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市民非常骄傲而高兴地提到，罗马国王对在城门迎接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在经过时只是颔首答礼，却特别注意元老的服装和面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重要人士都亲密地拥抱。根据罗马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必须是法学博士，住在离开罗马城至少有40英里的外地人，与居民的亲属关系不得在三等血亲或姻亲之内。每年办理一次选举，首席行政官都要严格审查离任元老的行为，卸任以后未满两年期限不能担任同一职位。薪俸高达3000个弗罗林金币的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代表共和国最高权威。他的长袍用金线织锦和深红色天鹅绒缝制，夏季穿着较薄的丝绸，手持一根象牙权杖，喇叭的声音宣告他的来临，迈着庄严的步伐前进，至少有4名扈从校尉随员在前面开道。他们执着红色的棍棒，上面满布金色的条纹，包着城市制服颜色的丝带。首席行政官在卡皮托神庙宣誓，当众被赋予权利和义务：遵守和维护法律，制止傲慢的行为，保护穷人的权益，要在法律权限的范围之内，主持正义和推行仁政。他行使这些重要的职务，另外还有3位学识渊博的外乡人从旁协助，就是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上诉法官，他们经常在抢夺、强暴和谋杀案的审判中依据法律出庭做证。但由于法规的制定存在漏洞，使用暴力发泄私人的怨恨和联合武力进行相互的防卫更为方便和容易。

但是元老的职权只限于司法部门，因而卡皮托神庙、国库、市府及所管辖的地区，全部委托给3位督导官负责管理，他们的人选每年要更换4次。13个区部的民兵组织分别集结在队长的旗帜之下，这些首领之中最资深者，被授予总队长的称号和地位。民选的立法机构由罗马人分别组成秘密会议和全民大会，前者由现任和前一任的行政官员、一些财务和执法部门的官员组成，3个阶层分别派出13人、26人和40人的律师或顾问，总共约有120人组成。在全民大会中所有男性市民都有选举权，他们会随时注意防止外人僭用罗马人的家世和身份，更能提高此一特权的价值。防止民主的暴乱要靠明智和坚持的预防措施，除了行政官员，谁都不允许提出问题进行讨论；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否则谁都不可以任意发表演说。所有引起混乱的欢呼和拥护的声音都被取缔，多数人的主张要经由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敕令用“元老院和人民”这个可敬的名义来颁布。社会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发生联系，所以很难指出一个政治理论可以精确而持续运作的时期。但是在公元1580年，把古代的成文法搜集起来，系统整理成三册，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统治之下，获得他的批准作为现行法令推广运用，这部民法和刑法的法典成为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如果说全民集会已经废除，那位外地来的元老和3位督导官仍旧住在卡皮托的府邸中。教皇多次将恺撒的政策重新颁布实施，罗马的主教假装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用绝对的权力统治着这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

那个时代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物而言必然会感到如鱼得水，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克伦威尔和雷兹的才华现在都绝灭在寒微的家世之中。政治的热情使里恩齐擢升到最高的宝座，而他的仿效者在下个世纪就因为这种狂热被送上绞台。斯蒂芬·波卡罗出身贵族，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博学多才，他的目标超越常人的抱负，渴望恢复国家的自由和不朽的名望。一个人具有无拘无束的心灵时最痛恨教士的统治，等到彻底了解君士坦丁的捐赠出于杜撰或伪造以后，所有的疑虑和顾忌全部消失。此时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成为发出神谕的代言人。只要波卡罗的内心浮现描述罗马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的颂歌，就会将自己看作想象力丰富、能够先知先觉的吟游诗人。他在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葬礼上，首先测试为众人接受的想法，他用精心推敲的讲辞呼吁罗马人武装起来争取自由，他们带着愉悦的表情在倾听，直到波卡罗被一位严肃的律师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后者为教会和政府大力辩护。

