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4世纪中期，英格兰在商业上几乎还只是一个纯粹的原料生产者。它自己没法融资：它的国王在面临困境时，也从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银行家而非从英格兰的银行家那里借贷。它的海外商贸，也主要是由外国船只而非本国船只运输；甚至是它那羊毛贸易的利润，也大部分进了外国商人的口袋。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14世纪，英格兰就开始出口布料而不再是原毛；不过，要到15世纪，英格兰才从一个乡村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广袤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并将其殖民地变成最为活跃的商贸和制造中心的殖民国家。此时，英格兰在融资和商贸上都不再依赖其他国家。

15世纪就像是书本里的双面插图。在这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出身高贵或身居要职、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出没在本章已经勾画过的战争或是政治阴谋里。在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是各类不怎么重要的人物，他们甚至连名字都完全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每天待在商店和账房里，照顾羊群或是专心致志于织布，在惊涛骇浪中的英格兰商船或外国港口做交易等。虽然后一面没有前一面那么浪漫、那么具有诱惑力，也显得阴沉昏暗，却比前一面更加重要。这一面还阐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另一面则阐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正是这里所展示的那些平民，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为以商贸为主的都铎王朝——即亨利父子和伊丽莎白治下的时代——奠定了深广的基础。

商贸线路的重大变化或是经济生活的改变，只有在当它们影响了足够多的人并改变了国内外的社会关系的时候，才可能引起15世纪和19世纪那样的工业革命。虽然英格兰从事粗布生产已有些年头，不过这并没有对佛兰德斯这个制造中心的更为精细的制造业构成威胁。

当英格兰人转向生产细布时，他们的影响才充分显现出来。

垄断了原毛出口的斯塔普勒（Staple）商人，由于原毛出口量降到只有之前的五分之一而遭到毁灭性打击。英格兰的羊毛如今被用在了英格兰人的织布机上。而佛兰德斯人的城镇则在一个世纪里缓慢而痛苦地衰败。比如伊普尔，1408年的人口是八千到一万人，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减到五千人左右；而布鲁日、根特和其他城镇的遭遇也没好到哪里去。佛兰德斯和英格兰之间，不仅存在制造业方面的激烈竞争，还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英格兰的细布一直声誉不错，远销至黎凡特和黑海周边地区、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的大集市，也销往较近的欧洲大陆市场。

英格兰的变革并不局限于国内，也不仅威胁到外国的商业，而是影响到所有人，就如我们刚刚所讲的佛兰德斯人的城镇一样。

英格兰商人在只是出售原材料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但当他们将原材料制成成品再出售的时候，就引发了激烈的贸易战，国际贸易的壁垒开始出现。佛兰德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抵制进口英格兰布匹，而英格兰也不甘示弱地排斥佛兰德斯布匹的进口。

强大的商业组织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将英格兰人驱逐出丹麦，条顿骑士团则将英格兰人驱逐出普鲁士。在地中海，不断扩大的英格兰商船队与热那亚、威尼斯的商船队交战，竞相将货物运至南部和东部港口。需要澄清的是，这些如今已经不再辉煌的城市，在当时可是呼风唤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人口就比全英格兰的总人口还多。

我们之所以如此详尽地介绍布匹贸易，是因为它的影响最大。

实际上，不断崛起的英格兰商人在各行各业创办企业。他们为外国人也为自己建造船只，他们率先制造新式战争所需要的枪支和大炮，他们从法国的迪南抢走了铜贸易，他们用英格兰的铁矿石和煤炭建造了炼铁工业——即使铁的价格翻番，他们都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据说，一个矿山出事，都会引致上万名矿工聚集闹事。

就工业发展，我们可以列一个长长的目录：花边、砖块、玻璃、丝带、亚麻布等。只要有可能，新工业似乎就会发展起来。

英格兰不再出口原材料，而是开始在国内发展工业，就如皮革业一样。很多英格兰人如今还比较熟悉的工业，在那时都兴建起来了。这些工业对外国的影响均不亚于布业的影响。漂白亚麻布就是在英格兰制造并出口的。在15世纪初，英格兰从普鲁士进口啤酒；而在15世纪末，英格兰向欧洲大陆出口啤酒。此类情况比比皆是。这与世纪初的持续战争和争吵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

