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那天，她闯进我生活的那天。

在我家领地的边缘，有一道铁门，就立在公路和我家车道交会的路口上。妈妈在得知自己怀孕后请人竖起了这道门。她还请来一些工人，在防波堤的墙根上又浇筑了一层混凝土。她甚至还让他们在房子周围也立了一小圈尖木栅栏，用这道设施把我们与温室以及领地上的其他区域隔开。爸爸说这是小题大做，宝宝又不是玻璃做的。但妈妈，这个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有机会做母亲的女人，依然坚持己见。爸爸说，有时她会整夜整夜不睡，设想着命运与恶魔将怎样串通一气，夺走她唯一的孩子，直到天亮。

那两扇门上，装饰着卷曲盘绕的铁花，关起门来，两扇门上的花纹就会拼出一个菠萝的轮廓。门边立着一个旧式邮箱，是件陈年古董，属于那个还有政府邮政的年代。邮箱上立了个木质的装饰牌匾，上面写着：卡琳娜和西蒙·切斯特纳特。

有一回，爸爸犯了迷糊，把车开到大门时忘了按铃，结果一不小心把车子撞在门上。后果并不严重——他从来不会开得太快——我们没有受伤，但自那之后，我的妈妈就叫他别再开车出去了。爸爸大多数日子里都状态不错，如果只拉拉家常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察觉他曾有过怎样的经历。但妈妈说，那团迷雾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回到他脑中，把他从现实中拉出去。就连健康的头脑，也有糊涂的时候，更别说受过伤的了。反正这事就是说不准。

一楼的客厅里有个蜂鸣器，大门一开就会响。妈妈实在受不了那种尖锐的声音，不久前让人把铃声改得稍微悦耳了些，变成两声钟鸣伴着一阵轻柔的沙沙声，像微风中婆娑的树叶。陌生人到来的那天夜里，我听见了那两声钟鸣，我爬下床，奔到楼下。

爸爸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车道在我家房子门前绕了个圈，把妈妈的玫瑰园围在中间，那些玫瑰是淡粉色的。许多客人都说，这些花在整个南方都绝无仅有，是庇佑切斯特纳特一家的神力让它们得以存活。

我站在爸爸身旁，望着开来的车。时值隆冬，我当时六岁。这一切，我都还记得。

“你该睡了，”爸爸说，“你再不睡，明天该让妈妈不省心了。”

但我不断央求，他也无暇争辩，注意力完全被渐渐开近的车和新来的客人吸引了。我躲在他背后，偷偷往外看，对这个已经让我的父母争执了好几周的陌生人满心好奇。

车停在屋前。柏油路是新铺的，轮胎压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妈妈下车时，显得心力交瘁。

我之前见过她这副模样——那是在上一年冬天，“齐尼思”风暴席卷了这里，摧毁了温室。我家的房子是用精细的红砖砌成的，经受住了风暴的考验，但整个领地上却布满了碎玻璃碴儿，太阳能板也被破坏得扭曲开裂。妈妈连续奋战五天五夜，与工人们一道修缮受损的设施。我还记得当时她脸上那种精疲力尽的神情。在那些时候，我会感到她其实也暗自希望爸爸的身子不那么虚弱，能帮她分担些家务；或许还会希望他的心智能恢复得更好，不光会与人愉快地交谈，还能把要紧的事记在心里，不再堕入那种云里雾里的状态。有时候，要是我不愿睡觉，或是跑到院子里的禁地玩耍，妈妈就会呵斥我。那似乎是一种双重发泄，一是为了斥责我；二是因为她十分气恼，因为每次都得由她一个人来呵斥。

右侧的车门开了，下来一个虎背熊腰、躬腰驼背的身影。她是如此魁伟，身躯遮蔽了车道上的路灯，一时间，她在我眼中就像一堵有手有脚的黑墙。

“欢迎回家，萨拉特！”我的妈妈说。

陌生人缓缓走到灯光之外。我的爸爸走下前廊，显得困惑不已，双眼眯成一条缝，似乎竭力想看清远方的什么东西。

“西蒙，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妈妈说，“你难道不记得你妹妹了？过来抱抱她。”

我的爸爸走上前去，拥抱了她。她感到他的双臂环绕着自己，于是浑身紧绷，也没有回抱他。爸爸松开她时，泪水涌上了眼眶，但那个陌生人却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目光瞧着他。她的眼神中，有一种暴虐的殷切，仿佛记起了某件曾经充满柔情、如今却已面目全非的东西。她望着他，仿佛他的脸是一副石膏面具，是她在改头换面之前比照自己的面孔铸造的。

