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有一个区部仅仅住着工匠和犹太人，客栈老板和洗衣妇的结合生出未来的罗马救星。尼古拉·里恩齐·加布里尼从父母那里不可能继承到地位和财产，但是他们费尽心血让他获得良好的教育，却是他后来飞黄腾达和英年早逝的缘由。他研究历史学和辩论术，熟读西塞罗、塞涅卡、李维、恺撒和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著作，使得这个年轻的平民能从同侪和当代人物中脱颖而出。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古代的手卷和雕塑，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他的知识，经常会气愤地大声喊叫：“这些罗马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德行、正义和权力在何处？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幸福的时代？”等到共和国派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阿维尼翁教廷时，里恩齐的锐气和辩才使他在13位平民代表中占据了一个名额。这位演说家有幸对着教皇克雷芒六世高谈阔论，也能与彼特拉克推心置腹。他那满怀希望的未来受到解职和贫穷的打击，爱国者落到只有一件外衣和接受医院救济的地步。获得伯乐的垂爱使他脱离悲惨的处境，使徒的公证人这个职位每天可以获得5个弗罗林金币的薪俸，以及更为体面和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在罪恶横行的社会里，从言语和行动上凸显个人的正直廉洁。

里恩齐的辩才敏捷，深具说服的能力，大多数人总是带着嫉妒之心对他大肆指责。失去一个兄弟而凶手获得赦免使他深受刺激，对于公众的苦难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加以夸大。建立文明社会要靠和平与正义的福祉，现在都已被驱出罗马。猜忌的市民能够忍受个人的冤屈或金钱的损失，却无法忍受妻子和女儿受到凌辱。他们傲慢的贵族和腐败的官员的双重压迫，朱庇特的狮子与牛鬼蛇神的唯一差别，在于一者滥用武力，一者滥用法律。这类寓言式的象征被里恩齐以各种不同的图画来表现，拿到街道和教堂去展览。当群众带着惊奇的神色观看时，无所畏惧和早有准备的演说家，立即对他们解说画中的含意，指出讽刺的对象，激起大家的热情，提出在遥远的未来获得幸福和得救的希望。

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罗马的特权始终是他谈论的主题，就是说这座城市对于君王和行省拥有永恒的主权，奴役制度的成果到他的手里成为自由的号召和诱因。那份赋予韦斯巴芗皇帝最大特权的刻在铜板上面的元老院敕令，还保存在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唱诗班的位置。皇帝邀请大批贵族和平民前来听他的政治演说，为了接待他们，刻意修建一座交通方便的剧院。这位公证人穿着一套华丽而又故作神秘的服装，用译本和注释对铜板的铭文进行解释，热情洋溢地描述古代光荣的事迹，元老院和人民是一切合法权利的来源。怠惰而又无知的贵族根本不能理解这类演说所要表达的深意，他们有时会对这位平民改革者恶言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他经常得到允许到科隆纳的府邸，用一些不经之谈或命理占卜来娱乐听众。这位现代的布鲁图斯为了掩饰自己，不惜使用装疯卖傻和插科打诨的手段。在贵族纵情表示轻视时，人民却把他那恢复昔日美好社会架构的说法，当成极为向往、可能发生和即将来临的大事。所有的市民都对这位救星大声欢呼，其中还有一些人鼓起勇气追随拥护。

一份预言贴在圣乔治教堂的门口，就像是一篇布道讲词，是他的计划首次公之于众的证据。阿芬丁山100名市民的夜间集会，是实行计划的第一步。在宣读保密和互助的誓词之后，他向同谋说明冒险行动的重要性而且保证必定会成功。那些一盘散沙的贵族根本拿不出办法，他们只会担心虚有其表的实力。所有的力量和权利都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使徒会所”的岁入可以用来解救公众的苦难，教皇本人也对他们击败政府和自由的共同敌人表示赞同。等到安排忠诚的队伍保护首次的演说之后，他通过号角的声音向全城宣布，所有人员在第二天的晚上不要携带武器，到圣安吉洛教堂前面集合，以完成恢复美好的社会架构的各项准备。整夜都沉浸在奉献给圣灵的30场弥撒的欢庆之中。

到了第二天早晨（公元1347年5月20日），里恩齐全副披挂，没戴帽子，在100名同谋的簇拥下走出教堂。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仅是一名主教，同意参加这个特殊的盛典，走在他的右边陪同前进。三面大旗高高举起作为起义的象征：第一面是自由之旗，罗马坐在两头雄狮的上面，一手拿着棕榈枝另一手握着地球；第二面是正义之旗，上面绘着手执宝剑的圣保罗；第三面旗帜则是圣彼得手里拿着平等与和谐的钥匙。里恩齐为眼前不计其数的人群发出的欢呼声所鼓舞，他们虽然不了解状况却抱着无穷的希望，浩大的队伍开始缓慢移动，由圣安吉洛教堂向着卡皮托进发。胜利的喜悦受到暗中某些情绪的骚扰，他只有极力压制下去。他在一路攀登共和国这个要塞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这使他深具信心。他在阳台对着人民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展开的行动和制定的法律能获得最捧场的认同。那些贵族像是失去有力的双臂和思考的头脑，带着不敢置信的惊愕神色观看这场奇特的革命。

