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本尼狄克十一世亡故以后，冗长的秘密会议因势均力敌而产生的悬而不决的局面，被法兰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们提出的看似可行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内，他们从反对者提名的3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布尔多总主教位列名单第一位，他是国王和国家势不两立的敌人，他的野心勃勃也是昭然若揭，他的良心只服从财富的呼唤和恩主的命令。这位恩主从迅速前来的信使处得到消息，选举教皇的权力已经操在自己的手里。条件在私下的会晤中谈妥，事情的处理过程快速又能隐秘，在秘密会议上一致通过克雷芒五世的当选。两派的红衣主教很快就接到了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命令，他召唤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与他相见，他们到达以后，很快就发现，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克雷芒五世出于喜爱和承诺，公开表明宁愿住在法兰西，他带着人数庞大的教廷经过普瓦图和加斯科尼，沿途顺路参观城市和修道院，并且耗损这些地方的钱财，最后终于在阿维尼翁停留下来（1309 A.D.），从此这里繁荣70多年，成为罗马教皇的驻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阿维尼翁的位置四通八达，不仅海陆的联系方便，还兼有罗讷河航运之利，法兰西南部几个行省比起意大利不遑多让，建造新的宫殿供教皇和红衣主教居住，教会的财富很快吸引来了为奢华效力的艺术。他们已经拥有了邻近的土地，那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维纳辛郡。珍妮是那不勒斯第一任女王和普罗旺斯女伯爵，后来他们趁着她年轻和处境困难，用8万弗罗林金币的低廉价格，从她手里买下阿维尼翁的主权。处在法兰西君主政体的保护之下，与一群顺从的人民共同生活，教皇真正享受到尊荣和宁静，这是长期以来久违的福分。但是意大利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伤，罗马处于孤寂和贫穷之中，后悔为了无法控制的自由，竟然将圣彼得的继承人赶出梵蒂冈。上帝之城的懊恼为时已晚，而且无济于事，等到年长的成员过世后，枢机主教团全是法兰西籍的红衣主教。他们对罗马和意大利极为厌恶和藐视，后来出现一系列法兰西籍的教皇，甚至还有行省的人士，他们与这个国家建立起了最紧密的联系。

实业的进步和发展，使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得以建立并日趋富足，正处在自由的年代，也是人口、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工匠和庶民的手工劳动逐渐发展为高雅和智慧的艺术。但是罗马的位置并没有占到地形之利，就是土地的生产也谈不上丰饶，居民的习性因怠惰而自轻自贱，也因傲慢而得意忘形，他们一厢情愿地沉溺于幻想之中，认为臣民的贡金必须永远供养教会和帝国的都城。这种成见难免受到朝圣客的鼓舞，他们不断前来参拜使徒的神龛。教皇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就是圣年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不下于教士的贡献。自从巴勒斯坦沦陷以后，那曾一度被当成礼物赐给十字军的“绝对的恩典”，虽然保留了下来却已经失去了运用的对象，教会最有价值的财富与公共的流通隔绝了长达8年之久。勤奋的卜尼法斯八世调和野心和贪婪的罪恶，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这位教皇有足够的学识来搜集和恢复百年祭的活动，这是罗马过去每个世纪结束时要盛大庆祝的节日。为了毫无危险地测试公众的轻信程度，他适时发表公开的布道演说，非常巧妙地散布一份报告，找出若干年迈的见证人。在公元1300年1月1日那天，圣彼得大教堂挤满信徒，要求在神圣的时刻获得“传统”的恩典。教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感觉到虔诚的群众都已焦急得无法忍耐，他像是被古老的证词说服，承认他们的要求极其正当。他向所有的正统基督徒宣读一篇全面的赦罪文，任何人在这一年中或是在每个类似的时间段内，只要诚心朝拜过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使徒教堂，就都可以获得这份恩典。

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始是从最近的意大利行省，后来是从遥远的匈牙利和不列颠王国，大批朝圣客挤满各地的公路。他们要在这趟劳累和花费不菲的旅程中，洗净他们的罪孽，从军事服役的危险中获得赦免。大家处于同样的心情，已经忘记了地位、性别、年龄或体能方面的差异。然而汹涌的人潮急着去朝拜，在街道和教堂有很多人被踩死。很难估算到来的朝圣客数量，更谈不上精确的数据，一位有心的教士非常清楚，榜样的力量会感染人，使人数被夸大。然而有位明智的历史学家当时在协助有关礼仪的工作，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罗马每时每刻都有外乡人到来，数量从未低于20万人。另外有一位明了实情的人认为，那年外来的总人数是200万人。每个人只要拿出微不足道的奉献，就能聚成一笔皇家的财富，两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日夜站在那里，来不及清点就把抛在圣保罗祭坛上成堆的金银收集起来。非常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年代，即使那年的草料缺乏，旅馆和客栈收费极为昂贵，由于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罗马人贪财的好客精神，面包、酒类、肉和鱼都能源源不绝地供应。在一个没有贸易或实业的城市，发了一笔横财后，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是下一个世代的贪婪和羡慕，看到这个世纪还有遥远的一段时期，只有恳求克雷芒六世提前实施。

和蔼的教皇顺从他们的心愿，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也要为罗马提供一点小小安慰，为了使得日期的变更有充分的理由，在实施时正式命名为摩西大赦年（1350 A.D.）。他的呼吁获得各方的响应，就人数、热情和慷慨而论，都不亚于最早的节庆。但是他们遭到战争、瘟疫和饥馑的三重灾害，很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的城堡受到侵犯，野蛮的罗马人即使主教在场也不受管束，抢劫和杀害了不少外乡人。大赦年的期限一再减缩，变为50年、33年和25年，可能是源于教皇的急躁，没有耐性等待，虽说第二种期限正好和基督在世的年岁完全一致。过度的恩典、新教的反叛以及迷信的没落，大幅降低大赦年的价值。但即使是第19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节庆，对罗马人而言也带来了欢乐和巨大的收获。就是哲学思潮带来的讪笑，对于教士的胜利和人民的愉悦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