我跑上前去，想凑近瞧瞧我们的客人，却又害怕地躲在妈妈的裙子后面不敢出来。

“本杰明，这是萨拉特，”她说，把我从身后拽出来，“她是你的姑妈。”

我注视着面前这个小山般的女人，惊得说不出话来。我见过一次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应该只有十来岁，瘦削、光头，脸上挂着邪魅的笑。跟我面前这位简直判若两人。这女人身形肥胖，肚子绷在脏兮兮的灰色T恤里，而且不只如此，她身上的一切似乎都太大了——四肢活像粗壮的树干，鼻子又扁又宽。

我听说她是爸爸的妹妹，甚至还不到30岁——但她却比他显老，甚至比我的妈妈还老。我那时还小，以为人只有三种年龄——跟我一样幼小，像我的父母一样成熟，或者特别特别老，像我北方的外祖父母，还有那些来拜访我爸爸的黑衣老妇人一样。但这个女人无法归入任何一类。

妈妈把我推到客人面前。我等着她把我举起来——像其他客人那样抱我、捏我的脸蛋。到这所房子里来的客人，很少有不给我带礼物的，那些穿黑衣服的老妇人——喊我“奇迹中的奇迹”——时常把我拉到一旁，往我手里塞崭新的百元大钞。但这个客人什么也没做。我不知所措，只好抱了抱她的腿。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早该上床睡觉了，”妈妈把我抱起来说，“我得带他上楼。进来吧，萨拉特，进来。”

客人却环顾着这所房子，仿佛它是用荆棘修筑的。

“这是谁家的房子？”她问。

“是我们的，萨拉特。”我的妈妈说，“是你的。后来光景好了些，我们就把老房子拆了，几年前的事了，就在……”她顿了顿，“快进屋吧。”

但萨拉特却朝另一个方向望去，她的目光停留在领地东侧，那边，在三座温室和过去那间木屋背后，有一道蜿蜒的防波堤向南延伸。

“这堵墙怎么会在这儿？”她问。

“你是说防波堤吗？那是我们2091年左右修的，”我的妈妈说，“以前河水一年会泛滥三四次，总是冲毁温室。”

“河根本不经过那儿，”客人说，“那边离河岸还有10英里呢。我过去老在那儿散步。”

“萨拉特，河会改道的，”我的妈妈说，“那片地早被河水淹了。”

我似乎看到她脸上闪过一丝剧痛，但转瞬即逝。

她似乎完全瞧不上我们的家。别人都说，整个北佐治亚都没有比切斯特纳特家更精美的宅邸了，她却全然视而不见。

“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房间，”我的爸爸说，“是个漂亮的房间。”他看看我的妈妈，妈妈点了点头。

“没错，房间很棒。”妈妈说，“我想你会喜欢的，萨拉特。从那儿能看到河，跟你从前的房间一样。”

一听到“河”字，客人的身体似乎轻微地收缩了一下，仿佛这个字触发了她体内深藏的某种防御机制。我那时还不知道水曾给她带来过怎样的折磨。

她指指那间老旧的木屋，说：“我要住那儿。”

“萨拉特，”妈妈央求道，“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废弃的玻板和用剩的木材。快进来吧。”

“我住那儿就行了。”

我看见妈妈瞧着爸爸，而爸爸丝毫不认为客人的要求有什么离谱。我拿不准他究竟是听见了这话，还是又神游到九霄云外去了。

“行吧，萨拉特。”我的妈妈说，“你怎么舒服怎么来。我们会把那张空床从地下室里搬出来，再给你拿点床单什么的。”

“不用，”她说，“现在这样就行。”接着，她就穿过玫瑰丛，走进那间木屋。我以前只知道那是园丁用来存放割草机的地方。

我观察着她的步态。她膝盖僵直，拖着步子，几乎连脚都不抬。她让我想起了我养的乌龟，它每迈出一步，都仿佛一个痛苦而审慎的壮举。我想整晚不睡，弄清她究竟会不会在那座歪歪倒倒的破旧木屋里歇息，但无奈妈妈叫我赶快回床上去。

