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的机器价格不菲，普通的百姓根本无力承担。于是，昔日独立作业的手工匠们，如今只好放弃曾经的小作坊，到那些拥有机器的工厂里工作。尽管他们赚了更多的钱，但是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种情形让他们闷闷不乐。

过去，独立的手工业者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几乎可以制作当时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作坊里，自由自在，可以任意呵斥学徒，可以在行会规定的范围内随意经营业务。他们生活俭朴而勤恳，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劳动，但所幸的是他们享有自由，可以任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某天当他们醒来时，发现那天天气不错，非常适合钓鱼，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去钓鱼，而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

机器的出现，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看得深入一点就会发现，机器虽然神奇，其实质还是工具，无非功用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每分钟奔驰一英里的火车，其实就是快速奔跑的腿；能够砸扁铁板的蒸汽锤，无非是力气大得出奇的拳头。

问题的关键是，一双好腿、一对有力的拳头，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而火车、蒸汽锤或纺织机却没有这么容易了。它们价格不菲，通常只属于一些有钱人，普通人则被远远地排斥在外。甚至那些有钱人，他们有时也是合资才能购买机器，然后按照投资的比例分享利润。

机器逐步改进，当它投入到生产领域，可以用来谋取利润之时，机器的制造商便开始为它寻找买主，希望他们能用现金支付。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就象征着财富。所以，拥有土地的贵族被认为是有钱人。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当时的社会流行物物交换，牛可以换马，鸡蛋可以换蜂蜜，所以贵族的手上并没有积累起大量的金银。十字军东征期间，城市自由民利用东西方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他们日益强大起来，逐渐成为与贵族和骑士相抗衡的强大力量。

贵族的财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彻底清空，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财富却大大增加。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处处爆发起义，许多中产阶级人士趁火打劫，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国民公会没收了教会的地产，然后公开拍卖，由此而导致贪污贿赂的风气盛行一时。利用这个机会，土地投机商盗取了大量的珍贵土地。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又将资本投入到粮食和军火上，做起了投机贸易。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当数目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他们用手头闲置的金银购置了机器，开办起工厂，雇用工人来为自己干活。

机器工厂的出现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在短短数年里，城市的人口迅猛增长。城市市民曾经生活的幸福家园，如今充斥着各种各样肮脏、丑陋的工人宿舍。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十一二个甚至十三个小时，然后回到宿舍稍微休息一会儿。汽笛一旦响起，他们就急忙奔回工厂。

城市的郊外和乡村地区的人们听说在城里能赚大钱，于是纷纷拥入城市。那些不幸的人们，早已习惯了乡村的田园生活。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布满烟尘的肮脏车间里，迅速地拖垮了自己原本健康的身体，结果在医院或贫民院里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也是一个剧痛的过程。既然一台机器能抵得上一百个工人，那肯定有九十九个工人被迫失业。失业工人对工厂充满仇恨，因此袭击工厂、烧毁机器的事情就经常会发生。可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经出现了，工厂主们的损失通常能得到赔偿。

工厂

旧机器被砸坏后，马上被代之以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工厂四周也竖起了防暴的高墙，骚乱终于停止了。随着古老的行会的消失，工人们试图组织新式的正规工会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工厂主们凭借自己的财富，对各国的政要施加影响。他们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因为工会会妨碍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这些通过禁止组织工会法律的国会议员绝对不是贪婪无知的昏官，他们都是大革命时代的子民。在那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里，人们甚至会因邻居不够“热爱自由”而将他杀死。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美德，那就不应该由工会来决定工人该工作多少小时，该要求多少工资。工人们随时都应该“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必须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生意。由国家规范整个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正在结束。“自由”的新观念认为，国家应该完全站到一旁，让商业按自己的规律发展。

在18世纪的后五十年，欧洲人对知识与政治不再信任，并以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代替了古老的经济观念。法国革命的前几年，杜尔哥，即路易十六几个不成功的财政大臣之一，曾宣扬过“自由经济”的新理论。他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繁文缛节，太多规章制度，以及太多官僚试图实行的太多法律。他深知其中的弊端。“取消政府监管，”他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切才会好转。”不久，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就成为口号，吸引了当时的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英国人亚当·斯密正埋头创作的《国富论》，再次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摇旗呐喊。三十年后，即拿破仑倒台之际，欧洲的反动势力齐集维也纳。于是，人们在政治关系上没能获得的自由，被强加到经济生活中。

在这一章开头我就讲过，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益处，它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可以使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承担起拿破仑战争的全部费用。资本家（出钱购买机器的人）赚取了超出想象的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增长，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他们试图与那些迄今仍能对大多数欧洲政府施加影响的土地贵族展开争夺。

英国议会议员的产生依然依据1265年的皇家法令，大批新出现的工业中心在议会中没有代表。1832年，资本家们促成了《修正法案》的通过。它变革了选举制度，使工厂主阶级对立法机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过，这却引发了数百万工人的极大不满，因为在政府中他们根本没有发言权。工人们开始发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写在一份文件上，它后来被人们称为《大宪章》。关于这份宪章的争论日益激烈，可是争论尚未结束，1848年革命就爆发了。由于害怕爆发新的激进革命，英国政府任命年逾八旬的惠灵顿公爵为军队指挥官，并开始招募志愿军。伦敦被层层包围，准备镇压即将到来的工人革命。

由于领导者的无能，英国宪章运动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用“资产阶级”一词，鼓吹社会新秩序的信徒已经把它用滥了）逐渐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力。而那些大城市的工业区，则继续吞噬着大片牧场和麦地，将它们逐一变为肮脏的贫民窟。在每个欧洲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都伴随着这些贫民窟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