所有这些商业活动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那些在商业中迅速致富者对战争和外交的态度。这一非常重要的新阶级对战争没有兴趣——不管是改朝换代的战争，还是为军队创造掠夺机会的战争，又或者是攫取领土的战争。相反，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商业活动所可能遭遇到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他们更喜欢将利润投在更能赚钱的渠道，或者能为他们带来荣誉的地方，而不是用来缴税饲养军队。

事实上，他们正在从事一类他们自己的战争，与对法国的百年战争那样的老式战争相比，它能够为英格兰带来更好且更具可持续性的结果。在这场战争里，他们几乎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直接的或是公认的帮助，在整个都铎王朝时代都是如此。不过，政府也必须转变其对英格兰商业的态度，转变其获得钱财的方式。

在依赖原材料出口，尤其是斯塔普勒的原毛出口的那个年代，王室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交易税和对垄断出口者的课税。那么，王室收入就相对更加依赖于外国制造商的繁荣昌盛，而不是英格兰自身的发展。

而英格兰政府也就依照征税的便利性来组织英格兰的出口贸易，甚至在英格兰境内用来运输出口原料的道路，都是受政府管制的；而整个中世纪的很多工业行会结构也都要迎合王室或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当国内的布业发展起来、原毛出口锐减五分之四后，王室收入也随之锐减。

显然，即使是从收税的立场出发，与依赖国外制造业的繁荣相比，或是与只会消耗资源却不会有结果的战争相比，在英格兰国内积累起财富无疑是更加有利可图的。头脑精明且精于商贸的都铎王朝更是明白这一点。

由此，这套制度产生于15世纪，并在16世纪的伊丽莎白时代达到其顶峰。也正是这套制度通过让英格兰富裕起来并由此变得强大，并让其国民不再需要承担战争所需的沉重武器装备和供给负担。

1406年，布匹出口商被亨利四世吸收进商业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布绸商行会，名字的变化也展现了在英格兰所发生的变化。老行会的成员受那些跟不上形势的老规则的约束，这也使得这个行会仍是一个中世纪的社会组织。而在新组织下，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不管他们的组织采用的是什么规则，冒险家这个词都只是指共享一个商业公司的那些人。不管是哪里的人，加入这家公司都是为了冒险。

他们用冒险家这个名字来指称自己，冒险家这个词更为现代的内涵意义也揭示了那个时期的真实特色和他们公司的本质。

当然，其他国家显然不可能放任暴富的英格兰断了他们的财路。新式英格兰商人，在亨利七世时期已占下议院议员的四分之三。他们也的确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帮助和保护，甚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即通过立法规定：但凡能够在国内生产的物品都不能从国外进口，所有用来生产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不能被出口——即使是以半成品的形式出口也不行。不过，商业冒险家公司在做海外生意时多半要靠他们自己去开拓市场，而他们也的确一直都在顽强地开拓市场。

尤其是从亨利七世时代开始，政府的确在打击外国势力，以为本国商业建立优势。而商业冒险家公司基本上不是只靠自己获得成功。比如有一次，英格兰人抢了汉萨同盟的一支船队共108条船，而汉萨同盟也抢了英格兰人的货物作为报复。

在地中海，意大利和英格兰曾打过很多仗。地中海的贸易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意大利人垄断的。布里斯托尔的富商斯特米斯（Sturmys）曾在地中海俘虏了一艘热那亚人的船只并没收了其货物；但不料，他所抢得的那些香料在回程中被抢回去了。不过，斯特米斯是幸运的，因为英格兰政府把伦敦的全部热那亚商人都关进了监狱，直到这些热那亚商人立据赔付等值财物才释放他们。这就是所谓的新式商业，它实际上是在从欧洲的东部海岸到爱尔兰这个充满走私、海上掠夺和血腥战斗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期间，政府的多次介入似乎要引发战争了，但最后都以某种方式得以避免。