无论按照哪种法律，煽动人心的演说家都犯下了谋叛的罪行，但是新任教宗出于恩典，抱着怜悯和尊敬的观点看待他的为人处世，很想用崇高的职位让这位爱国人士变成自己的朋友。个性刚直的罗马人不为所动，带着日益高涨的声誉和狂热从阿纳尼返回，利用那沃纳举行竞赛的良好机会，试图引燃一场偶发的争论，从一些学生和工匠逐渐涉及所有的民众。虽然有人提议要取他的性命，但仁慈的尼古拉仍旧坚持不愿接受，就将这个叛徒从容易受到诱惑的地点送到博洛尼亚，为了他的生计，特别赠送一大笔津贴，他应尽的义务是每天在城市的总督面前出现。但是波卡罗从小布鲁图斯那里获得教诲，对于暴君，无须遵守忠诚或感恩的道理。

流放者痛责专横的判决，党派组织和阴谋活动已经逐渐形成。他的侄儿是个奋不顾身的青年，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志愿军，于一个指定的夜晚，在家中准备盛宴招待共和国的朋友。他们的领袖逃离博洛尼亚，穿着紫色和金色的长袍现身，他的声调、神色和姿态，无不显示出愿为光荣事业牺牲奉献的精神。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详述了这场革命大业的举事动机和运作手段、罗马的伟大名声和自由权利、教会暴君的怠惰懒散和傲慢自大，以及他们的同胞积极赞同和消极认可。300名士兵和400名流亡人士，长久以来练习武器的运用，从事不法的勾当，报复的权利更加磨利了他们的刀剑，胜利的酬劳是100万达克特银币。这件事非常容易（根据他的说法），次日是主显节的假期，他们可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前或祭坛抓住教皇和红衣主教，将他们全部戴上脚镣手铐，带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外墙，威胁要立即处死他们，以迫使守军开城投降，登上无人领导的卡皮托，敲响警报的钟声，在全民大会中重建罗马古老的共和国。

正当他意气风发时，谁知已经被人出卖。元老率领一支实力强大的卫队包围聚会的住宅，波卡罗的侄儿从群众中杀出一条血路，但是不幸的斯蒂芬从藏身的木箱中被搜出来，非常悲伤地得知他的仇敌早有安排，比他的谋逆活动提早3个小时行动。经过调查，确定了一些重犯的罪行以后，甚至就是慈悲为怀的尼古拉也只有保持沉默，波卡罗和9名从犯没有领受临终圣事的恩典就被吊死。在教廷的畏惧和抨击声中，罗马人对这些为国殉难的志士不仅产生怜悯，而且几乎就要对他们表示赞许。但是他们的推崇三缄其口，同情无法发挥效用，自由终于永久绝灭。要是他们在宝座的空位期或缺少粮食时揭竿而起，在最卑贱的奴役生活之中还有可能发生这种突发的动乱。

社会的动乱促成贵族的独立，维系平民的自由必须要使各阶层能够联合。罗马的贵族长期以来保持着掠夺和压迫的特权，他们的住宅成为防守严密的城堡和不容侵犯的圣所，他们将土匪和罪犯当成凶恶的随员，保护其免受法律的制裁，为了回报这种友善的接待，这些人用长剑和短刀提供服务。教宗和他们的侄儿基于私人利益，有时会让恶徒涉足家族的宿怨之中。在西斯笃四世的统治之下，敌对家族的战斗和围攻使罗马陷入错乱困惑的境地，首席书记科隆纳的府邸发生大火，本人遭到酷刑和斩首，他那受到监禁的朋友萨维利，拒绝对胜利的乌尔西尼欢呼致敬，就在迎接的地点遭到谋杀。但是教皇在梵蒂冈不再感到心惊胆寒，要是臣民决定提出主权的要求，他有实力控制整个情势使他们听命服从。就连提到社会现象极为偏颇而又混乱的外乡人，都会钦佩教会国家负担很轻的赋税和明智的施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