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保护其国外领地的英格兰，在国内也陷入了暴政和独裁困境。地主的日子从黑死病时期开始就变得很艰难，如今更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种境况也让他们从佃农和村民那里收回了使用权，并亲自决定土地的用途——而这之前基本上都是由佃农和村民自己决定的。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将农场改造成牧场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富者越富，穷者更穷。拥有大量仆人的贵族变得越来越傲慢自大。国王软弱且很快就要遭受精神病的折磨。民众的抱怨从未停止，他们一直渴望拥有“良好的治理”。1450年，一个名叫杰克·凯德（Jack Cade）的爱尔兰人，自称是已故的马奇伯爵的私生子，领导了一支由三万人组成的叛军，要求由约克公爵来领导政府。全英格兰的大户人家都掠夺其邻居的土地和财物，而穷人则造反并洗劫伦敦，而且还是得到领导许可的。

尽管叛乱最终失败，凯德也被杀害，却开启了混乱的玫瑰战争时期。之所以被称为“玫瑰战争”，是因为冲突双方——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分别以红玫瑰和白玫瑰为标志。约克公爵两次成为保护者，但国王也两次都从其精神病中康复，于是约克公爵也就不得不解职。兰开斯特家族的君主陷入半精神失常状态，他的直接继承人年纪尚幼且极有可能还遗传了家族精神病，因此让人感觉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约克公爵似乎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君主。不过，伟大的兰开斯特家族依旧野心勃勃。接下来的权力斗争实际就是围绕王位而展开的，双方都宣称自己该拥有王位，并都得到一些贵族阶层和其他阶级的支持。这实际上还不能算是内战。

约克派的沃里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马奇伯爵，在南安普敦击败了亨利六世的军队并俘虏了国王。在爱尔兰的约克公爵，在回程中就宣称王位属于自己。不过议会最终决定，亨利六世在有生之年还是国王，他死后则应由约克公爵继位，而非还是婴儿的威尔士亲王。其中的若干交战没什么意思，除了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战役。在那次战役中，约克公爵被杀，他的儿子爱德华成为约克派的领袖。爱德华当时虽然只有十九岁，却才华横溢。

最终在陶顿，王后玛格丽特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军队被击败，王后与她那倒霉的丈夫亨利六世一起逃到了苏格兰。而年轻的爱德华则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王，是为爱德华四世。

对于玫瑰战争，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是冷眼旁观的，甚至伦敦也保持中立。战争掠夺和破坏了很多财产，但普通民众很少因此丧命，甚至商贸也基本上一如既往。不过，对于贵族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贵族阶层，这帮早已对国家毫无益处且只会带来伤害的家伙，其中的一大部分由此陨落。这帮家伙自私自利，并阻碍了王权的巩固。要不然那个时期的王权是有可能为混乱的英格兰带来和平与安全的。不过幸运的是，王朝更替并不是由民众所导致的血腥革命来完成的，而是由统治者内部精神错乱式的自相残杀来完成——尽管这个更替还远未能够彻底完成。

总体而言，英格兰内更为文明的区域如南部和东部，与城镇里的市民和其他中产阶级，是支持约克派的。因为约克派给出了和平与良好秩序的美好愿景。在爱德华召开的第一次议会里，他亲自向老百姓讲话，这也创造了一个先例，他表示了感谢并承诺为他们提供保护。王权从兰开斯特家族到约克派的更替，预示着很多令人厌恶的贵族被屠杀，而国王不仅依赖议会，更是将老百姓视为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不过，我们的期望也不能过高。爱德华四世最终还是表现出他放荡、软弱的一面。兰开斯特家族重新点燃了战争，并拉拢了沃里克伯爵。其他人也转而反对爱德华，无奈之下，爱德华只得逃往欧洲大陆。亨利六世再次当了好几个月的国王。爱德华后来虽然和平地夺回王位并结束了不体面的逃亡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从此迎来了和平。爱德华留下两个儿子：只有十二岁的爱德华五世及其弟弟约克公爵。

不幸的是，爱德华四世还有一个弟弟理查德。理查德被封为格洛斯特公爵，他也由此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生涯。理查德宣称他母亲是与他人通奸生下爱德华四世的，并说自己才是母亲唯一的合法儿子，因此也只有他才有资格继承王位。理查德通过议会罢免了年轻的爱德华五世，并将小国王和约克公爵关入伦敦塔。同意罢免爱德华五世的议会宣布理查德为英格兰国王，即理查三世。