布里斯托尔在新式商业中是走在前列的，其中的领军人物如斯特米斯和卡尼吉斯（Canynges）都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精明、勇敢、坚强。这些各行各业的新式商人在英格兰各地积聚财富，并投身于海上商贸的发展，不管是在诸如丹佛和康沃尔的走私港口，还是在像布里斯托尔和伦敦那样的港口。那些将英格兰贸易（合法的或非法的）推向每个可能的市场的官员和水手们，来回运送货物并参与战斗，他们正在建立即将到来的、更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传统和海盗方法。而这些人正是那些将要“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须”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世界命运的人的先驱。

国家的相对弱势，对于私人公司的发展来说是有益的，同时也对帝国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在帝国的缔造初期，由于帝国已经发展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而并不利于自由的发展，就如法国那样，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现代专制。在这个时期的英格兰，由于国家相当弱势且相对贫穷，那就有必要给予个体最大程度的自由以便为他们创造财富提供条件，而这基本上也就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和资源。世界各地的情况均表明，个体的首创精神和私人公司的商业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缔造了帝国的架构，而私人公司所获得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政治自由。

当然，15世纪也不是说就只有战争、争斗和商业。不过，直到亨利七世末期，英格兰在政治、学术和宗教上都没有杰出的人物，这些领域甚至还有所滑坡，尽管学术因那个时代的富裕而有所获益。在宗教上，由商人们甚至还包括操纵着商船的半海盗们的活动所孕育出来的强烈的民族精神，将会在下个世纪决定教会的走向。

总体来说，人们的生活还是相当粗糙、难以忍受的，这部分是由当时的文明高度所决定的，部分也是由于漫长的战争所带来的泄气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中世纪时期自负的骑士精神，即使用它那矫揉造作的礼仪和荣誉典章，也掩饰不了当时生活的野蛮程度，当时简直就像是其他动物所过的日子。试图通过很多方式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精致、更人道的教会，也在应对男性和女性间关系的疏远和粗暴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世间的爱情，当被等同于淫欲和罪恶时，它也就被完全排除在高尚德行之外了，两性间的关系也就随之变得粗暴。而男性和女性基本上彼此隔绝的生活，也让他们丧失了互相促进的机会——好在这个机会后来被利用起来了。

通过表演《圣经》故事的奇迹剧（Miracle Play），我们可以瞥见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习俗。这些奇迹剧得到了教会的大力资助，在当时相当流行。比如其中有一个关于诺亚的故事。诺亚的妻子拒绝登上诺亚方舟，因为她不愿带着别人对她的流言蜚语离开，她甚至觉得跟朋友们喝酒都比逃命要紧。当她被闪（Shem）强行带上船时，她打了诺亚一个响亮的耳光。观众们都认为这个耳光应该打而且打得相当漂亮！在另一出同一主题的戏剧里，她与诺亚之间的争吵最后变成了打架。这也同样为观众所认可。男人和女人都相当酗酒，他们的体育运动也主要是野蛮型的，如逗熊和斗牛等——这些运动甚至还将延续好几个世纪。事实上，在我们时不时提到的英国人的特性中，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其中某些劣根性的延续以及仁慈的缺失。比如，没有哪个民族比英国人更加关爱动物，但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能从屠杀动物中取乐。这也是英国人品性中诸多自相矛盾的一个典型。

与斯图亚特时期的内战不同，15世纪的持续纷乱也让人们忽视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意大利相比，英格兰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是相当小的：直到15世纪末，才在牛津大学设立第一个希腊语教席。在知识分子看来，学习也主要是为宗教服务，而不是为了培育有教养的、人道的生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英格兰在这个世纪，在思想上更加世俗化了，行动上也更加注重实际。

