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主教还是人民，对于罗马帝国的复兴，都不可能将丧失的行省赐予查理曼或是奥托，因为这些行省是过去他们抓住时机、运用武力才赢得的。然而罗马人有为自己选择主人的自由，在把全部职权委托给大公以后，又赞同西部的法兰西和撒克逊皇帝兼任大公，现在局面已经变得无可挽回。罗马城从恺撒统治到郡守统治的这段时期，留下了一些残破不全的记录，对于他们的皇宫、铸币厂、法庭、诏书和正义之剑保存了若干蛛丝马迹的回忆，最晚一直到13世纪。处于教皇的谋略和民众的暴力之间，罗马的最高权力已经破碎和残缺。查理曼的继承人满足于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头衔，对于维护地方审判权根本不予理会。在兴旺繁华的时候，他们的野心会转向更有诱惑力的目标，等到帝国处于衰败和分裂的处境，他们被迫要保卫世袭的行省。

意大利已经残破不堪，艳名远播的玛罗齐娅勾引了一名篡夺者前来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勃艮第国王休·卡佩在她的党派引导之下，领兵进入哈德良的堤道或圣安杰罗堡垒，这里控制着主要的桥梁和进入罗马的门户。阿尔贝里克是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被逼前来参加婚礼的喜宴。他表现出非常勉强的态度，接待宾客说话不得体，当众被后父挥拳责打，这一记耳光就产生了一次革命（932 A.D.）。这个青年大声疾呼道：“罗马人，过去你们曾经是世界的主人，这些勃艮第人不过是最低贱的奴隶，当前在这些贪婪而又残忍的蛮族统治之下，连我都受到伤害，你们怎么逃得掉奴役的生活。”城市每个区域都响起警钟要大家武装起来，勃艮第人在仓促的状况下只能很羞辱地撤离，玛罗齐娅被获胜的儿子关进监狱，他的兄弟教皇若望十一世退位从事灵修的职责。阿尔贝里克以君王的头衔，拥有罗马的统治权长达20年之久。据说他满足了大家的偏好，恢复了执政官和护民官的职位，至少也要先制定各种头衔。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奥克塔维安，后来成为教皇，是为若望十二世，他也和前任一样为伦巴第的君王所激怒，因而找人来解救教会和共和国，奥托的服务所得到的报酬是皇家的尊严和荣誉，但撒克逊人蛮横无礼而罗马人个性急躁，帝王的特权和选举的自由在暗中斗法，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受到干扰，奥托命令他的执剑官片刻不可离身，免得在祭坛的前面受到刺杀和谋害。皇帝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家之前，谴责民众的作乱犯上和若望十二世的忘恩负义。

教皇在一次宗教会议中遭到罢黜（967 A.D.），郡守被绑在驴背上游街并且当众遭鞭打，然后关进地牢；13个罪行重大的人员被吊死，其他人员受到砍断手足或驱离家园的处分，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古老的法条认可这种严厉的审判程序。义正词严的声音指控奥托二世奸诈和血腥的行为，他用待客和交友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邀请元老院的议员参加宴会然后加以屠杀。他的儿子奥托三世还未成年时，罗马拟定大胆的图谋要摆脱撒克逊人加在身上的枷锁。执政官克雷森提乌斯就如共和国时期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以臣民和流犯的身份两次崛起，能够控制整个城市。他随心所欲地用高压手段对付教皇，或是将教皇驱逐出境后再任命一位，同时形成一个阴谋组织要恢复希腊皇帝的权势（998 A.D.）。他对于圣安杰罗堡垒进行坚韧不拔的围攻作战，直到不幸的执政官因对方答应赦免其余人员而被出卖，他被绞架吊死，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堡的雉堞。奥托三世在与部队分离以后运道转坏，被围在皇宫中三天缺乏饮食，可耻地逃走，免得遭到罗马人的毒手。

元老院议员托勒密成为人民的领袖，克雷森提乌斯的寡妇毒死皇室情人，为丈夫报仇，内心感到痛快，也获得受人尊敬的名声。奥托三世的构想是放弃北方荒凉的国土，在意大利设立他的宝座，恢复罗马君主国的制度。他的继承人平生只来过一次台伯河畔，在梵蒂冈接受加冕的皇冠。当他们缺席时被人藐视，一旦前来参加就引起厌恶和畏惧。这些君王率领蛮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外乡来客和世仇大敌，短暂的巡视引起动乱和流血的场面。对这些蛮族的祖先还有微弱的记忆，仍旧在折磨着罗马人的心灵，罗马人因而用虔诚的愤怒之情注视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和波希米亚人的后裔子孙，过去是这些人篡夺了恺撒的紫袍和特权。

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只为了顺从遥远的国家和外国的民族，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蛮族的洪流根本不理会地面的状况，但是要支持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必须在政策和压制这两方面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系统：绝对的权力居于核心地位，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也可以立即获得丰富的资源；距离遥远的边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构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动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为保护人民和惩罚罪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使敌人敬畏，不会激起叛逆的情绪和陷入绝望的处境。日耳曼的恺撒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满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国。他们世袭的田产沿着莱茵河延伸，或是散布在各个行省，但是后续的诸侯出于一时的轻率或穷困，竟将这广大的领土转让。他们的税收来自微不足道和令人痛恨的帝王特权，岁入很难用来维持整个皇家的需要。他们的军队由封建的家臣依据法律或志愿投效所组成，抱着勉强的态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处抢劫，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习性使他们在战役没有结束之前就不告而别。炎热气候产生的瘟疫使整个军队受到感染，幸存的人员将诸侯和贵族的遗骨带回去。他们毫无节制的酗酒产生的致命影响，常常归咎于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恶意。当地的土著很高兴蛮族终于遭到浩劫。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与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怜的暴君相比较，不论是民众还是读者，对于这种争执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伦巴第人的勤奋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这种光明正大的先例终于被托斯卡纳共和国仿效。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组织，始终没有受到废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这些特权得到认同，意图通过平民的障碍来防止贵族的独立。不过这些兴旺的社区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发展，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实力和权益。每个城市根据面积列入主教辖区或行政区域，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主教，边境侯爵还是地区伯爵，都丧失了对土地的裁量权。最高傲的贵族受到说服或是被迫放弃孤独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为光荣的身份。市民大会继承立法的权责，但是执行的权力被委托给三位执政官，每年从贵族、豪门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选出，共和国通常有这样的区分。基于法律平等所给予的保护，农业和商业的工作都逐渐恢复，但面临危险的情势培育着伦巴第人好武善战的精神。通常在警钟响起或旗帜高举时，城市的大门涌入大批英勇无畏的队伍，他们对乡土的热忱经过因势利导，很快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这个风行一时的防御体系，自负的恺撒也葬身在它的墙脚。自由的风向所向无敌，凌驾于两位腓特烈之上，他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头一位在军事武德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与知识方面有较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