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纪总统遇刺时，我只有29岁。当时，我还是哥伦布市的一名战争理赔员，在战争办下属的一个小部门工作。南方分离主义战争才刚刚开始。

并非巧合的是，战争初期，也恰恰是美国历史上立法和制度建设最繁忙的时期，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将首都从饱受风暴侵扰的华盛顿特区迁往内陆的那几年了。

正是在战争初期这几年，联邦政府成功通过了《清洁裂变法案》，重启了“东西海岸弃核计划”，建成了“阳光地带运输体系”的头1000英里，并扩充了匹兹堡、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莱克星顿人满为患的郊区。

战争即发展，这是我父亲过去的口头禅。

那时，我们部门往西两英里就是行政宫，我父亲的办公地点就在那里，他的办公室与马丁·亨利总统的新闻简报室仅相隔一道走廊。他时常叫我过去，通常是为了商讨我新近负责核准的赔偿案。我依然记得其中一次会晤的情形，那是战争之初的事了。

那天我去见他时，路过了行政宫大厅里悬挂的一幅“实时威胁地图”。当天上午，图上有一个南部要塞闪烁着红黑色，表示有袭击发生。我记得那已经是三周来的第三次了。后来我得知，那又是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目标指向防御较为薄弱的首都外围防线。分离主义分子从没攻入过蓝框之内，遗憾的是，他们欺软怕硬，对外围防线发起了多次袭击，杀害了那么多英勇的卫兵。那天，我们失去了四名卫兵。

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我看到他正在研读我的上一份赔偿决定：一位来自亚拉巴马的申请人遭受了失控无人机的袭击，申请按“意外财产损失”理赔。

我看着他翻过一页页的报告，查阅事实评估、裁决理由，还有赔偿金额。他的脸上一如既往地带着那种难以参透的平静。他问我有没有附加条件。我说没有，但这个人已经丧失了全部财物，被迫向亚特兰大周边的难民营提出了庇护申请，而众所周知，这些由分离主义政府管理的营地状况十分堪忧。

“我们不是有一项针对失控无人机袭击的规定吗？”我父亲说。

“有的，但我这次是破例，”我回答，“他家已经是第二次遭袭了。”

“两次被闪电击中？他要不是骗子，就是运气太背。但两种解释都不足以破例。”

我正要回话，他却已经料到了我的回答，打断我，径自说道：“金额其实无所谓。每份赔偿决定，都是一份宣言。你每核准一份UOD赔偿，都是在为敌人的罪行埋单。摧毁服务器群的是分离主义分子，他们才是造成无人机失控的罪魁祸首。你见过他们为UOD袭击理赔吗？”

我坚称，申请人的居住地位于田纳西战线附近，属于战略要地，向他支付赔偿金，有助于转变南方民众的观念，让他们不致认为联邦政府毫不同情身处腐朽分离主义政府统治下的民众。我父亲听罢不禁一笑。

“告诉我，”他说，“这场战争孰是孰非？你有自己的判断吗？”

“当然。”我说。

“那我得花多少钱才能让你改变主意呢？”

最终，我接受了父亲的理论。我明白，不论他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多少士兵，他对南方人民从来都不曾心怀芥蒂。不要忘记，起初，正是他在众多联邦政治家的强烈反对下力排众议，决定起用流离失所的南方同胞驻守蓝区外围防线。他们以无可比拟的英勇肩负起了这项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