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点燃的民族独立热情，是不可能被轻易扑灭的。南美洲人率先同维也纳会议的反动统治作抗争，紧接着，希腊、比利时、西班牙等许多国家也纷纷加入了抗争的洪流。19世纪，到处沸腾着人们向往独立的呼喊。

“如果在维也纳会议上，人们选择了如此这般的政策，而放弃了那样的政策，那么欧洲19世纪期间的历史可能会和现在迥异吧。”话虽如此，但根本没有意义。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们，是些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人，长达二十年的恐慌与战乱的体验让他们永生难忘。他们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才聚集起来的，并坚信这正是人心所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动派”。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他们以自认为最合理的方式重排了欧洲版图。他们失败了，但这不能因此而归咎于他们用心险恶。总之，他们大多比较保守，年轻时候的美满生活让他们颇为怀念，因而总是盼望着能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然而，他们没能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他们的不幸，但远远够不上罪恶。法国革命告诉世界一个真理，即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主权。

拿破仑一生无畏无惧，也不懂得给予别人尊重。他对待一切事物都态度冷漠，对民族与国家也毫无热情。而革命爆发之初，有些将领曾四处宣称：“民族的划分，与政治边界、外貌体型的关系不大，它只和人的心灵密切相连。”他们要求法国孩子从小就树立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意识，当然这同样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回顾自己民族的伟大性。不久，这些卢梭的信徒们开始深信古人具有更为优越的德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旧账，在古老封建城堡的废墟之下开始挖掘，找到了自己伟大种族的尸骸，然后他们就自称是这些伟大祖先的后裔。

19世纪上半叶，历史考古发现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各种有关中世纪历史的零散资料，以及早期中古编年史，陆陆续续地被整理出版。无论在哪个国家，历史发现的成果，往往都能让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这些感情产生的基础，却是一些被误解了的史实。然而出于政治的考虑，事物本身的真假已经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人们是否真的相信。可是，谁又愿意不去深信呢？祖先的伟大而辉煌，是多么让人引以为豪啊。

然而，不幸的维也纳会议却忽视了人们的民族情感。会议首脑们的眼睛紧盯着几个重要王朝的利益，并以此为根据重划了欧洲版图。至于“民族感情”，却被无情地列入了禁书，与所有危险的“法国教义”待在一起。

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却不会尊重任何会议。或许是某种原因（可能是历史规律，但至今还没有学者给出定论）使然，“民族独立”似乎是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趋势。谁要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其结局就会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思考一样，徒劳无获。

奇怪的是，第一场麻烦的诞生地竟然是在南美，一个远离欧洲的角落。当年，西班牙疲于应付拿破仑，这使得它的南美殖民地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后来，西班牙国王被拿破仑俘虏，忠诚的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支持他。甚至在1808年，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的时候，他们还拒绝服从。

事实上，美洲地区只有一块地方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那就是海地岛——哥伦布首航的抵达地。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的博爱心突发，竟然宣布将白人的特权同样赋予海地的黑人。可他们出尔反尔，没过多久就试图收回承诺。这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此后，杜桑·卢维杜尔带领着海地黑人，与拿破仑的姐夫勒克拉克将军展开了多年的战争。1801年，勒克拉克邀请杜桑前去讨论议和，并信誓旦旦地说，和谈期间确保杜桑安全。杜桑没有料到他的白人对手会不遵守诺言，他应邀前往，结果却被送上了法国军舰，不久便惨死狱中。但海地黑人的独立已经势不可当，他们成功地创建了共和国。顺便提一下，在南美的第一个伟大爱国者试图挣脱西班牙的统治时，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出生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到访过巴黎，并目睹过革命时代的政府行为。此后，他还去了美国，然后返回故乡。当时，对宗主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笼罩着委内瑞拉。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为一名革命将领。可是，起义在两个月内就被镇压了，玻利瓦尔被迫出逃。

此后五年间，玻利瓦尔没有放弃，始终坚持领导着这个希望渺茫的革命事业。为了革命，他捐献了个人的所有财产。后来，幸亏得到了海地总统的鼎力相助，他才在最后一次远征中大获全胜。之后，争取独立的抗争此起彼伏，迅速波及整个南美。于是，无能为力的西班牙殖民者只好向神圣同盟求助。