我的房间面朝玫瑰园和车道。从我屋里向外望，看不见房子东面的木屋。妈妈总是把我的卧室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我在里面只能隐约听见嗡嗡的太阳能板和潺潺的流水的声音。但我还是躺在黑暗中聆听。我家这位客人进屋后不久，里面就传来一阵剧烈的咔咔声，整座小屋仿佛都要倾圮了。

终于，我听见父母在低声争执。我一个字也听不清，但能听出两人在争吵——有些话语尖刻刺耳，都是从我妈妈的嘴里说出来的。据我所知，爸爸从来都是平静安详的，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始终稳如泰山。别的大人对待他的方式——要么同情心泛滥，要么颇不耐烦——让人感到他似乎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好像哪里出了问题，身体机能经历了某种深刻的衰竭。但在我看来，他只是和善罢了。

我听见妈妈下了楼，听见前门开了又关。

多年后，她的信件带我寻访了她记忆深处的那些角落，我借助她留下的字句，才得知在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之外，还发生了什么。读完她的回忆录，我获悉了姑妈深藏的所有秘密。有些人注定要继承某种可怕的遗赠，某种自出生起就潜藏在他们血液之中的顽疾。

知情与理解，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顽疾。

我的妈妈朝木屋走去。她进了屋，看见我们的客人正在连撕带扯地拆卸地板。

“你这是做什么，萨拉特？”

“我想睡在土上。”她说，“回屋去吧，卡琳娜。”

“那好吧，没问题。”我的妈妈说，“需要帮忙吗？我想我们在哪间温室里还有一根撬棍。”

“我自己能行——你进屋去吧。”

拆下来的地板靠在墙边，我的妈妈用手指捋着木板背面。木板脏兮兮的，在土壤中浸润多年，被染上了一层淡绿。

“你还记得你们刚把我雇来打点老房子那会儿吗？”我的妈妈说，“你让我坐下，一条条给我讲你为我列出的禁忌：‘禁止靠近木屋，禁止靠近地窖，禁止打开船上那些小伙子送来的盒子，禁止在达娜小姐睡着时把她吵醒……’”我的妈妈顿了顿，接着说，“总之呢，在你终于说完之后，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我能做的。你唯一没禁止我做的，就是照顾你那个哥哥。我想，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干过别的。”

跪在地上的客人抬起头，问：“那还是他吗？”

“你不必这么说，萨拉特。”

“那还是他吗？”

“他好多时候状态都挺不错的。”我的妈妈说，“好多时候都很好，你根本想不到有多好。有时候他会稍微犯点迷糊，忘记刚发生的事，有时候他会记不起来过去的事。但他并不是……他很好。”

客人直勾勾地盯着我妈妈看了一会儿，随后又拆起地板来。

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还待在她的屋里。我坐在厨房门外的台阶上等她出来，对昨晚所见的身影将信将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诡异的梦境。我的父母在屋里，坐在厨房操作台前。

“这都快中午了。”妈妈说。

“让她睡吧，卡琳娜，”我的爸爸回应道，“这是她七年来第一次在那之外的地方过夜。”

“我不是担心她睡过头。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妈妈瞥见了台阶上的我，“你怎么知道她没做出什么事来？”

爸爸站起来，吻了吻妈妈的额头。我知道妈妈受不了爸爸这样，特别是在吵架的时候，好像不管她要说什么，这个吻都可以抵偿。

“她需要时间。”他说。

“成吧，”妈妈回答，“但我不会再做一份早餐了。不管她这会儿起来还是半夜起来，她都得吃这个。”

橱柜上放着一只盘子，里面盛着一摞煎蛋，妈妈在我家那排编过号的温室边上建了个鸡舍，这些都是刚从里面收来的新鲜货。此外，盘子里还盛着6号温室出产的芦笋和几片货真价实的弗吉尼亚培根。

“说得有理。”爸爸说，“我不是要你等她，不过你应该把她当自家人。”

“这话没道理。”我看出妈妈开始恼火了。她不耐烦的时候有个习惯，爱把大拇指深深抠进别的手指里。“我都嫁给你了，不是吗？她本来就是自家人。”

爸爸没想到这会惹妈妈生气，于是有些退缩。他早上通常都是最清醒的，最不容易忘事或重复同样的话，但他时常无法预料别人听了自己的话会有怎样的反应，因而十分苦恼。

“我去端给她吧。”我踏进厨房说。

我的父母瞧瞧我，再瞧瞧对方。

“行啊，为什么不呢？”爸爸说，“她是你姑妈，去吧。”

