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独自抱持着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激发起他们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选产生，因此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拜占庭的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中受到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地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失去军团和行省以后，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在公元8世纪时，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引起，这种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中，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释。

拜占庭的作者们异口同声宣称，在规劝没有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所获得的成就，更明确地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这些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这种伟大而光荣的做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和贝拉明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尤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始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那种傲慢和叛逆的行动。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所衍生出来的罪孽。这些拥护者对皇冠和法冠一视同仁，以公正、圣书和传统为标准，来界定出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和书信。

格列高利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函，原件仍旧留存世间，即使不是雄辩和逻辑的最佳典范，也能展现出教皇国创始人的形态，或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掩饰的面貌。格列高利对皇帝这样表示：

在过去那纯洁而幸运的10年里，我们每年能够安详享受你所赐予的恩泽，皇家的信函经过御笔签署，神圣的誓言保证忠于祖先传留的正教信条。但现在，这是何等可悲的变化!这是多么骇人的传闻!你现在指责正统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这种控诉只会暴露自己的不敬和无知，我们被迫对这种无知采取粗鲁的辩驳方式：神圣的书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够开导你那神智不清的头脑。要是你进入文法学校自称是宗教信仰的敌人，那些纯洁和虔诚的儿童也会气得把启蒙课本砸在你的头上。

经由这段颇为得当的致意，教皇试图用常见的说法，试图将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图像区别开来。前者是出于想象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时还没有用任何可见的方式显现他的面容；后者是基督、圣母或圣徒的真实形象，经过不计其数的奇迹，表明这种相关的崇拜不仅无罪而且有益。他真以为利奥三世对教会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他认定图像的永久运用是起于使徒时代，可敬的图像在正统基督教会的6次会议上都有出现。从基督教现在所具有的优势和当前所施展的作为，可以引申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基督教世界的和谐不再需要举行大公会议。格列高利很坦诚地承认，只有在正统基督教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会议才会产生作用。轻率和不仁的利奥三世所犯的罪行还不仅是一个异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荐和平、沉默，以及真诚服从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精神领导。民政和教会权责的区分由教皇来决定，他把肉体拨给前者，而灵魂归于后者。正义的剑掌握在官员的手里，逐出教会这更为锐利的武器则委托给教士。在执行神圣的任务时，狂热的儿子不会饶恕有罪的父亲，圣彼得的继承人可以合法谴责世间的君王：

啊!暴君!你用充满罪恶和掌握军队的手来攻击我们；这些信仰上帝却毫无武装的人，只能恳求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派出一个魔鬼来毁灭你的肉体，好拯救你的灵魂。愚昧无知的你竟然公开宣称：“我要给罗马下命令，我要把圣彼得的图像砸得粉碎，格列高利也要像他的前任马丁一样，被用流放的铁链锁住带到皇帝的宝座前面。”我只盼望上帝的恩典，让我追随神圣的马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但愿君士坦斯二世的下场会对教会的迫害者形成一种警告。那个暴君受到西西里主教的谴责后，终于罪有应得，被一个家奴杀死，直到今日西徐亚的民族仍对这位圣徒顶礼膜拜，他在这群人的中间结束他的流刑和生命。我们为了教育和支持笃信的人民，有责任要活下去，在战争中不会为生命安全而放弃冒险犯难的决心。你根本没有能力保护罗马的臣民，城市位于海滨，会暴露在你的蹂躏之下，我们可以搬迁到伦巴第人的第一个城堡里去，距离不过是24个斯塔迪亚，到那时你就去喝西北风吧!难道你不知道教皇是团结的纽带，也是东部和西部和平的仲裁人？每个民族都盼望我们能够谦恭和善，他们尊敬圣彼得，将他当成是世间的上帝，你却威胁要毁弃他的圣像。西部那些遥远的内陆王国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极为推崇。我们现在正准备去访问最有势力的国君，他希望从我们的手里接受神圣的洗礼。蛮族都已顺从福音的约束，唯独只有你对牧人的声音充耳不闻。这些虔诚的蛮族被激起狂暴的怒火，渴望对东部的迫害进行报复。马上抛弃轻率和致命的不法行为，沉思教会的信条、敬畏上天的震怒和忏悔自己的过错吧!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对斗争的牺牲没有任何责任，无辜的鲜血会全部洒在你的头上!