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雄伟的宗教建筑和民用建筑，而且这些建筑的分布还极为分散。城镇生活，甚至是小镇生活和乡村生活，都要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生机勃勃，更加有活力。在今天，乡村基本都已被大城市的中心榨干了。在15世纪，有钱人是很分散的，财富也随之分散在很多社区。而现在，只剩下当时的新贵兴建的建筑物，而当时热闹的人群和财富却是荡然无存了。虽然这些商人是辛勤努力的买卖人，但他们丝毫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对外国人尤其如此。不过，为了获得颂扬、为了所在的城镇，他们倒是相当舍得花钱。由此带来的繁华景象比比皆是。如卡尼吉斯在繁忙的商业中心布里斯托尔重建了圣玛丽·雷德克里夫大教堂，里面有他那由大理石建造的坟墓，树立了他的一尊雕工细致传神的坚硬头像。卡尼吉斯几乎垄断了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的贸易，拥有六十条商船，还曾在他那奢华的房子里款待过爱德华四世。

其他商业巨头则兴建了布里斯托尔教堂。而在无数小些的城镇里亦是如此，尤其是在东安格利亚地区，其中在萨福克和诺福克，雄伟的教堂分散林立，已经成了这些地区的靓丽风景线，也成了地区标志性建筑。这些极其宏伟的地方教堂，其容量已经超出现在的会众所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初的布匹贸易给这些地方带来了高度繁荣和大量人口，远远超过如今农业生产的影响。

在这个世纪里，建筑风格也从哥特式转向了垂直式（perpendicular）。

垂直式建筑放弃弧线而改用直线，虽说在艺术上有所欠缺，但也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尤其适合用在那个时期举世闻名的塔楼上。

在这些塔楼里，比较大的要数坎特伯雷大教堂里的贝尔哈里塔、约克的中心塔、格洛斯特大教堂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里的塔。

这个单子还可以列很长，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其他很多小塔。比如在萨默塞特郡，小塔就是这个地方的建筑风格。一想到塔，不管是大教堂里的还是地方教堂的，我们都会本能地联想到周边的绿草地或是农场，并且认为这就是英国——起码外国游客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多少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以这个世纪为英格兰建筑史的源头。

至于哥特式建筑是否就真的优于垂直式建筑这个问题，就留给评论家去争论了；可以确定的是，垂直式建筑的确更加英格兰化，因为它是源自本土的，而哥特式建筑则是从国外引进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英格兰的哥特式建筑能够比得上那些伟大的法国大教堂，如亚眠大教堂、沙特尔大教堂或是兰斯大教堂。哥特式建筑的最后杰作也出现在这个世纪，在英格兰更是如此。那就是著名的扇形穹顶建筑，其中最典型的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亨利七世礼拜堂。当然，在格洛斯特和其他地方也有。这一时期的此类建筑无疑是非凡杰作，是不断膨胀的财富权力的展示，而非出于艺术本能或是精神追求。位于剑桥的一个国王教堂，装着巨大的玻璃，光亮耀眼、色彩混杂，它所激发的情感也更多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不过，此类国王教堂比起法国大教堂或是罗马风格的意大利教堂，本质上是更加英格兰化的。

在这个世纪，同样产生了英格兰式的民用建筑。经过不断改良的诺曼式城堡不是英格兰所特有的，这一时期新兴富翁的庄园大宅也是垂直式的，不久之后还加入了都铎风格。当然，我们不能浅尝辄止，而是要深入剖析新英格兰并感受它的力量和个性。

尽管属于同一时期，在沃里克郡的康普顿·维内迪斯（ComptonWynyates）府邸就比霍斯特曼斯克斯要更加英格兰化，而后者与封建城堡相似。也主要是从这个世纪开始，很多著名的建筑开始与城镇里的商业活动和公司生活联系在一起，典型如横穿小镇广场的市集、伦敦的行会会馆（Guildhall）也是1411年落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行会会馆主要是归商人阶级使用的，但在十二年后里面就有了图书馆。

