是回顾之前学会的东西，搜寻任何能帮上我们的线索。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七肢桶想要什么、最重视什么？”

“天啊，咱们怎么从没想到要去找那些东西啊。”我说，“我们马上就去办，长官。”

“可悲的是，咱们真的得马上去办。”盖瑞说。

“各位有问题吗？”霍斯纳问道。

沃斯堡市窥镜所在地的语言学家伯格哈特开口了：“这种事我们已经问过七肢桶很多次了。它们一直说自己是来观察的，并且坚称信息是不能买卖的。”

“它们倒希望我们就这么信了。”霍斯纳说，“可你们想想，这怎么可能是真话？我知道，七肢桶偶尔会暂时停止和我们对话。也许那就是它们的一种战术。假如我们明天起停止和它们对话——”

“如果他说了点啥有意思的，就叫醒我。”盖瑞说。

“我还想让你叫醒我呢。”

盖瑞第一次跟我解释费马原理的那天，他提到了几乎每一条物理定律都能被描述为变分原理。然而，当人类思考物理定律时，总是更爱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待它们。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人类觉得很直观的物理属性，比如动能和加速度，都是某个物体在特定时间点上的特性。因此我们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按照因果关系来解读事物：每个瞬间都是从另一个瞬间生发而出，原因和结果形成了一条连锁反应，从过去延伸到未来。

反过来看，七肢桶觉得很直观的物理属性，比如“作用量”或者其他那些需要用积分来定义的东西，都是在某个时间段之上才具有意义。这就导致了它们用目的论的方式来解读事物：当你以时间段为单位来看待事物时，就会意识到，总有个要求需要满足——达到最大或最小。而你必须知道事物的初始状态以及最终状态，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早在“因”被种下之前，你就得了解“果”了。

我渐渐也明白了这一点。

“为什么？”你第二次问。那时候，你该是三岁了。“因为现在你该上床了。”我第二次说。我已经替你洗好澡、穿上睡衣，但就是没法让你上床。“可我不困啊。”你抱怨道。你站在书架前，抽下一张想看的影碟：这是你用来拖延回卧室的最新战术。“这不重要。你还是得上床。”

“可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你妈，我叫你这么做。”

我真的说了这种话，对吧？天啊，真想一枪打死自己。

我把你拎起来，掖在胳膊底下朝你的卧室走去。你一路悲惨地号啕大哭，可我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烦恼。我小时候常常发誓：当自己成为母亲时，一定会给出合理的解释，一定会把孩子当作有智慧、能思考的个体来看待，而这些誓言都沦为了空话。我变成了我自己的母亲。我可以尽我所能地抵抗这个趋势，却无法阻止自己滑下这条漫长而可怕的斜坡。

未来真的可能被预知吗？并不仅是猜测，而是十分肯定地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一切细节。盖瑞曾经告诉我，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就是时间上的对称性，即过去和未来在物理上没有区别。针对这一点，某些人可能会说：“没错，理论上是这样。”可现实点说，大部分人会回答：“不。”因为自由意志的存在。

我喜欢用博尔赫斯式的虚构情节来想象：想想看，一个人站在《时光之书》跟前，这本书上记录着过去与未来的所有事件，尽管是完整版本的缩小版，仍然厚重无比。她拿着放大镜，翻着薄如蝉翼的书页，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她看到了描写她正在翻阅《时光之书》的这一段，然后跳到下一章，那里详细记述着她第二天会做些什么。她会根据在书里读到的信息来行动，在赛马“混世魔王”上押一百元赌注，然后赢得二十倍的回报。

这么做的打算从她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她是个喜欢反着来的人，于是决定根本就不去赌马了。

这就是恼人的地方了。《时光之书》不可能出错，它最基本的设定就是人们读到的是真实的未来，而非某种可能性。假如这是个希腊神话，那不论她如何反抗，周围的一切会联合起来迫使她践行自己的命运，但尽人皆知，神话里的预言是语焉不详的，《时光之书》的内容却翔实具体，而你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强迫她去赌马。结果就很矛盾了：《时光之书》必须是正确的，因为它的定义就如此，然而不论这本书说她会做什么，她都可以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事实怎么能调和呢？

人们通常会说，无法调和。《时光之书》的存在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按照它的设定，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导致上述矛盾。或者，宽容点儿说，《时光之书》可以存在，只要没人能读到它——这本书被收藏在特殊的地方，谁也没有权利翻阅。

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我们知道自由意志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切身感受着它，意志力是意识的固有成分。