利奥三世首次在君士坦丁堡对圣像的攻击，为一大群从意大利和西部来的外乡人所目睹，他们用悲伤和愤怒的语气谈起皇帝亵渎神圣的行为，但是在接到他那全面禁止的诏书后，只能对着家里的神像发抖。基督和圣母的圣像，还有天使、殉教者和圣徒的挂图，意大利的教堂里所有的绘制品都要毁弃。皇帝对于教皇摆出强硬的态度，指出两条路让他选择：顺从将获得皇帝的恩典作为奖赏，违抗会遭到黜免和流放的惩处。格列高利认为情势的发展无论基于宗教还是策略，已不容他迟疑不决，何况他给皇帝写信时的傲慢语气，不仅表明他坚信自己的理念非常正确，而且有反抗的力量。他不依赖祷告或奇迹，而是大胆地发动武装对付公众的敌人，他的牧函警告意大利人，面临危险的处境时要善尽自己的责任。

等到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拉文纳、威尼斯以及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彭塔波里斯，全都追随宗教的大业，海上和陆地的军事实力绝大部分由本地人士组成，就是受雇的外来佣兵也都感染爱国的精神和热诚。意大利人发誓要保护教皇和神圣的图像，生死与共也在所不惜。罗马的人民效忠他们的教父，甚至伦巴第人也蠢蠢欲动，想要分享圣战的功劳和利益。公开的最叛逆行为和最明显的报复手段，就是把利奥三世的雕像打得粉碎；收效最大和深受欢迎的造反活动，就是意大利扣留缴纳的贡金，剥夺他的权力，让他无法滥收新颁布的丁税。进行选举产生官员和总督，行政独立的形式也因这次的事件得以保存下来。

公众的怒火高涨，使得意大利人准备拥立一位笃信正统教义的皇帝，用一支舰队和军队伴随他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拜占庭宫廷将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斥为叛乱的罪魁祸首，竭尽一切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想把他们抓住，然后明正典刑取其性命。罗马不断受到访问或突击。派来的人员是卫队队长，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高阶官员像是公爵和太守，他们带着外国的部队一起登陆，得到一些本地人士的协助。那不勒斯的迷信行为也会为之羞愧，因为他们的父执盲从于异端邪说的事业。然而这种暗中或公开的攻势被罗马人的勇气和警觉击退，希腊人的阴谋被揭露，人员遭到屠杀，领导者死得极为可耻。教皇虽然心怀慈悲之念，却始终拒绝为这些罪有应得的受害者求情说项。拉文纳城内有好几个区域，长久以来笼罩着充满血腥的传统的宿怨，在宗教的争论中为党派的倾轧找到新的素材。然而图像的信徒在人数和勇气上都具有优势，太守想要力挽狂澜，却在群众的叛乱中丧失性命。皇帝为了惩罚这桩重大的罪行，恢复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威，派遣一支舰队和军队进入亚得里亚海湾，尽管在狂风巨浪下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一路多有耽搁，但希腊人最后还是在拉文纳附近地区登陆。他们威胁要血洗这个罪恶滔天的都城，不仅要仿效还要超过查士丁尼二世的前例——他为了惩治上一次的叛乱，曾将该市主要的人物选出50人来处死。妇女和教士怀着忏悔的心情趴在地上祷告，男子手执武器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共同面临的危险使各党派团结起来，宁可双方对垒决一死战，也不愿长期忍受围困之苦。有一天正在苦战时，两军互有输赢形成拉锯的态势，忽然看到一个幻影并且听到声音，拉文纳获得胜利的保证而得意扬扬。外来的人员撤到他们的船上，人烟稠密的海岸到处都是沉没的船舶，波河的水面被鲜血染得一片深红，在6年之内公众出于忌讳，始终不愿食用河里的鱼类。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建立图像崇拜的制度时，希腊暴君也受到永久的憎恨。

正统基督教凭借武力获得胜利以后，罗马教皇召开反对“圣像破坏者”异端邪说的宗教会议，有93位主教参加，经大家一致同意后宣布，凡有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攻击祖先的传统和圣徒的图像，一律处以革出教会的制裁，这样的判决也心照不宣地将皇帝包括在内，但是最后的表决只是提出没有结果的劝告，似乎暗示革出教会的裁定并没有落在皇帝的头上。等到自己的安全、对图像的崇拜，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全都获得保证以后，教皇立即放宽原来那种严厉的态度，对拜占庭领域的残余部分予以赦免。他们举行温和的会议，延迟并阻止选举新的皇帝，规劝意大利人不要从罗马帝国这个主体中分裂出去，允许太守居住在拉文纳城内，身份不是主人而是俘虏。直到查理曼大帝加冕成为皇帝之前，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者所使用的名义，始终是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