但理查三世从来都不受欢迎。当人们知道理查三世将两个侄儿谋杀于监狱并想迎娶自己的外甥女时，他们便起来反抗。他甚至丧失了贵族阶层的支持，因为在他那愤怒的报复之下，没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最先起来叛乱的白金汉公爵，后来被俘且被砍头。而里士满（Richmond）伯爵亨利·都铎的造反则要成功许多。里士满伯爵的祖父是一个威尔士士绅，祖母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人凯瑟琳。因为亨利四世的所有后代均已死绝，“冈特的约翰”的子孙再也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所以之前那个被驱逐的伯爵也就最有资格继承王位。

兰开斯特王朝的这个继承人亨利·都铎，不久就会成为亨利七世。都铎从法国返回英格兰后，迅速获得大批人的支持，并在博斯沃思原野（Bosworth Field）击败了理查三世。在那场战役中，理查德头戴王冠驰骋战场，最终战死。他之前在战斗中就曾被斯坦利、诺森伯兰和其他前支持者所抛弃：有一次打了胜仗后，斯坦利将从灌木丛中找到的王冠戴在了亨利·都铎的头上，而士兵们则对着亨利·都铎大呼“亨利国王”。都铎王朝由此开启，英格兰也进入了它最为辉煌的世纪之一。在这个世纪，英格兰终于踏出它那开拓海外帝国的第一步，而不再执着于之前在欧洲大陆那毫无意义的扩张。

不过，如果说16世纪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特征都显著不同于15世纪，那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种国家生活中的此类重大变化并非突然发生的，而是长久以来的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尽管在那个时代的人甚至是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力量似乎没那么重要。每一事件，不管是单调乏味还是光彩夺目，都有其影响的范围及类型。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虽然没有改变法国或是英国的命运，但它们的确对英格兰人的心理有着持久影响。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胜仗，培养了英格兰人的自豪和自信，甚至那些从不看历史书的人也能通过歌曲和故事熟知这些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它们还呈现在成千上万人的脑海里。听说英国士兵在蒙斯看到了克雷西战役中的弓箭手划过长空，并引导他们获得胜利。不仅如此，此类事件还产生了比疆土得失更为重要的影响。玫瑰战争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没有什么好处，但它又的确清除了那些早已对国家毫无益处的贵族阶层，并最终迎来了出身威尔士乡绅家庭的强势统治者。英格兰人也由此建构了相对通情达理的新阶级，并为创建一个现代英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条件。

这些新阶级在15世纪之前就已经萌芽，但我们却不能精确地指出具体时间，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格一格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是中产阶级、乡绅、自耕农、商人、其他城镇生意人和高级工匠。这些人，如果说他们还没有站到舞台的中心，但从都铎王朝开始，他们也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群体了。

所有人都认可15世纪标志着中世纪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现代的真正开始。造就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由于诸多原因，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早已崩溃——其中的部分原因，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过。被浪漫主义诗人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即使在其全盛时期，也曾无比堕落。正如在对法战争和玫瑰战争中所展示出来的那样，那些骑士变得极端残忍、野蛮，甚至远远比不上那些“下层”社会所展现出来的理想和礼仪。在旧秩序里，自国王以下直到农奴，每个阶级都有不同等级的权利和义务。这套旧秩序在它那个时代是很有用的，但如今却如同是被丢弃在阁楼里的破烂了。新的国家观逐渐兴起，人们完全排斥之前强大的贵族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战争的那种做法。

如果我们想要从将来的国家毁灭中挽救民众的话，还是必须了解中世纪关于文明欧洲、文明世界的一些观念——尽管在不同的时空下，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即要一统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民族。

而在当时，信奉基督教就等同于文明。这个世界曾经在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下实现过统一。而当时的统一观一直维持到大约是1250年，也即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再是欧洲领袖的时候。在接下来的大约两个世纪里，教皇取代了罗马皇帝的位置。各个国家都承认沿袭自罗马的普通道德法，尽管有时只是含糊地遵守。但是，在这个时期，不仅思想的世俗化倾向（这一点我们稍后还将提到）加强了，而且人们对教皇的尊敬也减弱了——这又主要是由于教皇自身德行和能力的滑坡。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世界，还主要是信奉大公教会的，但中央权威和大一统则在快速飞逝。一个关于国家的新理论或说是新实践正在崛起，而且它与道德无关，而只是因为国家不想再被一个超越国家权力的权力所约束。

宗教改革还要到后来才开始，但从此时起，我们发现伟大、独立的现代政治国家正在形成，并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个全新形态的国家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这个统治者还必须与其民众亲密合作，不被强大封建贵族那半王室的老旧权力或任何其他国外势力所羁绊——即使是精神上也不行。英格兰是第一个踏上这条新道路的国家，而在朝着帝国与自由相结合的民族国家迈进的路上，英格兰又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都铎王朝的运气及其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如此好运的关键转型：继任国王是如此强有力且通情达理，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阶级分层的发展又是如此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