举事的时机选得非常正确，态度强硬的斯蒂芬·科隆纳刚好不在城内。他一听到风声就赶回府邸，装出对这场平民暴乱不以为意的样子，并且向里恩齐派来的信使轻描淡写地提到，等他哪天空闲无事，就会把这个疯子从卡皮托神庙的窗子里扔出去。突然之间大钟响起警报之声，暴乱的浪潮是如此的汹涌，巨大的危险迫在眉睫。科隆纳在仓促中逃往圣劳伦斯的郊区，经过片刻的休息之后继续匆忙的行程，直到安全抵达帕勒斯特里纳的城堡，对自己的处置不当感到悔恨，没有在酿成燎原大火之前先将它扑灭。卡皮托发出全面而专断的命令，要求所有贵族和平撤回自己的府邸。他们听命离去，确保罗马自由且顺从的人民得以享有安静的生活。

然而像这样自愿顺从和最早出现的狂热情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里恩齐认为一种正常的形式和一个合法的头衔，可以使篡夺的过程合于正义的要求。按照他自己的看法，罗马人民为了表示追随的诚意以及对他权威的服从，会毫不吝啬地把元老院议员或执政官、国王或皇帝的称号加在他的头上。他倒是愿意接受更为古老和谦恭的护民官职位，这个神圣的职务主要是保护平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职务从来不曾被赋予任何共和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罗马人民的同意，这位护民官制定了很多有益的法令，有助于恢复和维持美好的社会架构。第一项法令使得生性诚实和缺乏经验的人满足了他们的意愿，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不得超过15天。当时经常出现的伪证危及公正的审判，因而宣布应对诬告者处以按照假证词对被告所判处的量刑同等的惩罚。混乱的时代逼得立法者对杀人犯处以死刑，同时用相等的报复处罚伤害罪，但是在他废除贵族的暴政之前，要想达成公平公正的施政要求是毫无希望的事。

法律明文规定，除了最高行政官员，任何人不得据有或控制国家的城门、桥梁或塔楼；任何私人守备部队不得进入罗马领域之内的市镇或城堡；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或者擅自将房屋改造成工事；贵族有责任维护公路的安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运输；窝藏罪犯和强盗将被处以1000个银马克的罚锾。要不是那些目无法纪的贵族对当局的制裁力量怀有畏惧之心，一切法律规定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卡皮托神庙突然发出警报的钟声，仍旧可以召集2万名志愿军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然而要真正保住护民官和他的法令，需要一支常备的正规军。每个港口的岸边整备一艘船只，用来维护商业和贸易的安全，一支常备民兵部队拥有360名骑兵和1300名步卒，已经在城市的13区部完成征召，发给服装和薪饷。通过每个为国捐躯的士兵的继承人都可以得到100个弗罗林或英镑的优厚抚恤来看，倒是真正能够表现出共和国的精神。

里恩齐为了支付国家的防务、建立粮仓以及救济孤儿寡妇和贫穷的修女，根本不畏惧从事亵渎神圣的行为，竟然动用“使徒会所”的收入：主要的三项是炉捐、盐税和关税，每年每项的收入都在10万个弗罗林左右，采用他所主张的明智办法，不过四五个月的工夫盐税就可以增加3倍，可见原来的贪渎是何等的惊人。重建共和国的军备和财政以后，护民官召回处于自主状况而又孤独无依的贵族，要求他们亲自前来卡皮托神庙，对新政府宣誓效忠，遵守美好社会架构的法律。王侯和贵族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同时更要顾虑在拒绝以后可能会产生的危险，都穿着简朴的平民服装返回在罗马的住处。科隆纳、乌尔西尼、萨维利和弗朗吉帕尼这些显赫的家族，都在一个平民的法庭前感到不知所措。这个人在过去像小丑那样受到他们的嘲笑，现在则要极力掩饰那按捺不住的愤怒情绪，在大家的眼中显得更为羞辱可耻。

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像是教士、乡绅、法官、律师、商人和工匠，相继宣读同样的誓词，宣誓人的地位逐渐向下延伸，然而表现的诚意和热情更为高昂激烈。他们誓与共和国和教会同生死共存亡，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主教虽然只是给予名义上的协助，但经过他巧妙的运作，将他们的利益与护民官的职务紧密结合在一起。里恩齐过分吹嘘，竟然说他从背叛的贵族政体手中拯救了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克雷芒六世对于贵族的垮台极为高兴，假装相信这位可靠仆从的说法，为他的胜利大声喝彩，认可他自封的头衔。护民官对纯真的信念保持衷心的关怀，因而使他的言行和思想都受到鼓舞。他暗示曾经从圣灵那里接受超自然的使命；强制信徒每年要忏悔和领圣餐，否则处以高额的罚金；严格保卫忠诚的人民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