或者，当真如此吗？假如预知未来能改变一个人呢？假如这会令她产生一种迫切感，觉得自己必须按照预知的一切行动呢？

下班之前，我顺道去了盖瑞的办公室：“我要撤了，去买点儿吃的吗？”

“当然去，稍等。”他说着，关了电脑，拢起一堆纸，然后他抬头看向我，“嘿，要不今晚去我家吃？我来做饭。”

我怀疑地看着他：“你会做饭？”

“只会做一种，”他承认，“但做得可好了。”

“好呀，”我说，“我去。”

“太棒了。我们只需要先去买点儿食材。”

“别那么麻烦。”

“去我家的路上就有超市，一会儿就能买好。”

我们各开各的车，我跟在他的后头。当他突然拐弯开进停车场时，我差点儿跟丢了。这是一家精品超市，地方不大，但挺高端的：不锈钢架子上摆着高高的玻璃罐，里面盛着进口食品，旁边则是专用器具。

盖瑞挑选着新鲜的罗勒、土豆、大蒜和意大利面，我在一旁陪着。

“隔壁有家鱼市，咱们可以去那儿买新鲜的蛤蜊。”

“听着不错。”

我们路过厨房用具的区域时，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那些架子——胡椒磨、压蒜泥器、沙拉夹子——最后落在了一个木质的沙拉碗上。

你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从厨房柜台上抽下一张餐巾，结果把那只沙拉碗砸到了自己头上。我会伸手去接它，但接不着。那只碗在你的额头上缘留下一道口子，需要缝一针。你父亲和我抱着浑身沙拉酱、抽泣着的你，在急诊室里等待了好几个钟头。

我伸出手，取下架子上的那只碗。这个动作并不像是谁逼我做的。与之相反，我感觉是自己急切地想要抓住那只碗，就和它快要砸到你的那个时候一样：是出于直觉，一种我感到应该遵循的直觉。

“我得要个这样的碗。”

盖瑞看着碗，赞许地点点头：“瞧，顺道来超市逛逛是对的吧？”

“说得对啊。”我们加入了付款的队伍。

想一想这个句子：“兔子可以吃了。”如果把“兔子”看作“吃”的宾语，这个句子就意味着大餐要上桌了。如果把“兔子”看作“吃”的主语，它也许就出自某个小女孩之口，她想让妈妈打开一袋兔粮。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思，并且同一个家庭里很可能只会采用其中一种。然而，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只有语境才能决定这句话的意思。

再想一想这个现象：光线以某个角度接触水面，入水后却换了角度。如果你解释说，是折射率不同导致光线改变了方向，那就是以人类的眼光在看待问题。如果你解释说，光线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目的地，那就是以七肢桶的眼光在看待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物理世界是一种语法完全模棱两可的语言。每一个物理事件都是一句话，它的句法结构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因果论的，另一种则是目的论的，两种都正确，而且不论语境如何，我们都无法排除其中任何一种。

无论是人类的祖先，还是七肢桶的祖先，在第一次产生意识的火花时，所感受到的都是同一个物质世界，但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方式，这个分歧导致它们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类发展出了一种先后有序的意识模式，七肢桶却发展出了一种共时的意识模式。我们按照先后顺序感受事件，在我们看来事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七肢桶则同时感受着一切事件，在它们看来所有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要么是最小化的，要么是最大化的。

我总是重复地梦见你死了。在这个梦里，我才是跑去攀岩的那个人——我去攀岩，你能想象吗？——而你只有三岁大，坐在我背着的类似背包的玩意儿里。我们抵达了离一处岩架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到那儿就可以休息了，但你不愿乖乖地等我爬上去。你开始挣扎着爬出背包，我命令你停下，但你当然不会听我的。你最终挣脱的时候，我感到你的体重从背包一侧晃到了另一侧，然后感到你的左脚踩到了我的肩上，接着是右脚。我冲你尖叫，但腾不出手去抓你。你往上爬的时候，我能看见你运动鞋鞋底上的波浪纹路，然后，看到一块石头从你的鞋底滚落。你在我身边一滑而过，而我一动不能动。我朝下望去，只见你在我的下方越变越小。

然后，突然之间，我来到了停尸房。一个勤务兵掀起你脸上的床单，我看见了二十五岁的你。

“你还好吗？”

我直直地坐在床上，我的动作吵醒了盖瑞。“我没事。只是吓了一跳。有那么一下，我没认出自己在哪儿。”