我郑重其事地接过盘子。厨房操作台的大理石台面上有乳白色的花纹，我那年蹿了点个子，刚好能够到上面的盘子。出门前，我从罐子里取出一块燕麦饼干放在盘子里。我不确定这点食物是否能满足那个庞大的身躯。

到了木屋，我发现门虚掩着。我挤进门缝，用胯顶开门。屋里，尽管阳光已经透过木板间的缝隙渗了进来，但那只战前式样的旧灯泡依然亮着——我能感觉到它的热量。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樟脑丸的味道，还有新翻的土壤散发的潮气，以及她的气息。

她还睡着，问号似的蜷成一团，在裸露的土地上占据了一个角落——仿佛夜里，趁她熟睡，整座木屋都悄悄后撤了。她在打鼾，右手的大拇指微微地痉挛着。

把盘子放到工作台上时，我尽量放慢动作、轻手轻脚。她把一只陈旧的黑色工具箱从架子上取了下来——在它长年闲置的位置，灰尘勾勒出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里面的工具散落一地：一把螺丝刀、几把钳子，还有一把折叠刀。折叠刀有着黑色的铝制刀柄，上面刻着个英文缩写，我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刀刃上残留着几缕头发。

看到那把刀，我怔住了。在家里，妈妈绝不允许我靠近任何带锋刃的东西，连钝得像只能切肥皂的黄油刀都不行。但这个发霉的旧木屋却给我一种别样的感受，仿佛这里是一个狂野的国度，自成一体，完全不受我妈妈的那些禁令约束。我盯着工作台上那把锈迹斑斑的刀，看得入了神，甚至没注意到鼾声已经停止了。

我听见一个声音，仿佛有人骤然深吸了一口气。我扔下刀子，回头一看，发现她已经站起身来——我根本没想到这样庞大的身躯移动起来竟能这么迅速。

她迈出一个箭步，但不是扑向我。她就像一只受惊的猎物，飞快地躲进另一个角落，尽可能远离我所在的位置。她使劲往墙上退，因用力过猛而撼动了整间木屋，我甚至以为这间破屋马上就要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了。

我有些怕她，也很想撤到门边，但某种力量却把我留在了原地。我看到她的胸膛一起一伏。她看我的眼神，就仿佛我的手脚都是毒刺。

“早餐！”我脱口而出，“我给你送早餐来了。瞧啊，瞧啊！”

我指了指工作台上的餐盘，但她并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慢慢地，她开始向我靠近。走到我跟前时，她蹲下来，俯下身子，面颊都快贴到我脸上了，我甚至能闻到她脸上那股浑浊的起床气。

“我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她说。

“本杰明，”我答道，“我叫本杰明·切斯特纳特。”

她用一只手捧起我的下巴，端详着我的脸。“你长得跟你爸爸一样，像他小时候。”她说，“你一点也不像你妈妈。”

她剃光了头发，头皮上留下了新的伤口。

“你为什么想睡在这儿呢？”我问，“这里闻起来怪怪的。我们家里有好多漂亮的房间，我爸妈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她放开我。她的眼睛发红，一侧脸上沾着泥土，还穿着来时的那身衣服。我突然意识到，家里没有一件衣服是她能穿的。

“我接下来这句话，你可得听好了。”她说，我点点头。

“永远别再进来了。”

直到晚餐前，她才走出木屋。

那些日子里，只要天不太热，妈妈就喜欢把晚餐安排在后院，紧挨着防波堤用餐。我们在码头上有一张漂亮的桌子，是用卡斯卡迪亚红木做的。尽管防波堤挡住了河景，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河上吹来的凉风。

我的妈妈在院子里看见了她。“过来吃点晚餐吧，萨拉特，”她说，“今天晚上美极了——现在真是难得一见。”

萨拉特瞧着早先那一小块田地，我的妈妈就是在那上面播下了第一批种子，那时她还只是个保姆，一个不速之客。

“看着眼熟，对吧？”妈妈说，“这是原来的，是从老房子那会儿保留下来的。你还记得你过去总给我带来肥沃的新土吧？我们现在全都用它了，每个温室都是，跟以前那种土完全一样。”

接下来那几周，日子变得规律了。姑妈这个客人大多数时候都整日待在木屋里。有时，她会走出房门，在温室之间徘徊，但都是趁夜深人静、我的父母睡下之后。在一些夜里，我会在黑暗中醒着，望着窗外，寻找她的身影。

