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园里早已存在而又生长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之下，对于圣彼得宝座的争夺是经由全民选举制度下的投票、收买和暴力进行的，罗马的圣殿为流出的鲜血所污染。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频繁发生的分裂活动给教会带来无穷的困扰。当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的时候，这种灾祸还只是短暂的局部现象，它的优点已经经过公正或民众偏爱的考验，失败的竞争者不可能长期干扰对手的胜利。等到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间法庭约束的这个原则建立以后，每次神圣教区的空位期，都可能将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论和战事。红衣主教、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主张非常模糊，只会引起争议。选择的自由被一个城市的动乱操控，这个城市不再有最高领导者，即使有也无人服从。在一位教皇逝世时，两个党派到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目和分量、时间的优先级、候选人的优点长处，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遥远的君王对教宗的宝座一直毕恭毕敬，从这些合法的偶像中无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动的始作俑者，完全出于政治的动机，支持和他关系好的教皇来对抗怀有敌意的对手。每位竞争者不得不忍受敌人所施加的侮辱，这些敌人根本不畏惧良心的制裁，用金钱从他的拥护者那里买到支持，这些拥护者完全被野心和贪婪所控制。

亚历山大三世最后废除教士和人民混乱的选举（1179 A.D.），把推选的权利全部移交给唯一的枢机主教团，和平与持续的继承法则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辅祭三个层级完全融为一体。罗马的教区教士在圣秩制度中列为第一位阶，他们是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无差别地选择出来的。他们拥有最富有的教区，获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与他们的头衔和职务非常相称。这些如同元老院议员的正统教会元老，他们是至高无上教皇的助理和使节，身上穿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非常自负地认为与国王处于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荣因成员的稀少显得特别突出。直到利奥十世在位，他们的人数都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样一种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绝一切怀疑和丑闻，彻底消除教会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双重选举，破坏了枢机主教团的精诚团结。但由于通过的票数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选举常因红衣主教的个人利益和情绪产生议而不决的现象，使得他们各行其是的统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现无人领导的状况。

格列高利十世当选之前，曾经出现长达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决心要防止未来再产生类似的滥权行为。他发布的谕令排除一些阻力后，正式成为教规，列入神圣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时间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礼，等待不在教廷的红衣主教到达。第10天每人带着一个仆从被关入一个普通的大厅，或者称为秘密会议室。这个厅堂没有墙壁和布幔加以隔间，必需的物品从一扇小窗送进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门户全部紧锁，由城市的行政官员把守，不容许他们与外面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选举没有在3天之内完成，原来丰盛的饮食会减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后只供应面包、水和酒。红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动用教会的岁入，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职权。选举人之间任何协议和承诺都正式宣布为无效。他们的忠诚要用庄严的誓言和正统教会的祈祷来加强，有些不易执行或更为苛刻的条款已经逐渐放松，但是禁闭的原则始终被严格执行，没有改变。他们还受到催促要考虑个人的健康和自由，尽快选出教皇。使用选票或无记名投票的改进办法，能够用仁慈和礼貌的丝质面纱，掩盖秘密会议的激烈竞争。

在推行这些制度以后，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他们正好处于粗野和不稳的自由所带来的狂热之中，对于失去珍贵无比的特权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恢复了奥托大帝的先例。在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后，罗马人民全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罢黜，继承人选出以后，经过全民的同意和欢呼加以批准。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项新的法规，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在两天行程之内，要是他经过3次召唤没有返回，这位公仆便会受到降级或免职的处分。但是刘易斯忘记了他的实力很虚弱以及那个时代的偏见，只要超过日耳曼营区的影响范围，他这位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罗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来的人物，这位僭用教皇名号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饶，而红衣主教的权威也因这种时机不对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

要是教皇的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肆意践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人不在教廷时，神圣的原则已经被罗马人遗忘，事实上他们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项规定，教皇也没有将常用的住处安置在这座城市和教区。关怀这样的教区远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来得重要，教皇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也会感到难堪：他的权威受到反对而个人处于险境。他们从皇帝的迫害和意大利的战争中，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法兰西友善的怀抱之中。在罗马动乱时他们基于审慎的考量，撤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以及邻近的城市，在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度过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贫时，就会用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召回，说圣彼得并没有将他的宝座安置在偏僻的村庄，应该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胁：罗马人要武装起来进军，去摧毁那些胆敢供应庇护所的地点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听命返回，沉重的债务和账单在迎接他们，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损失，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采购以及在宫廷服务的仆人和客卿的各项费用。经过短暂的和平或有力的统治以后，他们再度被新的动乱驱离，然后又被元老院专横或尊敬的邀请召回。在这些不时出现的撤退行动之中，梵蒂冈的流亡人士和难民很少离开都城过远或是过久。

但是在14世纪初叶，使徒的宝座似乎永远从台伯河畔搬到了罗讷河两岸，迁徙的原因在于卜尼法斯八世和法兰西国王的惨烈斗争。革出教门和停止教权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个政治团体的联合以及高卢教会的特权击退，但是教皇尚未准备好要面对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胆加以运用。当教皇住在阿纳尼时，丝毫没有感到会有危险发生，他的宫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骑兵的突击，这些部队是诺加里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纳在暗中征召人马编成。前者是一位法兰西的大臣，后者是罗马高贵而怀有敌意家族的成员。红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纳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无畏的卜尼法斯独自一人没有保护，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议员，等待高卢人的刀剑加身。一个外国的敌对分子诺加里特愿意执行主子的命令，由于科隆纳要发泄国内的私愤，教皇受到言语的侮辱和殴打，在遭囚禁的3天时间里，顽固的态度使他们大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出现奇特的拖延状况，使得教会的拥护者获得时间也增加勇气，把他从亵渎神圣的暴行中拯救出来。他那傲慢的心灵受到致命的伤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报复，竟然在罗马亡故。贪婪和骄纵这些引人注目的恶行使他死后的名声受到玷污，空有成为殉教者的勇气也无法让教会的斗士获得圣徒的荣誉。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代编年史的评论），像狐狸一样篡夺，像狮子一样统治，像土狗一样死去。性格极其温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继承他的职位，仍然将菲利普邪恶的密使逐出教会，并且用令人战栗的诅咒加诸阿纳尼这个城市和居民，产生的后果在迷信者的眼中还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