他睡眼惺忪地说：“下次我们可以去你家。”

我吻了吻他：“别担心，你家就挺好。”我们蜷起身子，我的背抵着他的胸膛，然后重新进入梦乡。

你三岁时，有一次我们在爬一段陡峭的旋转楼梯，我格外用力地抓着你的手。而你却从我身边挣开。“我能自己走。”你坚持这样，从我身边走开，好证明这一点，然后我想起那个梦。在你的整个童年，同样的场景重复了无数次。我几乎可以相信，因为你生性叛逆，我试图保护你反而激发了你对攀爬的热爱：先是儿童乐园里的攀爬架，然后是小区附近绿化带里的树，再是攀岩俱乐部里的石墙，最后是国家公园里的悬崖峭壁。

我写完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部件，放下粉笔，然后在椅子上坐下了。我靠向椅背，打量着刚刚写好的巨大的七肢桶语B句子，它占据了我办公室中的一整面黑板。它包含好几个从句，而我将它们相当巧妙地融为一体了。

当我看着这样的句子时，便明白了七肢桶为什么要发展出一套语义符构成的文字系统：它更适合拥有共时意识系统的物种。对七肢桶来说，口语是一种限制，因为它需要你一个词接一个词地先后说出来。另一方面，文字却能在整个页面上同时呈现所有符号。那何必用语符文字来束缚自己呢？毕竟它得像口语一样一个词接一个词地呈现。它们压根儿就不会考虑这种文字的。语义符文字则自然而然利用了页面的二维特性，并非一次给出一个语素，而是同时呈现一整个页面的语素。

七肢桶语B让我学到了一种共时的意识模式，也因此理解了七肢桶语A背后的逻辑：原先，以我先后有序的意识模式看来，七肢桶语A弯来绕去，复杂得超出必要，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了在语序的限制之下尽量增强灵活性。因此，我也能更加自如地使用七肢桶语A了，尽管比起七肢桶语B，它仍然只算一个差劲的替代品。

有人敲了敲门，然后盖瑞的脑袋探了进来：“韦伯上校稍后随时可能过来。”

我做了个鬼脸：“好吧。”韦伯要来参与一场与啪啪和啧啧的对话，我将担任翻译，这不是我的本职，我也讨厌这个差事。

盖瑞迈进房间，关上了门。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吻了我。

我微微一笑：“这是趁他来之前给我加油打气吗？”

“不，是给我加油打气。”

“你其实对跟七肢桶交谈一点兴趣都没有，对吧？你之所以参与这个项目，只是为了跟我上床。”

“哎，你看穿我了。”

我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你最好真这么想。”

我记得你一个月大时，有一天凌晨两点，我滚下床来给你喂奶。你的婴儿房里有股护臀膏和爽身粉混成的“宝宝的气味”，还掺杂着墙角的尿布桶散发出的微弱氨气味儿。我靠向婴儿床，把号啕大哭的你抱起来，然后坐在摇椅上给你喂奶。

英文里“婴儿”的语源是拉丁语的“不能说话”一词，但你能够完美地诉说一件事：我难受。并且会不知疲倦、毫不迟疑地诉说。我很佩服你在诉说它时全力以赴的那股劲儿：你一哭起来，就会成为愤怒的化身，体内的每一根纤维都用来发泄这股情绪。有意思的是：平静的时候，你仿佛全身都散发着光辉，如果有人要给你画像，我会坚持让他给你加个光环。可当你不高兴时，就成了一个高音报警器，专为发射噪声而生，给你画像的话，画个火警铃就好了。

在你生命的那个阶段，你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我把乳房塞给你之前，你不会拥有过去得到满足的回忆，也不会抱有未来得到解脱的期盼。你一旦开始吃奶，事情就会发生180度的转变，一切都变得与此时的世界同在。此时此刻，就是你感受到的唯一时刻。你活在当下，从各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状态。

就我们的概念而言，七肢桶既不是自由的，也没有被束缚；它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并非身不由己的机器人。七肢桶的意识模式有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行动总与历史事件吻合，也在于它们的动机总与历史的目的吻合。它们的行为是在创造未来，也是在践行历史年表。

自由不是一种错觉：在先后有序的意识模式里，它绝对是真实的。在共时的意识模式里，自由没有意义，但强迫同样没有意义，自由和强迫仅仅是语境的不同，哪个都不比另一个更正确。就像那个著名的视觉假象，一幅既可以被看作年轻女人的优雅侧脸，又可以被看作下巴垂到胸前的大鼻子老妇的画像。没有所谓的正确解读，两种看法都说得通，但你不能同时看到这两样东西。