每次到木屋去给她送饭，我都会把盘子放在门外的地上，透过门缝向里张望。屋里有一张桌子，其实就是一块胶合板架在几只叠放的油漆桶上。我总能看见她弓着背伏在上面。木屋里随处都是廉价的软壳日记本，这种东西现在只有林肯顿的最后一家枯树制品店还在卖。她在用传统的方式写着什么。

妈妈说，要是她不想融入我们这个家，那我们就当她不存在好了，但我做不到。每次那些来做客的老寡妇给我捎来礼物时，我都跟她们去后院里玩耍，确保我能透过门缝看到木屋里面的动静。但她却丝毫没有留意我。她仿佛置身于一片只属于她自己的狂想空间，不受任何约束，藐视父母向我灌输的那些生活常规和礼俗。

一想到她睡在土上、站着吃饭，还曾在一个神秘的地方待过七年，我就惊叹不已：人还可以这样生活！我生长在防波堤的保护下，而她则生长在河边。

她回来后那几个月，我们的客人变少了。林肯顿和亚特兰大的那些政客不再出现。但老寡妇们像上了发条的钟依然每周准时报到。其中有些人也想见她，但她从不到屋子里来。

有时，我在温室间玩耍，会听到工人们操着奇特的南方拖腔议论她。他们管她叫“蓝鼻子”或“裤兜嘴”，可我根本搞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些词听上去十分遥远，颇具异国情调，充满了冒险的意味。

那年冬末，家里来了个生客。我透过卧室窗户，看见了他那一小队人马——三辆破破烂烂的轿车，用非法燃料的那种——出现在车道尽头的大门口。我下了楼，听见妈妈说不该让那种人靠近我们家半步，必须立即请他打道回府，但爸爸说那可不是待客之道。

车子上了车道，驶向房子。老旧的引擎咯咯作响，我们的客人闻声走出棚外。几个灰头土脸的男女走下车来，簇拥着他们的头儿——小亚当·布拉格。

现在，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国家终于有望实现统一，而眼前这几个人，就是反抗军联盟的全部成员了。

“西蒙·切斯特纳特，你这个活圣人，”布拉格说，“整个该死的红区唯一配得上这份好运的人。”

“你好。”我的爸爸有些没把握地说。

“怎么，不记得我啦？还记得你们来找我老爸那回吗？他可帮你们从‘烈士基金’里赚了一大笔呢。”

“你想干什么，亚当？”我的妈妈说。

但那人没搭理她，因为他看见那个高大的身影出了木屋，正向这边走来。

“我的天哪，萨拉特，”他说，“见到你出狱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她告诉他，“走开吧，离开这儿。”

“我不会把你这话放在心上的！”布拉格回答，“天哪，你经历了那么多，其实你干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我只想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咱能借一步说话吗？”

“有话你就说吧。”

布拉格瞧瞧我的父母：“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进屋去吧。”姑妈吩咐我的父母，“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走。”

爸爸带我进了屋，妈妈回到客厅，站在窗前观望。

布拉格步入我家的领地。时值正午，温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名工人在农场外围劳作。此外，周遭一片寂静。

“你知不知道自己跟州长吃的是一个档次的生菜和西红柿？”布拉格说，“你哥哥过得真不赖，萨拉特。你该为他骄傲。”

“你想干什么？”

“对了，他们有没有告诉你那个了不起的‘切斯特纳特财产基金’是怎么来的？”布拉格问，“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原来啊，那些以为上帝守护着你哥的人，也想让上帝守护他们的钱。于是他们就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存在你家。那天夜里，蓝军把你抓走之后，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把这栋房子掀个底朝天，把钱全拿走。但他们只带走了你，并没碰那些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切斯特纳特的领地有神灵庇佑。很快，你那位嫂子就掌管了一家银行，规模堪比南方第一银行。这还不算那些往这儿寄钱的人，其实就是捐钱，不要一分回报的。”他笑了，接着说，“你真该立刻冲进那栋大宅子里，向他们要属于你的那份。天哪！那都是你应得的。”

“我问你，你究竟想做什么？”

“首先，我来这儿最重要的目的，是见你。”布拉格说，“听说你要出来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要是都开始清空糖面包了，那我想战争还真是快结束了。”