形势的发展引起了英国人的忧虑。如今的英国船队已经占据了当年荷兰人的位置，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运输队。在他们看来，南美人的独立战争意味着丰厚的利润，是个不容错过的良机。因此，他们希望美国能够阻止神圣同盟插手。可是在美国，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没有干预西班牙事务的打算。

关键时刻，英国更换了内阁，乔治·卡宁由新上台的托利党任命为国务大臣。他暗示美国政府，如果他们愿意反对神圣同盟，阻止神圣同盟参加南美叛乱的镇压行动，那么英国将倾其海上力量加以支援。于是，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神圣同盟试图在西半球扩张势力的任何举动，都将被美国视为对其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甚至还强调道：“神圣同盟的此类举动，将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公然表示。”四周后，英国报纸刊载“门罗主义”全文，迫使神圣同盟不得不慎重考虑。

梅特涅犹豫了。仅从个人角度，他倒很想冒险试试美国的实力（自1812年美英战争后，美国的海陆军就一直被忽略了）。但是，卡宁的挑衅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的麻烦，使得他被迫搁置了神圣同盟的远征计划。南美及墨西哥赢得了独立。

下面，我们说说欧洲大陆来势迅猛的麻烦。1820年之后，神圣同盟一直忙于维护欧洲和平，不是将法国军队派往西班牙，就是将奥地利军队派往意大利。当时，意大利正在为统一而努力。“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组织）的大肆宣传，最终引发了起义，反抗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

坏消息也频频从俄国传来。亚历山大刚一去世，圣彼得堡的革命就爆发了。这场短暂而血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指1825年12月（俄历）俄国反沙皇专政制度的起义。

，导致了大量杰出的爱国者被绞杀——他们对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统治不满，希望实行立宪政府制。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起义接二连三，让梅特涅颇为不安，为了确保欧洲各宫廷的继续支持，他在亚琛、特罗堡、卢布尔雅那，最后在维罗纳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各国代表欣然前往这些惬意舒适的海滨胜地（它们是奥地利首相的避暑之地）。他们的承诺始终未变，竭力镇压起义，但没有成功的把握。骚动的情绪开始变得难以控制，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岌岌可危。

在巴尔干地区，真正的大麻烦被最早引发。从古至今，这里就是蛮族入侵的必经之地，是西欧的一个门户。最先爆发起义的是摩尔达维亚。这里在很久以前，本来是古罗马的达西亚省，大约在3世纪的时候，它从罗马帝国中脱离出来。此后，摩尔达维亚就成了“失落之地”，就像消失的亚特兰第斯一样。当地居民仍旧用古罗马语言交流，自称为罗马人，连国家也被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希腊人——年轻的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王子，领导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本以为可以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但是，梅特涅的特使很快就到了圣彼得堡，用“和平与稳定”的理论说服了沙皇，使他放弃了对罗马尼亚的援助计划。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伊普西兰蒂被迫逃往奥地利，过了长达七年的监狱生活。

同样是1821年，希腊也发生了暴乱。希腊的地下爱国组织早在1815年就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事发在摩里亚半岛（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计划周详，趁土耳其人不备，赶走了他们在当地的驻军，然后宣布独立。土耳其人的回击方式一如既往，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主教——希腊人和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并将他绞死在1821年的复活节。为了报复，愤怒的希腊人屠杀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里莎的所有穆斯林。土耳其人立即回敬，以牙还牙地袭击了俄斯岛，两万五千名基督徒被屠杀，四万五千人被卖为奴。

接着，希腊人向欧洲法庭请求援助，却遭到梅特涅的阻止，并且毫不客气地声称，这是“咎由自取”（在此我并不想隐喻什么，而是直接引用了首相写给沙皇的信：“暴乱之火应该任其在野蛮地区自生自灭。”）。欧洲封锁了所有通往希腊的道路，阻止志愿者们援救希腊。希腊的独立梦想眼看就要破灭了。而另一方面，埃及军队在土耳其人的请求下登陆摩里亚。不久，雅典卫城之上又重新飘扬起土耳其的国旗。埃及军队驻扎下来，并采用“土耳其方式”维持秩序。梅特涅默默地注视着一切，静静等待着“破坏欧洲和平的举动”偃旗息鼓的一天。