类似的道理：预知未来与自由意志不能同时存在。如果我能自由地做出选择，就不可能知晓未来的模样。反过来看，既然我现在预知了未来，就绝不会违背它行事了，包括向他人透露我所知的信息：预知未来的人，都不会把它说出去。看过《时光之书》的人，绝不会承认看过它。

我打开录像机，插入了一盒沃斯堡市窥镜所在地的对话录像。一名外交谈判专家正和当地的七肢桶进行讨论，由伯格哈特担任翻译。

谈判专家正在阐述人类的道德观，试图给利他主义的概念做一些铺垫。我知道七肢桶对这场谈话的最终成果心知肚明，但它们仍然津津有味地参与进来。

假如我能把这一切讲给尚不知情的人听，他们可能会问，如果七肢桶已经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听到什么，那还要语言来做什么？问得有道理。可语言不仅仅是用来交流的，它还是行为的一种形式。根据言语行为理论，“你被捕了”“我将此船命名为……”和“我保证”都是述行语：说话的人光是说出这些话，就是在完成某种行为。所有人参加婚礼时都预期会听到“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妇”，但直到牧师真的说出这句话，整场仪式才算数。就述行语而言，说就等于做。

对七肢桶来说，所有的语言都是述行语。它们不用语言来交流，而是用它来实践。当然，七肢桶事先就知道每一场对话的内容，但为了让预知的内容成真，这场对话必须发生。

“金发姑娘先是尝了熊爸爸的碗，但里面盛满了球芽甘蓝，是她讨厌的食物。”

你大笑：“不对，不是这样的！”我们正肩挨肩坐在沙发上，读着摊在我们膝头上的书，是一本卖得太贵的薄薄的精装书。

我会继续读下去：“然后金发姑娘尝了熊妈妈的碗，可里面盛满了菠菜，也是她讨厌的食物。”

你把手按在书页上阻止我：“你得好好照着读！”

“我就是好好照着读的。”我一脸无辜地说。

“不，你没有。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

“嗯，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了，干吗还要我读给你听？”

“因为我想听你读！”

韦伯办公室里的空调几乎补偿了必须和这个男人谈话要受的罪。

“它们愿意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换，”我解释道，“但不是贸易。我们只需要给它们点儿什么，然后它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回报。双方事先都不能告诉对方会给什么。”

韦伯上校只是微微皱了下眉头：“你的意思是，它们愿意和我们交换礼物？”

我知道自己必然会说些什么：“我们不应该把这看成‘送礼物’。我们不知道这种形式的交换在七肢桶看来，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眼中的送礼物。”

“我们能不能——”他搜寻着恰当的措辞，“给点暗示，表明我们想要哪种礼物？”

“它们在这种类型的交换中不会这么做。我问过它们，我方可不可以提要求，它们说可以，但它们不会告诉我们它们会给什么。”我突然想起，“述行”这个词变下词性就是“表演”，而“表演”一词刚好能描述“把你知道会发生的对话表现出来”这回事，就像在戏剧里一样。

“但那样一来，它们给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韦伯上校问道。他对剧本一无所知，但他的回应和他被分配到的台词一字不差。

“我们无从得知。”我说，“我觉得不会，考虑到它们没有这种习俗。”

“如果我们先送，我们礼物的价值会不会影响它们回赠的东西的价值？”这人生唯一的一段戏，他是在即兴发挥，我却已经小心地排练过了。

“不会。”我说，“据目前所知的判断，礼物的价值在这样的交换中无关紧要。”

“要是我那些亲戚能这么想就好了。”盖瑞低声揶揄道。

我看着韦伯上校转向盖瑞。“你们探讨物理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不出所料，他这样问道。

“你是说人类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的话，没有。”盖瑞说，“七肢桶还是在照老一套的程序走。如果我们展示东西给它们看，它们就给我们看自己对应的表达，但从不主动开口。我们问它们还知道些什么，它们也不会回答。”

人类交谈时，话语是自主产生的，具有交流的作用；但借助七肢桶语B，就能看出这种对话只是一种复述的仪式罢了。

韦伯一脸不满：“那好吧，我们瞧瞧国务院怎么想。也许可以安排一场礼物交换仪式。”

就像物理事件有因果论与目的论两种解释一样，每个语言事件也有两种解释：它们既是信息的交换，又是计划的实现。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上校。”我说。