他指指站在车旁的那些男女。“瞧见他们了吗？那就是伟大的南方反抗军如今的全部成员了。”他说，“战争之初在田纳西和东得克萨斯前线战斗过的那些家伙，早就放下了武器，投身巡回演讲了——他们现在都住在亚特兰大，搞着竞选，高谈着什么‘有尊严的和平’。”

“奥古斯塔再也没有餐馆会给你留座位了，所以你心里不是滋味？”

“哈哈！奥古斯塔早不是你印象中那样啦。现在船都停在北边那些港口，我们能分到什么货物，全由蓝军定夺。这是南方自由邦那群骄傲的爱国者为了换取和平——他们称为‘伟大的再统一’——做出的又一个让步。为了在哥伦布那小子身边占据一席之地，他们不惜出卖国家。”

“你专程来招募的那个姑娘已经不存在了。”萨拉特说，“走吧，别再来了。”

“亲爱的，其实你我都清楚，你已经完了，没什么招募的价值。”布拉格说，“我看见你从小屋里走过来时是一瘸一拐的，我们也都听说过他们是怎么对待糖面包里那些囚犯的。跟你一起放出来的那批姑娘都死了三个了，不是北方人干的，是她们自己。天哪，就算我想招募你，反抗军里也起码有一半人深信你为了获释而背叛了我们的事业。”他挥挥手，从车旁那帮小伙子中叫过来一个，“不，萨拉特，我不是来招募你的，我是给你送礼物来了。”

那个小伙子拿来一张照片。他长相奇特，皮肤过于苍白，乱糟糟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布拉格别的随从都尽量不看萨拉特，但这个小伙子却直勾勾地盯着她，眼中闪烁着恶意。

“你不记得他了，是吗？”布拉格说。这小伙子的确面熟，她试着回想在哪儿见过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这是特劳啊，”布拉格说，“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盐湖兄弟’。他的兄弟们要么死了，要么生不如死。他老想去和他们团聚，但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天上守护着他吧，弄得他只好违心地留在我身边。我说得对吗？”

特劳没有作声。

布拉格给萨拉特看那张照片，她顿时石化了。

她从他手中夺过照片，凑到眼前，直到她凭借已经弱化的视力，也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照片上那个面向她的人。尽管他被蒙住双眼、浑身是血，但她对这张面孔甚至比对自己的脸更熟悉。这张脸属于糖面包那个粗脖子的看守——巴德·贝克尔，对她用水刑的人。

“你怎么找到他的？”她说。

“这蠢货想开车带他老婆、孩子去锡安玩，结果闯进了墨西哥保护领地，”布拉格说，“墨西哥人弄清他的身份之后，就到处给他找买主。我想你俩在那地方可能打过交道，也许你会愿意去跟他打个招呼。”

她的目光始终没离开那张照片：“他在哪儿？”

“我们把他关在南边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布拉格说，“你想怎么处置他尽管吩咐，或者你可以自己过去亲自动手。”

她不顾我父母的反对，跟布拉格一起走了。他们向西南方向进发，驱车五个小时，来到塞米诺尔湖畔，湖边斑驳褪色的树丛，掩映着一座小木屋。木屋矗立在一个布满水藻的水坑旁。地上有一道细细的刈痕一直通向门口。在南面，远方的佐治亚海滨隐约可见，海岸线在凶蛮的佛罗里达海面前节节败退。

她在屋里看见四个人，都被绑着手脚、蒙着眼睛——有卫兵巴德、一个想必是他妻子的女人，还有他们两个十来岁的儿子。四个人都被绑在椅子上，眼睛上蒙着黑布条。他们刚刚受过一番凌虐，每个人脸上都挂满血迹和瘀青，但她要见的人伤得最重。

布拉格和随从们都等在外面，她独自进了屋。那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听见门开了，立即开始抽抽搭搭地哀求，但萨拉特没搭理她，径直走到巴德身旁跪下来。她凑近一看，发现他眼眶上的青紫已经超出了眼罩。他浑身湿透，大汗淋漓，心跳剧烈，身体也随之颤抖。

她把手搭在他的膝盖上。他猛地向后一缩，像触了电。

“放了我的家人吧，”他说。这声音与她记忆中的不同——比过去细些，并且毫无把握。“放他们走吧，他们是无辜的。”

