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的才华值得我们大加赞扬，但是他的成功有些地方或许引起过誉之词。大群改信者竟会接受一个能言善辩狂的热分子的教义和激情，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奇？教会的异端也采用同样的诱骗方式，从最早的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一直不停有人重复尝试。一个普通市民竟能抓住军队和权柄统治自己的同胞，用得胜的武力建立一个君主国家，岂不是太难让人相信了吗？在东部犹如走马灯的改朝换代中，100多个幸运的篡夺者从更卑贱的出身登上宝座，克服更为艰险的阻碍，扩大帝国和征战的范围。穆罕默德获得同样的教导要一面传教一面战斗，把两种相对立的特性结合在一起，既能提升他的能力，也有助于他的成功。强制和规劝、狂热和恐惧相互之间不停作用，直到一切障碍都在无坚不摧的力量面前让步。他的声音呼唤阿拉伯人奔向自由和胜利、战备和掠夺、纵情于现世和来生的欢乐。他所加之于大众的限制都是为树立他的先知的形象所必需，为使人民顺从所必需，而唯一阻碍他的成功的是他提出的理性的信条，也就是有关神的单一和完美。

穆罕默德的宗教让我们吃惊不已的，不在于传播的方式而是恒久的特性。他在麦加和麦地那刻下纯正和完美的印象，经历12个世纪的变革以后，在印度人、阿非利加人和土耳其人改信《古兰经》时，仍然能够毫无变化地保留下来。要是基督教的使徒圣彼得或圣保罗能回到梵蒂冈，他们可能会问到，在这个宏伟的庙宇里，用如此神秘的仪式所礼拜的神明，究竟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到了牛津或是日内瓦，倒是不会那样吃惊，但是仍要尽责地去阅读教会的教理问答，研究正统注释家对他们的作品或上主的说话所做的评论。然而圣索菲亚教堂的土耳其圆顶代表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亲手所建的简陋庐幕，只是更巨大更宏伟而已。穆斯林不断抗拒那种诱惑，会把他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降低到人类感觉和想象的水平。“我相信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徒”是伊斯兰教永远不变的简单信条，神的睿智形象不会被任何可见偶像亵渎。先知的荣誉也未超出人类德行的范畴，他那生动鲜明的道理会把门人弟子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格局之内。

阿里的信徒把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妻子和儿女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有些波斯的神学家找到借口，认为神的本质已经表现在伊玛目的身上，但是这种迷信的观念普遍受到逊尼派信徒的谴责。他们表现拒不接受的行为，已经及时向大家提出警告：不可崇拜圣徒及殉道者。有关神性的形而上问题和人的自由，穆斯林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教派之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辩，但是前者不曾煽起人民的情绪或扰乱城邦的安宁。此一重大差异的原因出于皇权和教权的分离或联合。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和忠诚信徒的指挥官，尽力压制和阻止一切宗教的改革，最能符合他的利益。伊斯兰教徒根本不知道教士的教阶、纪律以及世俗和宗教的野心，智者的律法就信徒而论是良心的指导和信仰的神谕。从大西洋到恒河，《古兰经》不仅被视为神学的基本法典，而且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法律体系。规范人类的行为和财产的法律，受到真主意志的保护，神的认可绝无谬误，而且永恒如一。这种宗教的服从性伴随着若干运作不便之处，不识字的立法人员经常被自己以及国人的偏见误导，阿拉伯沙漠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生活富庶和人口众多的伊斯法罕和君士坦丁堡。发生这种状况时，宗教法官很恭敬地将圣书顶在头上，提出一个变通的解释来处理有关的问题，颇能符合公平的原则以及当时的习俗和政策。

关于穆罕默德的为人处世我们最后应考虑到的一点，是他对公众的幸福所产生的有利或有害的影响。那些极为凶恶而又顽固的基督徒或犹太人仇敌也会承认，他奉行错误的使命来灌输有益的教义，只是这种教义不如他们那样完美而已。他非常虔诚地认定，对信徒的预先启示具备真理和神圣的特性，以及创始人的德性和奇迹，并以此作为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基础。阿拉伯地区的偶像在真主的宝座面前被砸得粉碎，以人为牺牲所流出的鲜血，被祈祷、禁食、施舍和表示虔敬各种有利无害的方式冲洗干净。他描绘出想象中的来世的奖赏和惩罚，符合无知而纵欲一代的品位。

穆罕默德也许没有能力提出一个道德和政治的体系供他的同胞运用，但是他在信徒的心里灌输仁慈和友爱的精神，提倡社会公德的实践和履行，以他的法律和教条制止报复的渴求和对寡妇孤儿的欺凌。敌对的部族在信仰和服从之下联合起来，过去的无谓消耗于内部争执的精力，全部用来对付外在的敌人。如果冲突不是那样强而有力，对内能够保持自由而对外所向无敌的阿拉伯，在当地君王的传承下会不断地繁荣下去，然而征战的迅速扩张导致统治权的丧失。阿拉伯民族的殖民地扩散到东部和西部，他们与新入教者和俘虏的血统相互混合。经过三代的哈里发统治之后，宝座由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河谷和底格里斯河两岸。两座圣城受到渎圣战争的侵犯，阿拉伯半岛被一个臣民用武力征服，而且还是个异乡人。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从统治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以后，重新过着古老而孤寂的独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