大多数人都听不出上校在一语双关。只是个私底下的玩笑，别让我解释了。

虽然我的七肢桶语B已经很熟练，但我知道自己并不能像七肢桶一样地感受现实。我的思维是以人类的模型、以先后有序的语言的模式铸成，不管在外星语言中浸淫多久，也无法完全重塑。我的世界观成了人类与七肢桶的混合体。

在学会以七肢桶语B思考之前，我的记忆就像一道烟灰，由我的意识燃成的极细小的余烬构成，标志着时间顺序中的现在。学会七肢桶语B之后，新的记忆便像巨大的烟灰块一般落下，每一块对应的时长都有好几年。尽管它们并非按时间顺序到来，也不是连续降落的，但很快就组成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记忆。这段记忆始于我和啪啪、啧啧的会面，终于我自己的死亡。

一般情况下，七肢桶语B只会影响我的记忆：我的意识还是和以前一样，像一个闪光的碎片般缓缓前行，区别在于，如今这个碎片的前方与后方都绵延着记忆的灰烬，而它们并没有真正地燃烧。可七肢桶语B的思维模式偶尔也会真正地占据我的头脑，让我在某些瞬间同时体验到过去和未来：我的意识就变成了一道在时间之外燃烧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余烬。在这些瞬间里，这整段时间对我而言仿佛都在同时发生。这段时间包含了我的余生，也包含了你的一生。

我写下了包含着“过程、创造-结束点、包括-我们”的语义符，意思是“我们开始吧”。啪啪给出了肯定的回应，于是我们开始播放幻灯片。七肢桶之前提供的第二张演示屏上出现了一系列画面，都是语义符和方程式。与此同时，我们的显示屏也开始播放。

这是我参与过的第二场“礼物交换仪式”，所有仪式中的第八场，而我知道它也会是最后一场。窥镜所在的帐篷里人满为患：沃斯堡市的伯格哈特过来了，盖瑞、一名核物理学家、各种各样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军事长官以及外交官也到场了。所幸他们开了空调来降温。我们稍后会回放现场的录像，好弄清楚七肢桶给的“礼物”是什么。我方的“礼物”是法国拉斯科洞窟的史前壁画。

我们挤在七肢桶的第二张屏幕周围，想多少看出些划过的画面的内容。“初步的分析有了吗？”韦伯上校问道。

“这不是把以前的东西回放给我们。”伯格哈特说。在之前的一次交换中，七肢桶把我们过去展示给它们的信息又播给了我们看。国务院因此大为光火，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对方是想羞辱我们。这个行为很可能只是说明，双方交换的东西的价值无关紧要。这不代表七肢桶以后就不会送我们一艘宇宙飞船，或是冷核聚变技术，或是其他某种让我们美梦成真的奇迹了。

“瞧着像无机化学。”核物理学家一边说，一边趁画面切换前指着上面的一个方程式。

盖瑞点点头：“可能是材料技术。”

“也许咱们终于有点成果了。”韦伯上校说。

“我倒想多看些动物的图片。”我悄声说，只让身边的盖瑞听见，然后像个孩子似的噘起嘴来。他微笑着戳了我一下。老实说，我真希望七肢桶再给我们上一堂地外生物学课，像之前的两场交换里那样。从那两堂课看来，人类比七肢桶之前遇见的任何物种都更像它们。或者再上一堂关于七肢桶的历史课：乍看是由毫无逻辑的片段组成，但仍然很有意思。我不希望七肢桶教给我们新的科技，因为我不想看到咱们的政府会拿它来做什么。

交换信息的过程中，我注视着啧啧，想看它有没有任何异常的行为。它站在那里，和平常一样几乎毫不动弹，我看不出马上会发生的事情的一丁点兆头。

一分钟后，七肢桶的屏幕变成一片空白；又过了一分钟，我们的屏幕也白了。盖瑞和其他大多数科学家都朝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围拢，上面正重播着七肢桶之前展示的画面。我听见他们在说，得传唤个固态物理学家过来。

韦伯上校转过身来。“你们两个，”他开口了，先是指着我，然后指向伯格哈特，“去安排下次交换的时间和地点。”接着他便跟其他人一样，朝重播用的显示屏走去。

“马上就办。”我说。我转向伯格哈特，问：“是您来肩负这项光荣的任务，还是我来？”

我知道伯格哈特和我一样，也已经精通七肢桶语B了。“这是你的窥镜，”他说，“你做主。”