又是英国人，再一次破坏了梅特涅的计划。英国有着广袤的殖民地、巨大的财富，以及所向披靡的海军，但这些都不是英国人最骄傲的地方，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心中坚毅的英雄主义和独立精神。英国人循规蹈矩，因为他们知道尊重他人是文明之不同于野蛮的所在，但他们也决不允许别人来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他们如果认为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就会挺身而出，直言不讳。而政府也懂得尊重他们，尽全力地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因此任何正义的事业，无论相距多么遥远，无论是否寡不敌众，总会有英国人坚定地追随其后。总之，作为普通人，英国人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专注于手头事务，很少有闲暇去关注不切实际的“冒险游戏”。但对于那些不顾一切奔赴亚非、为弱小民族而战的邻居，他们会抱以十二分的钦佩。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他们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孩子。

这种民族特性扎根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1824年，拜伦勋爵扬帆出海，向南而行，直奔希腊去援助那里的人民。这个年轻而富有的英国人，曾以自己的诗歌让全欧洲为之潸然泪下。三个月后，一个消息震惊了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了，死在希腊的最后一块营地米索龙吉。诗人英雄式的死亡，点燃了欧洲人民的想象之火。援助希腊的组织在各国纷纷成立。在法国，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法夷特四处宣传希腊人的处境；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军官前往希腊。米索龙吉的饥民在送走了英雄之后，迎来了源源不断的补给。

在成功摧毁了神圣同盟的南美干涉计划之后，乔治·卡宁顺利地当选为英国首相。这时他发现，打击梅特涅的良机又来了。英国与俄国的舰队早已等候在地中海，因为人民对希腊事业的热情已经无法再压制。法国的舰队也不甘示弱，因为自十字军东征之后，法国就一直夸口要捍卫基督教信仰。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三国联军彻底击垮了土耳其海军。很少有战役的捷报能得到如此热烈的欢呼——在西欧和俄国，人民没有丝毫自由，只有通过对希腊人为自由而战的想象，安慰自己被压抑的情感。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1829年，希腊正式独立。这也等于宣告了“稳定”政策的再次流产。

本书的篇幅有限，想要尽述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肯定是不现实的。关于这个题目，单单是优秀的书籍就已出版了无数。在这里，对希腊人民的起义之所以不吝纸墨，是因为它意义特殊，是对“维护欧洲稳定”反动阵营的首次成功突破。尽管反动堡垒依然矗立，梅特涅也依然在竭力经营，但他们的末日就快来临了。

接下来是法国。波旁王朝掌权后，为了彻底摧毁革命成果，竭力实行着控制森严的警察制度，完全无视文明与战争的法则。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可怜的法国人民在“和平生活”的压迫下忍受了九年，饱尝的痛苦要远甚于帝国的十年。如今路易终于走了，迎来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十八是波旁家族的一分子。这个家族的成员大多无才无德，但记忆力却非常好。不幸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住在哈姆镇的路易十八是在一个清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经历的所有情景就永远停留在他的记忆里。这些记忆时刻警示他，君主如果不能认清时势，下场将会非常悲惨。但查理却不同，他挥霍无度，毫无节制。他在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背上了五千万法郎的巨额私人债务。他同样一无所长，却连教训也记不住，而且固执地不想有任何长进。他刚继任王位，就迅速建立了一个“教士所建、教士所有、教士所享”的新政府。提出这一评论的是英国的惠灵顿公爵，而他还不是什么激进自由派。由此可见，查理的统治方式让人厌恶至极，甚至那些笃信法制的人也无法忍受。查理任性妄为，封锁敢于批评政府的报刊，甚至解散支持舆论的议会。这时，他已经来日无多了。

1830年7月27日晚，巴黎革命爆发。同月30日，国王一直逃到海边，然后乘船流亡英国。“十五年的闹剧”终于滑稽地谢幕了，波旁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实在是愚不可及。此时的法国本可重建共和制，但梅特涅没有点头。

