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现代教育为了掌握两种过时语文的要求，可能消耗青年学子的时间，虽然有其必要但是过程极为艰辛，就会损伤他们的学习热诚。西部祖先的野蛮方言无法达到和谐与文雅的境界，使得诗人和演说家长期以来受到局限，他们的才华没有明确的概念或兼容的例证，天生受制于粗糙的判断和想象。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把平民土语中不够精纯的杂质清除以后，很快获得自由运用古代语文的能力，这是人类技艺最可喜的组合。他们对那些曾娱乐或教导最早民族的崇高的大师建立起熟悉的理解。然而这些优势对堕落的民族而言，只会增加他们的谴责和羞辱。他们用毫无生气的双手紧抓住祖先遗留的财富，完全没有继承积极进取的精神，无法用来创造或增进这笔神圣的遗产。他们虽也从事阅读、赞美和编纂，但是怠惰的灵魂没有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在10个世纪的变革之中，他们没有找到一项发明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尊严或是增进人类的福利，也没有在古代的思辨体系中增加新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培养充满耐性的门徒，使之轮番成为奴性世代那些思想僵化毫无创意的腐儒。没有一篇历史、哲学或文学的作品能出于特定的风格或情趣、原创的想象甚或高明的模仿所表现的美感，因而逃脱被人遗忘的命运。谈到散文方面，拜占庭最不会引起厌恶之感的作家有开门见山而且毫不做作的简朴风格，可以免于严苛的批评，但是提到演说家口若悬河的自我吹嘘，与激励他们效法的模式相去真是不能以道里计。他们的写作选择畸形和作废的字眼，运用僵硬而繁复的语句，造成错乱而矛盾的意念，玩弄童稚而低级的手法，展现虚假而修饰的花样，拼命抬高自己的身份，使得读者大为惊讶，在暧昧和夸张的烟雾中只包含极其琐碎的涵义，使得每一页的文字对我们的品位和理性而言，都会造成反感和伤害。他们的散文充斥着韵文极受厌恶的装腔作势，韵文却沉溺于散文极其卑下的平淡无味。那几位掌管着悲剧、史诗和抒情诗的缪斯始终沉默毫无声誉，君士坦丁堡的吟游诗人顶多不过写几句谜语和讽刺诗，再不然就是抄袭颂辞和讲讲故事而已，甚至连音韵的规律都已遗忘，荷马的旋律仍在耳边响起，在他们称为政治体裁或城市歌谣的诗文中，不仅整个架构软弱无力，就连韵脚和音步都混淆不清。

希腊人的心灵始终为卑鄙和邪恶的迷信所束缚，迷信把统治权延伸到尘世各个学科的范畴之内。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为形而上的争论所迷惑，相信幻觉和奇迹使他们丧失所有合理证据的原则。他们对艺术欣赏的品味为僧侣的布道说教所败坏，那是高呼口号和圣书极其荒谬的大合奏。甚至这些受到轻视的学者因为滥用才华不再为众人所钦佩，希腊教会的领导人只要赞美和抄袭古代的神谕，就会使谦卑的心灵感到满足。无论学院还是讲坛，从未产生能与阿塔纳修斯和克利索斯托一争高下的人物。

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在所有追求积极和沉思的生活之中，是人类奋发图强和自我改进最大的动力来源。古代希腊的城市正好置身在联合与独立的交集点上，现在欧洲的国家也一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范围更大但是形式比较松散。语言、宗教和习俗统一，使得相互之间成为彼此具有优点和长处的观众和裁判，独立的政府和利益可以保证他们各行其是的自由，同时激励他们在光荣的生涯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马人的处境并不是很顺利，然而在共和国的初期就已确定民族的风格，在拉丁姆和意大利的城邦之中也激起类似的竞赛，渴望在艺术和科学这两方面能赶上或超越他们的希腊导师。

恺撒的帝国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辽阔的疆域可能使内部的竞争有活动的余地，但是等到状况逐渐恶化，领土一开始只剩下东部，最后缩减到只及于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臣民在堕落之余不仅可怜而且萎靡，这是长期处于孤独和隔离之境的必然结果。他们受到北方蛮族的压迫，这些不知名的部落几乎无法称之为“人”。而更为开化的阿拉伯人的语言和宗教则是所有社会交往难以逾越的障碍。

欧洲的征服者对臣民而言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弟兄，只是那些法兰克人或拉丁人的语言不为人所知晓，行为又极度粗野，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很少与赫拉克利乌斯的继承人发生联系。希腊人独立于宇宙之间，自满的傲慢心态不因外族的优势而有所收敛，没有竞争者可以对他们进行鞭策，没有评判员可以裁定胜利的归属，因而他们在比赛之中显得毫无生气，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欧洲和亚洲的民族在前往圣地的远征中混杂在一起，只是在科穆宁王朝的统治之下，拜占庭帝国重新燃起知识和军事方面极其微弱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