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卡尔弗城

  8月24日,星期二

  中午12时15分

  他们在卡尔弗城的墨西哥餐馆吃午饭。餐馆里静悄悄的。一个角落里坐着附近索尼电影制片厂的十来个影片剪辑员。一对高中生正搂着亲嘴。还有一群上了年纪的戴着遮阳帽的妇女。他们坐在一个角落的包厢里,两个都点了今日特餐。

  埃文斯说,“贝尔德似乎认为海平面的数据是关键。”

  “这是贝尔德的想法。坦白地说,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

  “没有人见过这些数据。但即使是高质量的,也需要他们拿出海平面实际上升的数据,以便给陪审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实际上没有上升。”

  “即使如此,也许还是没有,”她说,“你知道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吗,他们担心海水泛滥,因此,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来到这里研究海平面。科学家们发现,在几个世纪里,海平面没有上升——在过去二十年内还下降—^”

  “下降了?公布了吗?”

  “去年……”他说。

  这时菜端上来了;詹尼弗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不要三句话不离本行了。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墨西哥玉来煎饼,一边用手背擦了一下下巴。他看见她的手掌至前臂内侧有一条锯齿状的白色伤疤。

  她说,“天啊,我喜欢这种煎饼。你在哥伦比亚特区吃不上像样的墨西哥的东西。”

  “你从那儿来吗?”

  她点点头。“我来帮约翰的忙。”

  “他让你来的吗,”

  “我无法拒绝。”她耸了耸肩。“我隔一周去见我的男朋友。或者他来,或者我去。如果这场官司要打下去的话,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两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他是干什么的,你的男朋友?”

  “律师。”

  埃文斯笑了笑:“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律师。”

  “每个人都是。他的专业是证券法。我不感兴趣。”

  “你的专业是什么?”

  “准备证人和挑选专家。对合伙经营者进行心理分析,这就是我为什么负责核心小组的原因。”

  “我明白了。”

  “我知道大多数陪审员都听说过全球变暖,而且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事实。”

  “天啊。我希望是这样。”埃文斯说,“我的意思是,过去十五年来,这已是既成的事实。”

  “但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在相反的证据面前,人们会相信什么。”

  “比如说?”

  “比如我今天上午给你看的那些图表。或者卫星数据。你知道卫星数据吗?”

  埃文斯摇了摇头。

  “全球变暖理论预言,高层大气层会因截留的热量而变暖,就像一个温室。地球表面随后也变暧了。但自1979年以来,我们的轨道卫星可以毫不间断地测量五英里以上大气层的温度。结果显示,高层大气层变暖的情况要比地面轻得多。”

  “也许数据有问题——”

  “相信我吧。卫星数据被重复分析过十几次,”她说,“这些数据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检查得最为认真的数据了。气象站的数据跟卫星数据也是一致的。变暖的情况也要比理论上预计的轻得多。”她耸耸肩,“对我们来说,这是另一个难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

  “怎么解决?”

  “我们觉得对陪审员来说,这太复杂了。微波探测装置的详细情况——四频道辐射分析的跨轨扫描器——以及二频道是否因为日漂流、卫星间不均匀性和时变非线性仪器反应而得到纠正的问题……我们希望它会让他们举起手来。总之,这就够了。”她用餐巾擦脸时,他又看见顺着她手臂内侧的那条白色的疤痕。

  “你手上是怎么搞的?”他说。

  她耸了耸肩:“在法律学校弄的。”

  “我以为只有我的学校才那么粗暴。”

  “我给市中心的一个空手道班上课。”她说,“有时候很晚才下课。你还要一点炸土豆片吗?”

  “不用。”他说。

  “要买单了吗?”

  “给我说说。”他说。

  “很简单。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开车回家,一个人跳到乘客位上,拔出一支枪来,命令我把车开动起来。”

  “你班上的人?”

  “不是。一个大小伙子。快三十了。”

  “你怎么办?”

  “我要他下车。他要我开车。因此我把车发动起来,一边挂挡,一边问他想去哪儿。他愚蠢之极,竟然给我指路。所以我掐住他的脖子。由于我出手不重,他开了一枪,打穿了挡风玻璃。随后我又用肘部打他。两次、三次。”

  “他怎么样了?”他说。

  “他死了。”

  “天啊。”埃文斯说。

  “有人做出了错误决定,”她说。“你那样盯着我是什么意思?他身高六点二英尺,体重两百一十磅,从这里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州都有他的犯罪记录。持枪抢劫,用致命的武器袭击他人,你能想得到的罪行他都犯。你认为我应该为他感到难过?”

  “没有。”埃文斯急促地说。

  “你是这样认为的,我从你的眼腈里看得出来。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个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做?让我来告诉你吧。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很高兴,死的不是我。但是,当然,它仍然让我感到不安。”

  “我同意你的看法。”

  “有时我一觉醒来,一身冷汗。看见子弹在我眼前把挡风玻璃击得粉碎。我意识到自己离死亡是多么近。我愚蠢。我应该首先就把他杀了。”

  埃文斯不说话了。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有过一支枪顶在你头上的经历吗?”她说。

  “没有……”

  “那么你就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了。是不是?”

  “让你很苦恼吗?”他说。

  “确实很苦恼。有那么一阵子我以为自己不会干律师这一行了。他们说我引诱他。你相信那些屁话吗?我从来没见过他。但就在这时,一位非常好的律师拯救了我。”

  “贝尔德?”

  她点点头:“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你的手臂是怎么回事?”

  “该死。”她说,“车撞坏了,手臂被碎玻璃划伤了。”她向服务小姐做了个手势。“买单怎么样?”

  “我去吧。”

  几分钟后,他们走出了餐馆。埃文斯在正午乳白色的光线中眨着眼睛。他们沿街走着。

  “所以,”埃文斯说,“我猜想你的空手道还真不赖。”

  “相当不赖。”

  他们来到仓库。他握了握她的手。

  “我真想什么时候再跟你共进午餐,”她说。

  她这么直截了当,他搞不清这是她的个人意愿,还是她想让他知道这场官司怎么打下去。因为像贝尔德一样,她所说的很多话都让人垂头丧气。

  “午餐听起来好像不错。”他说。

  “不会太久吧?”

  “一言为定。”

  “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一定会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