局势已经相当危险。法国境内四溅的反叛火星，点燃了另一场民族冲突的战火。新尼德兰王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比利时人与荷兰人的性情相去甚远，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叔叔的后裔）尽管非常刻苦，全身心地处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不够灵活，又缺乏谋略，无法使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尽弃前嫌、和睦相处。法国革命之际，大批逃亡的天主教士涌入比利时。信奉新教的威廉无论怎么做，都会招致群情激愤，甚至被指责为对“天主教信仰自由”的一次新的进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抗荷兰当局的群众起义。两个月后，比利时宣布独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科堡的利奥波德被推上了王位。两个硬被撮合在一起的民族终于分开了，从此各奔前程。不过此后，它们一直和睦相处，就像彬彬有礼的邻居一样。

那时，欧洲的铁路为数不多，里程也不长，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比较慢。但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成功的消息刚刚抵达波兰，就立刻引发了波兰人反抗俄国统治者的激烈战争。俄国人获得了绝对胜利，他们以众所周知的俄国方式，“确立了维斯瓦河沿岸的统治秩序”。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任了沙皇的宝座。对于从家族继承而来的、神授的波兰统治权，他深信不疑，也决不放弃。在俄国，神圣同盟的原则仅仅是一张废纸，被迫流亡西欧的千万波兰人民就是铁证。

意大利也在劫难逃。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斯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但她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离开了拿破仑。这一次，突然涌起的革命浪潮，把她驱逐出了国境。激愤的教皇国民们本来打算建立共和制国家，可是奥地利军队迅速让一切恢复了旧貌。梅特涅依旧端坐在普拉茨宫——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大臣的住所，秘密警察复归原位，“和平秩序”再次得以维护。直到十八年后，一次更为成功的努力，才使欧洲人民彻底摆脱了维也纳会议的可恶枷锁。

法国，这座欧洲革命的总风向标，再次率先发出了革命的信号。查理十世之后，路易·菲利普接任法国国王。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奥尔良公爵——他曾经支持雅各宾派，并以决定性的一票判处了路易十六的死刑。在大革命初期，他起过重要作用，享有“平等·菲利普”之称。后来，在罗伯斯庇尔清洗革命队伍、肃清“叛徒”（与他意见不合者）期间，奥尔良公爵被杀害。路易·菲利普被迫逃亡，从此四处流浪。他当过瑞士中学教师，也曾探索过美国的“遥远西部”，拿破仑失败之后才重返巴黎。他比愚蠢的波旁表兄们要聪明很多，而且生活俭朴，常常夹着把红伞在巴黎的公园散步，并像所有的慈父那样带着一群孩子。可惜法国已经不再需要国王了，路易直到1848年2月24日才明白这一点。那天清晨，一大帮群众拥进了杜伊勒宫，赶走了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

维也纳得知了巴黎事件的消息。对此，梅特涅不屑一顾地说，这仅仅只是1793年的重演。其结局就是盟军再次进军巴黎，结束这场闹剧。可是两周之后，奥地利的首都也爆发了起义。梅特涅从后门开溜，躲开了怒不可遏的民众。斐迪南皇帝被迫颁布了新宪法，过去三十三年间竭力压制的那些革命原则，占据了新宪法的绝大部分篇幅。

这次的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匈牙利举起了独立的大旗。路易·考苏特带领着匈牙利人民，打响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在这次较量中，双方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勇敢的匈牙利人民还是坚持了一年多。最后，保守势力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的援助，他们派了军队越过了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保全了匈牙利的君主制。随后，哈布斯堡王室就成立了专门军事法庭，开始着手铲除许多曾经让他败北的匈牙利革命者。

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民众发动了独立起义。他们撵走了国王，并宣布脱离那不勒斯。教皇国的首相罗西被杀。惊慌失措的教皇被迫流亡在外，一直到第二年，才在一支法国军队的保护下重返故乡。此后，这支军队就一直驻扎罗马，保护教皇免遭民众的袭击。直到1870年，军队才撤离教皇国，奔赴法国抵抗普鲁士。罗马最终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在意大利半岛的北部，米兰和威尼斯相继掀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者之战，并取得了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援助。但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在老拉德茨基的率领下，迅速插入波河谷地，并在卡斯托扎和诺瓦拉附近的战役中，成功击溃撒丁军队。阿尔伯特被迫将王位传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不久，伊曼纽尔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首任国王。