她轻轻揭开他的眼罩，他望着她，似乎在竭力阻止自己认出她，仿佛只要抛却与她有关的记忆，自己就能在现实中摆脱她。他闭上那只还能用的眼睛，再次睁开时，却发现她还在面前。于是他挺起腰板，坐直身子，好让自己有勇气面对接下来那可想而知的命运。

萨拉特从兜里掏出那把生锈的折叠刀。她捧起巴德的下巴，抚摸着他的脸颊。

“亲爱的，亲爱的，我会让你放声歌唱。”

顷刻间，周遭的世界消失了，满屋子的号叫声也消失了。她的世界里只剩下狂怒与无以消解的渴望。她渴望他的血。他看上去完全不像她最后见到的样子：此时的他，脸上刚刚冒出胡楂儿，头发也更长，但他身上还流着当时的血。而她一滴也没给他留下。她站起身来，望着那具已被掏空的躯壳，感觉不到丝毫的满足——就像一个漂在海上的人，干渴难耐，只得徒劳地喝下海水。

复仇完毕，她又转向其他俘虏，准备割开他们的喉咙。她先来到两个孩子身旁。他们十六七岁的样子：两人都有一头红卷发，并继承了父亲的脸型。两人中较矮的那个尿了裤子，颤抖着抽泣；另一个静静地坐着，双眼正对着关押他的人，虽然他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她凑上前去，正要对他们下手，却第一次留意到他们的脸宛如彼此的镜像。

“你们是双胞胎？”她说。

矮的那个没出声，高的那个点点头。

他们一定不知道她为什么饶了他们一命——究竟为什么，刀都已经抵在他们喉咙上了，她却站起身来，掀翻桌子，放声尖叫，但并没有动他们。

屋外，布拉格一行人等待着。当他们看见她手上、身上的颜色时，一些人移开了视线，另一些人则露出了笑容。

“我们会把他们跟房子一起烧了的，”布拉格说，“不会有人知道。”

“不，”她说，“两个男孩和他们的母亲都还活着，放他们走。”

“放哪儿去？”

“随便。把他们偷运过西面的边境，送回蓝区，送他们回家。”

“萨拉特，他们说不定已经看见什么了。他们也许会听出我们的声音，很有可能会告诉……”

“送他们回家。”她说。

在漫长的回程中，她远远地瞥见了亚特兰大。她在糖面包监狱里的这些年中，这座城市变得愈加庞大。

“我听说阿尔伯特·盖恩斯前些年自杀了，”她说，“他被埋在哪儿了？”

“噢，他还没死，反正起码还能出气。”布拉格说，“被蓝军放出来之后，他就躲进了自己那间林中小屋，谁也不见，哪儿也不去，只与愧疚做伴，一天天消沉下去。到时候就让蛆虫给他下葬吧，该死的‘裤兜嘴’耗子。”

“真是他揭发的？”

“他是其中一个。他们开始抓人后不久，那些骄傲的南方爱国者忽然间全都开始告密了。他供出的可不止你一个，估计得有上百个名字。实际上，要不是我爸让我保证不杀他，我早就亲手把他结果了。不过呢，我虽然是保证了，但你没有啊。”

他们在环绕南方首府的公路上缓缓行驶，路上只有他们一辆化石燃料车。她发现，周围的车辆全是原来那种三轮蹦蹦车的变种，都是纯太阳能的。她还记得过去那些战时视频的片段，画面上是一群南方人挤在硕大的化石燃料卡车上吵吵嚷嚷，挑衅似的踩着油门。现在，那一切都已不复存在，路上的景象，会让人疑心南方向来没人愿意与化石燃料扯上关系。过往车辆里的人会盯着她乘坐的这辆笨重的化石燃料轿车看，有些是出于好奇，有些则面带鄙夷。但没人试图拦下他们，也没人说三道四。

她想起多年前，在佩兴斯，盖恩斯曾对她说过一番话。他说：“南方人告诉你为什么而战时，你可以赞同或反对，但你绝不能说他言不由衷。”他说，“不论我们的同胞是对是错，总之，他们向来都是心口如一、言出必行。”

结果，就连这，也是一句谎言。

她在黎明前回到家中，悄悄翻过东侧的防波堤，进了园子。我推开窗户，一声不响地探出身子观察她。她来到木屋旁，脱下衣服，赤身裸体地在花园的水龙头下擦洗身体，涤濯衣物。

她的身体是我记事以来见过的第一个裸体。我注视着她，对她身上古怪的伤口和变形的疤痕着了迷，还以为每个大人都有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