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义务关系，形成古代史和现代史、政府史和教会史之间最重要的枢纽。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教会的捍卫者获得有利的态势、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意愿、教士的祈祷和密谋。教皇送给加洛林王朝的最贵重礼物是法兰西国王和罗马大公的崇高地位。

其一，在圣彼得的宗教王国统治之下，这些民族开始在台伯河畔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和关系到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宫总管丕平的手里，除了皇帝的头衔以外，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战斗消灭敌人，用慷慨的行为增加朋友。他的父亲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务使个人的功绩显得更为高贵。皇家的名称和形象仍旧保存在基尔德里克的身上，他生性软弱，是克洛维的最后一代子孙，然而那早已过时的权力只能用来作为叛乱的工具。全国民众都想恢复简单的制度，作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带着雄心壮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运。

总管和贵族都曾宣誓要效忠于皇家的傀儡，在他们的眼里，克洛维世系不仅纯洁而且神圣。他们共同派遣使臣写信给教皇，让他们能驱散心中的疑虑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诺。两位格列高利的继承人是扎卡里教皇，基于利害关系所做的决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虑公理正义。教皇公开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力授予同一个人。而不幸的基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退位并削发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样的答复正中下怀，被当作是智者的见解、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立即为法兰克人所接受。

墨洛温王朝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举登上帝座，他们已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向前迈进。加冕礼在教皇的批准下举行了两次，一次由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圣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将皇冠加在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圣彼得的继承人具备神圣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领经过转变成为神授的君王，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使犹太人的仪式得以传播和维持。法兰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约束，要是他们胆敢重新恢复过去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从显赫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国王，那么可怕的“破门罪”就会落在他们和子孙的头上。这些君王毫不忧虑未来的危险，而为现在的安全自得其乐。查理曼大帝的国务大臣认为法兰西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左右，在他们最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对于尘世的司法权仍旧充满信心并坚持到底。

其二，罗马大公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改变，不仅远离罗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宫，同样也告别共和国的贵族或身为养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收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后，这些遥远的行省不仅重要而且处于危险的处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权力的官员，就给予他一个普通的称号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纳的总督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审判权延伸到整个罗马城。自从意大利叛乱失去太守管辖区以后，罗马人处于苦难之中，迫得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即使要采用这种方式，他们也要行使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继将罗马大公的荣誉授予“铁锤”查理和他的后裔。

作为强势民族的首领，定会蔑视奴性的头衔和从属的职位，于是趁着希腊皇帝的统治难以为继，处于帝国权力真空之际，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得到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祭坛的钥匙交给大公，作为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有一面神圣的旗帜，使他们有权利和责任展示开来保护教会和城市。在“铁锤”查理和丕平的时代，伦巴第国王的干预断送了罗马的自由，也威胁到了它的安全，这时罗马大公对于遥远的保护人而言，不过代表着一个头衔、义务和同盟关系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权势和政策，为他们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带来一个主子。

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太守作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所表达的欢欣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阿德里安一世刚刚接到国君即刻驾临的消息，马上派遣罗马的行政官员和贵族举着旌旗，到离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亚大道长约1英里距离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各团体和民族的大队人马，罗马青年全副武装，儿童手里拿着棕榈叶和橄榄枝，为伟大的救星唱着赞美的诗歌。在神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标志前面，查理曼大帝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当他走上阶梯时，亲吻使徒门楣的每一步台阶。阿德里安一世率领他的教士在门厅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样行拥抱礼，当他们一起走向祭坛时，国王或大公却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这个法兰克人对虚有其表的礼仪并不满意，从他征服伦巴第到加冕称帝，26年的光阴转瞬而过，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罗马，这个城市理应臣属于查理曼的王权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义铸造钱币，以他的审判来主持正义，他有权力对教皇的选举进行审查和核定。除了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力，皇帝并没有比罗马大公多出任何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