1848年的大动荡，在德国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示威活动。人们纷纷要求政治统一，政府推行代议制。在巴伐利亚，国王正全身心地沉迷于一位爱尔兰女子——她自称是西班牙舞蹈家（即罗拉·蒙特兹，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被愤怒的大学生推下了王位。普鲁士国王则被迫在巷战死难者的灵柩前脱帽致哀，并答应组建立宪政府。1849年3月，全国各地的五百五十名代表齐集法兰克福，召开德国议会。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被推举为统一德国的皇帝。

不久后革命势头开始向反方向发展。无能的斐迪南退位，由侄子弗兰西斯·约瑟夫继位。奥地利军队受过严格训练，对战争头子忠贞不渝。革命者屡遭残害。哈布斯堡家族凭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奇特本性，重新振作起来，并迅速巩固了东西欧的霸主地位。他们凭借灵活的外交将国际事务玩弄于股掌，充分利用德意志国家的相互戒备之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登上皇帝宝座。经历过磨难的哈布斯堡家族，知道该如何忍耐，如何静候良机。那些自由派在政治上毫无经验，整日只会夸夸其谈，或者四处演说。他们全然不知，奥地利的军队正在暗中策划，等待着突袭的良机。法兰克福议会被驱散，已经丧失生命力的德意志联盟——维也纳的产儿——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法兰克福议会中，遍布着充满幻想的爱国者。但是，一个叫俾斯麦的普鲁士人却与众不同，喜欢闭口静观倾听。他深知（每个做实事的人都知道）实际行动胜于一切，而空谈将一事无成，并且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投身祖国事业。他接受过传统的外交训练，处事精明而世故，能随心所欲地蒙蔽对手，对于散步、喝酒、骑马等外交手腕也驾轻就熟。

俾斯麦坚信，成为欧洲霸主的唯一之路，就是将四散的德意志联盟变成一个统一的强国。俾斯麦成长于封建时代，具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忠诚服务者，希望它能取代无能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个国家。为实现这一理想，第一步就是要削弱奥地利势力。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必须为此精心准备。

那时，意大利已经取得了独立事业的成功，彻底脱离了奥地利人的魔掌。这主要归功于三位杰出人物：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其中，加富尔原来是个工程师，戴着近视眼镜，思路清晰而严密，起着政治导向的作用。由于奥地利警察四处捕杀革命者，马志尼则整日躲在欧洲各地的阁楼里。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当仁不让地承担着政治宣传的任务。加里波第最富有传奇色彩，他率领着一群火红的勇士，点燃了意大利人民的革命热情。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本来比较倾向于共和制，而加富尔则拥护君主立宪。当时大家都非常相信加富尔，他政治才能突出，又一直控制着革命方向。于是，大家采纳了加富尔的建议，放弃了为祖国争取更大自由的雄心壮志。

加富尔拥护意大利的撒丁王族，就如俾斯麦对霍亨索伦家族忠心耿耿一样。为了迫使撒丁国王担当重任，领导伟大的意大利统一事业，加富尔制订了严密的步骤，手段巧妙而慎重。对加富尔的计划大大有利的是欧洲其他地区的混乱状态。其中对意大利独立最有利的一位就是它的老邻居法国。

法国似乎注定命途多舛，1852年11月，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又倒台了。当然，这也并没有让人觉得意外。帝国重新建立，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子、伟大的拿破仑之侄——拿破仑三世登上王位，并自称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许和人民的拥戴”。

马志尼

拿破仑三世年轻时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因而他说法语时总夹杂着难听的条顿口音（正如拿破仑一世始终没有摆脱意大利口音一样）。他竭力宣扬拿破仑的传统，试图以此来稳固自身的地位。但是他处事不够圆滑，得罪了很多人，因而对是否能顺利登上王位不免有些担心。当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臣已经对他有了好感，这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欧洲的其他君主，则总是摆着一张傲慢的面孔；他们还常常聚集在一起，构想一些鄙视这位暴发“兄弟”的新花样。