15世纪，虽然未能为英格兰文学增添荣耀，对教育的直接贡献也极其微小，但它确实为丰富所有阶级的精神生活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是无与伦比的贡献。

15世纪，大半生都是富有商人的威廉·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旁边创建了英格兰的第一家出版社。其后，其他人才在牛津、伦敦和圣奥尔本等地创建出版社。不过，卡克斯顿可不仅仅是个印刷工，他还是英文作品的校对、编辑，还是名翻译家。

他对英语发展的影响可能仅次于杰弗里·乔叟。乔叟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作品都是卡克斯顿出版的，如托马斯·马洛礼的伟大作品《亚瑟王之死》——这本书让亚瑟王的传说得以永久流传。

印刷本的时代已经到来，手写本则越来越稀少而且昂贵。随着印刷本的流行，读者数量随之增加，这本身又有助于校准语言。

此外，卡克斯顿还通过编辑对语言施加影响。印刷虽然推广了阅读，但在好几个郡，人们的口语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彼此间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为此，卡克斯顿以伦敦话为基础制定了标准，并将它推广出去。有几个学者建议他应该采用“最为稀奇的词汇”，但他拒绝了。卡克斯顿认为，“在我看来，日常生活所用到的普通词汇可要比古老的英语更容易理解”。

由乔叟创导的改革，最终由卡克斯顿通过印刷本得以推广。

当我们因为这个世纪缺乏文学作品而悲叹时，一定不要忘了它对下个世纪的文学作品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今天觉得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伟大作品，要比阅读“现代英语之父”乔叟的作品轻松、容易，这主要就是卡克斯顿这个商人和印刷家的功劳，而不是这个时期的任何其他作家的功劳。

这个时期的绘画和雕刻在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但我们还需提及另外一门艺术——音乐。在15世纪中期，英格兰那些四处热切地搜寻市场和利润的冒险商人，不仅在商业上也在音乐上领先于世界。在卡尼吉斯奠定了其商业帝国的基础的同时，约翰·邓斯泰布尔（John Dunstable）也发明了一门新型音乐。邓斯泰布尔的改进是如此巨大，以致他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乐曲的世界。

在这个世纪末，罗拉德派的教义再次公开。显然，思想自由尽管曾在牛津被压制过一段时间，那时威克里夫无法公开发表言论，新教运动也尚未到来；不过它仍然活跃在一大部分普通人心中。教会尽管仍然保有财富和公职，但已经丧失了在知识和精神上的领导力。尽管对金钱的崇拜相当强烈，但那些住在小房子里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男男女女们仍然信奉上帝。教会和都铎王朝都无法逃避新教徒的增长和宗教事务中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1485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加冕。他的使命就是要为这个生龙活虎却被自四面八方的暴力和混乱所骚扰的国家带来和平与秩序。从国家肖像馆里的画像来看，亨利·都铎的面貌尤其是眼睛，简直就是个谜。据说，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是女人能够理解他的内心。至于他的性格，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也极不相同。不过可以这样说，他在关键时刻给了英格兰及其人民所需要的帮助。

为了强化对王位的控制，他还与约克派的继承人伊丽莎白结婚。

即便如此，也还有其他人拥有更加优先的继承权；而且亨利自己没有军队，也算不上是个伟大的战士。但他仍然保住了王位并开创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这都要归功于他的一些品质。

他及其后代都承认，需要与全部人民尤其是崛起中的商人中产阶级紧密结盟。玫瑰战争的惊涛骇浪还没有完全平息，他还必须镇压洛弗尔（Lovel）勋爵及其下属所领导的叛乱，还要对付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和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这些声称有资格继承王权的冒名顶替者。后来他灵光一闪，将被俘的西姆内尔关在王室厨房里负责烧烤。亨利·都铎还与法国打了一场简短的战争。本来亨利是希望避免这场战争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极具代表性：他从中大捞了一笔。

