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犯人居然是一个女人，但很快意识到这是某种性别歧视——女性既然能顶半边天，为什么不能成为阶级敌人？我也学着赵干部的样子摘下钢笔帽，在信纸上试了试水，墨水还挺足。

灯光照着女犯人的脸，监狱里暖气很热，她的囚服里只穿着件厚毛衣，没有穿外套，脸上却也见了汗。她约四十岁左右年纪，头发理得短短的，身形消瘦，面色苍白，两颊有点凹陷，显得一双黑眼睛出奇的大。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像一名囚犯，当然更不像十恶不赦的战犯。她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如果穿上得体的衣服，更接近大学校园里的女教师形象。

“124号。”赵干部清了清嗓子，拿钢笔尖戳着信纸，朗声说道，“124号犯人，这次提审是你的一个机会，我们请来了专家，以帮助你认清当前的形势，彻底交代一切罪行。现在悔过尚且不晚，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悟下去吗？”

女犯人慢慢抬起头，直视赵干部的眼睛，说：“夜间十点钟，我已经上床就寝了，你们就这样将我从床上拖下来进行审问，这难道不是某种罪行吗？”

赵干部脸上露出一个阴恻恻的笑，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脸上流露出某种表情：“对于你这种反革命分子，宽容才是罪行。不要再花言巧语了，现在从头开始交代吧。”

“从头开始？”女犯人无奈地摆摆头，“这已经是多少次了？为何要一遍一遍听你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从头开始！”赵干部一拍桌子大声喝道，把我吓了一跳。

124号犯人舔舔嘴唇，开始小声说着什么。“大声点！”赵干部又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烟灰缸弹起老高。他马上扭头对我说：“对不起，对于某些人来说，不这样他们就不知道配合。”

“是的，看来是这样。”我只能顺着他回答道。

女犯人顺从地提高了音量，开始叙述一段往事。由于赵干部不断在任何他认为存在疑点的地方打断陈述，导致这段自述变得支离破碎，很不容易理出头绪，我尽量将她的话完整地转述出来。

“那年冬天，日本人的飞机来到了长沙城，四处投下炸弹，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和我离开长沙，前往昆明避难。我爸爸……”

犯人刚说两句话，赵干部就将其打断：“闭嘴！不准说出你父母的名字！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记不清了。”女犯人皱起眉头。

“1937年11月底，日机第一次侵袭长沙小吴门和火车站等处，造成三百余人死伤，其后断断续续进行轰炸。长沙作为战略要冲，一直是日军的重要突击目标之一。要说冬天的话，应该是37年底、38年初的样子吧。”我想了想，说道。

赵干部瞪了犯人一眼，“继续！”

“我们乘坐长途汽车一路向西前进，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轰炸，汽车在白天休息，于夜间开动，断断续续走了几天，终于进入贵州省境内。那是一个贵州、湖南交界处的小县城。车子抛锚了，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下车步行进城找地方投宿。沿街的所有旅馆都挤满了逃难的人，没有一个空的床铺，天下着雨，我们又冻又累，爸爸的背病发作了，几乎无法行走，而妈妈长久以来的肺病也让她更加虚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小提琴的乐声响起，在那样冷雨凄风的夜里，在那样潦倒破败的街巷，居然听到优雅活泼的小提琴世界名曲，这感觉非常美好，美好到不太真实。我现在犹然记得，那是威尔海姆改编自舒伯特的小提琴名曲《圣母颂》。”随着她的叙述，女犯人脸上渐渐露出怀念的神往表情，像是温暖悠扬的小提琴曲再次响起在耳边。

“梁犯！”赵干部突然大喝一声，他立刻发觉不小心叫出了犯人的姓氏，警觉地瞅了我一眼，改口道，“124号！减少描述，陈述事实！”

“是的。”女犯人低下头，“我们循声找到一家旅馆，叫开了门，原来拉小提琴的竟是一群空军航校的年轻学员。他们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因日军攻陷杭州，航校被迫搬迁至昆明，学员们自行搭车赶往云南，半路在此投宿，竟因提琴声与我们巧遇。他们好心地腾出一间房间，让我们得以避开风雨，吃到热乎乎的食物，好好休息一夜。在这患难的时期，我的父母与这些年轻活泼的青年成了好朋友。第二天，他们就率先开拔，我母亲却发起高烧来，足足休息了几天之后才得以继续赶路。”

赵干部从鼻孔哼出一口气：“嗤，中央航校……国民党的航校！什么中央航校……”

我用心听着这段故事，一时间无法做出判断，也就没有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