“我敢说，你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绝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竟会成为军队的翻译。”

“那是当然的。”他说，“即便是现在我也不怎么敢相信。”我们彼此间说的每一句话，感觉都像两个间谍在公共场合小心翼翼地进行乏味的交谈，绝不暴露身份。

我写下了包含“地点、交换-交易、交谈、包括-我们”的语义符，做了些语法上的调整。

啧啧回复了我。我知道接下来轮到我皱眉，然后该由伯格哈特发问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这句台词讲得无懈可击。

我写下回复，要求对方解释。啧啧的回答一如之前。然后，我看见它缓缓走出了房间。我们这场表演即将落幕了。

韦伯上校一步迈上前来：“怎么回事？它去哪儿了？”

“它说七肢桶要离开了。”我说，“不只是它，它们全都要走。”

“马上叫它回来。问它是什么意思。”

“呃，我觉得啧啧应该没有传呼机。”我说。

窥镜上房间的景象突兀地消失了，片刻之后，我的眼睛才适应眼前看到的东西：窥镜的背后，帐篷的另一面，窥镜已经变得完全透明了。重播用的显示屏周围，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韦伯上校说。

盖瑞走到窥镜跟前，然后绕到另一头。他摸了摸窥镜的背面，我能看见，他指尖接触镜面的地方浮现了苍白的椭圆形印子。“我想，”他说，“我们刚刚见识了它们怎么远程转化物质形态。”

我听见干草地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一名士兵进了帐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手里拿着一只超大的步话机：“上校，有消息——”韦伯一把抢过了步话机。

我记得看着出生当天的你的场景。你父亲匆匆去了一趟医院食堂，你就躺在摇篮里，我则在一旁伸着脖子看你。

分娩刚刚结束，我仍觉得自己像条备受摧残的抹布。考虑到我在孕期的感受，你看上去小得不像话。我简直可以发誓，我的肚子里装的是个比你大得多、强壮得多的东西。你的双手双脚又长又细，还没有变得胖乎乎。你的脸庞仍然红彤彤、皱巴巴的，浮肿的眼皮紧紧闭着，在变得像个天使之前，这个阶段的你更像个地精。

我用一根手指抚过你的肚腩，你的皮肤异常柔软，令我惊叹不已，也让我想知道，丝绸会不会像麻布一样磨得你难受。然后你扭动起来，身子拧来拧去，一次伸出一只脚，而我认出了这个动作——你在我体内的时候，我曾无数次感觉这个动作。原来它看上去是这样的啊。

发现母女之间存在独一无二的联系的证据，确认你就是我怀胎十月的孩子时，我欣喜若狂。就算之前从未看过你，我也能在数不清的婴儿中一眼认出你：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等等，是那边那个。

对，是她。她是我的女儿。

最后一场“礼物交换仪式”，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七肢桶。突然之间，世界各地的窥镜都同时变得透明，它们的飞船也离开了轨道。事后对窥镜的分析显示，它们不过是石英玻璃做的，一种完完全全的惰性材料。七肢桶最后给我们的信息描述了一种新型的超导材料，不过后来证明，这只是复制了日本刚刚完成的科研成果，并非什么人类未知的科技。

我们一直不知道七肢桶为什么离开，正如我们也不太清楚它们为什么到来，或是它们如此行事的原因。我新获得的意识模式也没能告诉我这方面的信息，七肢桶的行为也许能从线性叙事的角度解释，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我想更多地体验七肢桶的世界观，想像它们那样感受一切。然后，也许我就能和它们一样，完全接受世间一切事的必然性，而不是仅仅在冲击中艰难前行，了此余生。但我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会继续练习七肢桶的语言，正如窥镜小组的其他语言学家一样。但比起七肢桶还在时我们取得的进展，以后没有谁能走得更远了。

和七肢桶见面改变了我的一生。我遇见了你的父亲，学会了七肢桶语B，这两件事加起来才让我在此刻认识了你，在这月下的露台上。最终，多年以后，我会失去你父亲、失去你。到时这一刻留给我的，就只剩下七肢桶语了。所以我会非常用心，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按照路线前行。但我是在走向极致的喜悦，还是极致的痛苦呢？我会得到最小值，还是最大值？

当你父亲开口问我的时候，我脑子里正想着这些东西。“你想要个孩子吗？”我微微一笑，回答：“想。”然后我拉下他抱住我的胳膊，我们牵起手，朝屋里走去。去做爱，去创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