为了摆脱这种充满敌意的处境，拿破仑三世只好积极地寻求出路，选择恩惠，或者选择武力。在法国百姓眼中，“战争荣誉”依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深知这一点的他，决定试试运气，为王位赌上一把。既然无论多少都要下赌注，不如干脆押上整个帝国的命运。他以俄国攻击土耳其为借口，挑起了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双方分别是支持土耳其的法英联军和支持苏丹的俄国。可是，这次冒险并不成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收获寥寥，几乎没有得到多少荣誉。

尽管如此，克里米亚战争毕竟还是做了一件好事。撒丁国王利用这个机会，加入了胜利的一方。战争结束后，加富尔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

这位聪明的意大利人充分把握了局势的有利时机，提高了撒丁王国的国际地位。接着，在1859年6月，他挑起了撒丁的对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得到法国的支持，于是，加富尔用萨伏伊和尼斯城贿赂了拿破仑三世。在马干塔、索尔非里诺战役中，法意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次战役中，意大利收获颇丰，统一的意大利版图上又新加了一些奥地利行省和公国。一开始，意大利定都佛罗伦萨。1870年，驻守教皇国的法军刚一离开，意大利人就踏入了古老的罗马城。随后，撒丁王族入住古老的昆里纳宫——某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而成的。

失去了罗马的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躲进了梵蒂冈的高墙。自从1377年那位古代教皇从流放地亚威农归来后，梵蒂冈就一直是教皇的住所。对于意大利人抢占罗马的行为，教皇先是大声加以斥责，赢得了许多天主教徒的同情，接着他广发求助信，但是附和者寥寥。此后，教皇开始逐步脱离世俗事务，将全副身心用以关注精神问题。超越了政客纷繁的世俗之争，教皇的地位反而更加高贵，教会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今，教会已经是一股有利于社会与信仰进步的国际力量，而教皇也能更为深刻地认清当今社会的种种经济现状。

意大利脱离了奥地利而独立，维也纳会议的“稳定”梦想被打破了。

德国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大迁移，使得一大批年轻力壮、头脑灵活的德国人移民去了美国、巴西及亚非地区。未竟的事业流传下来，如今来接管的是另一批截然不同的德国人。

德国议会倒闭，自由派创建统一国家的梦想破灭。后来，法兰克福新议会召开，与会的奥托·冯·俾斯麦——我们前面提到过——代表了普鲁士。现在，他已如愿地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完全信任，这就足够了。至于普鲁士议会或人民对他的意见，根本不在他关心的范围内。自由派失败的教训，使他明白只有战争才能真正解决摆脱奥地利的问题。为此，他开始了筹备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加强普鲁士军队的实力。他一旦打定了主意，就再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种独断独行的态度使得他与议会不和，议会拒绝提供资金。对此，他根本不屑于去争论。他抛开议会勇往直前，凭借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及国王提供的资金，积极扩军备战。然后，他开始寻找机会，用以点燃德国人民的爱国激情。

德国北部有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一直深陷在麻烦的泥淖之中。两国不在丹麦的版图之内，却一直由丹麦国王统治，而且杂居着丹麦人和德国人。可想而知，这将会引发多少麻烦。我并非有意要在这里旧事重提，最近的《凡尔赛和约》似乎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在当时，这两国的民族矛盾尖锐，不是德国人大声责骂丹麦人，就是丹麦人极力维护自己的传统。一时间，这个问题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在德国，男声合唱团、体操协会倾听着“被遗弃兄弟”的煽情演说，内阁大臣开始调查问题的根源所在。而这时，普鲁士已经采取行动了，开始动员军队去“收复失去的国土”。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奥地利身为德意志联盟的传统首领，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哈布斯堡的军队与普鲁士军队联合起来，一起开进了丹麦，占领了这两个公国。丹麦国小势微，又得不到他国的援助，丹麦人只好独自承受命运了。