和平、金钱和英格兰商业的扩展，这不仅是国王的希望，也是民众的渴求——除了那些依旧生活在老旧梦想里的贵族和那些在路上游荡的“身强体壮的懒丐”（Sturdy Beggars），这些人部分是这个世纪的战争和骚乱的结果，部分是经济变革的结果，这就如同在下一世纪里那样。不过，渐渐地，由于其勇气和耐心，国王取得了进展。他任命越来越多的乡绅为治安法官，以此镇压身强体壮的懒丐和像罗宾汉那样的绿林好汉，同时也迫使贵族服服帖帖。

事实上，当时的英格兰是由君主和法官在治理，因为在整个都铎时期，议会所起的影响极小。人民渴望秩序和进步，而只要他们与君主之间的紧密联盟能够获得秩序和进步，他们也就满意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独裁者，因为不管要做什么，所有的都铎君主都势必先了解民意。他们并不是胡作非为，而是依照一套与国民尤其是最能够代表议会的中产阶级的协议来进行治理。在中产阶级领导下的议会，尤其是在成功迫使亨利八世罢免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后，成为英格兰治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王室不仅越来越依赖普通百姓而非贵族以获取支持，同时也从中选拔大臣和其他官员。政治生涯的回报如同商业回报一样，都相当丰厚，并越来越向有才能的人开放。国王咨议院成为政府越来越重要的组织。而在之前，国王咨议院都是由大贵族组成，他们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而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则敢于并能够不拘一格，只挑选那些有才能的、合格的人。

亨利并不是依靠个人魅力来赢得百姓或亲信的喜欢的。不过，他虽没有个人魅力，却耐心、持久地努力工作，就像卡尼吉斯或其他伟大商人一直待在他们的账房里一样。他尽力为人民赢取对外贸易时的商贸优势，比如与荷兰签订的《马格努斯条约》（Intercursus Magnus）。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自己也敛财，时常还是以专横的方式敛财。恩普森（Empson）和达德利（Dudley）就是其中两个臭名昭著的经纪人。据估计，亨利最后大约留给他的继承人一百八十万英镑。不过，他主要是向富人征收罚金和“恩税”（benevolences），而不是向普通民众。于是，贵族就迎来了被掠夺的痛苦时期，而老百姓是不会对此感到惋惜的——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贵族那没用在正途上的权力也被削弱了。

私党和庇荫（livery and maintenance），这些领主的忠实随从，他们身着领主的制服、佩戴领主的徽章，长期以来就是扰乱公共秩序的罪魁祸首。国王在拜访牛津伯爵的时候，罚了伯爵一万五千英镑，因为在国王要离开的时候，伯爵让一大帮仆人列队欢送以示尊敬。民众无疑是支持亨利的。由此，亨利的收入颇丰；尽管其罚金过于严厉了，但也没有违法。而老百姓则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他们意识到统治者专注于控制那些大人物而不会去干扰他们。

在这个世纪的末期，1497年，在王室的资助下，发生了一件足以让当时的英格兰人自豪的事。我们已经知道，布里斯托尔人老早就把生意做到冰岛了。大约是在1424年，他们利用指南针去到了冰岛。这也是英格兰的航海史上第一次使用指南针。而哥伦布则走得更远，并以冰岛为前哨进而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五年后，亨利也资助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朝那个方向航海。当然，资助额也如同以往一样少得可怜。不过，亨利的本意并不是要质疑西班牙关于新大陆的断言的真实性。而且西班牙关于新大陆的断言已经得到了教皇诏书的确认，并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瓜分了这块新大陆。

向北航行了很远的卡伯特，又发现了前人未发现的新地方，即北美洲——这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第一块海外领地。尽管还要再过一百多年，英格兰人才会在那块不为人知的大陆上殖民。但是，当亨利死后传位于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后，英格兰将逐渐从欧洲之滨的一个岛国走向全世界。不久，它将为了商贸和帝国疆域多次穿越海洋，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我们所描绘的关于15世纪的两幅图景，其实只是即将出场的伟大故事的卷首插画。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英格兰不再依附于教皇和欧洲；而在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更是横跨海洋抵达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