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不作任何处置>>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 ※ ※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 ※ ※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 ※ ※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 ※ ※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