紧接着，俾斯麦开始帝国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了。他以分赃不均为由，挑起对奥矛盾，愚蠢的哈布斯堡王室一头扎进了陷阱。俾斯麦及其忠实将领们组建的新普鲁士军队挺进波西米亚，在短短六周的时间里，就将奥地利军队摧毁在萨多瓦、科尼西格拉茨，打开了通向维也纳的道路。然而，俾斯麦不想做得太过分，不想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树敌太多。于是，他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提议，只要他们放弃德意志联盟的领导地位，议和将是非常体面的。但对于那些支持奥地利的德意志小国，俾斯麦毫不手软，将它们全部归入普鲁士版图。这样，德意志的大部分北部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北德意志联盟。普鲁士自然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的领袖。

俾斯麦一系列的德国统一行动，震惊了整个欧洲。英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而法国则大为不满。人民对拿破仑三世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代价惨重的克里米亚战争，没有让他们看到希望中的荣誉。

1863年，拿破仑三世再度冒险。他以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迫使马克西米连的奥地利大公登上了墨西哥的王位。可是美国内战以北方胜利而告终，拿破仑三世的这次努力再次面临失败的结局。法军在华盛顿政府施加的压力下，只得无奈地撤离墨西哥。墨西哥人民摆脱了压迫，抓住机会彻底清扫敌人。那位不受欢迎的、不幸的外来国王被枪杀了。

局势已经非常糟糕，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再找机会。北德意志联盟迅速发展，很快就会对法国构成威胁。于是，拿破仑三世想，对德战争也许可以试一试。于是他开始寻找借口，而饱受革命之苦的西班牙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

当时，西班牙恰逢王位后继无人。本来，西班牙想让霍亨索伦家族中信奉天主教的成员接任国王。但由于法国政府的极力反对，霍亨索伦家族便礼貌地回绝了。这时，拿破仑三世的心理已经显得有些不正常，这可能是受他的漂亮妻子欧也妮·德·蒙蒂纳的影响。欧也妮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的女儿，一位驻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美国领事威廉·吉尔克帕特里克的孙女。欧也妮尽管天资聪颖，却和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缺少教育。她受到宗教顾问的任意摆布，对普鲁士信奉新教的国王丝毫没有好感。“要勇敢。”王后对她的丈夫说，可她却省略了普鲁士这句著名格言的后半句。格言告诫英雄，“要勇敢，但绝不鲁莽”。对自己军队信心十足的拿破仑三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保证，“绝不允许有霍亨索伦王室的成员登上西班牙王位”。由于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放弃了这一荣耀，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显得多此一举。俾斯麦将国王的允诺如实告知了法国政府，可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

1870年在艾姆斯胜地，普鲁士的威廉国王正在游泳。法国外交官在那里觐见了国王，又想再次讨论西班牙问题。国王愉快地回答道，今天天气真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了，没必要再多费唇舌。这次会面的情况被例行公事地电汇给了负责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为了便利普鲁士和法国的媒体报道，俾斯麦对这则电报进行了“编辑”——他为此而遭到指责，但他辩解道，自古以来，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所有文明政府的特权。当这则经过“编辑”的电报发表后，柏林善良的民众觉得，那位矮小而傲慢的法国外交官戏弄了他们满头鹤发的可敬国王；而巴黎的善良百姓同样火冒三丈，因为他们儒雅有礼的外交大使竟然受到普鲁士皇家的当面侮辱。

战争在所难免。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激战，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沦为了德国人的阶下囚。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第三共和国随之建立。新建的政府带领法国人民保卫巴黎，抵御德国的入侵。虽然经过了五个多月的顽强抵抗，巴黎还是没能逃脱沦陷的命运。就在占领巴黎的十天前，普鲁士国王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德国的强敌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礼炮轰天齐鸣，仿佛在告诉饥饿的巴黎市民，一个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了，古老、弱小的条顿公国联盟已经成为过去。

德国问题就这样收场了。1871年底，距离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六个春秋，会议的所有成果被彻底消灭。梅特涅、亚历山大、塔列朗本想给欧洲人民带来持久而稳定的和平，可结果战争却始终没有停止。18世纪的“神圣兄弟之情”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时代，它的影响波及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