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城市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

现代人对“大”这个词情有独钟。我们总是自豪于居住在全世界“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一支“最大”的海军，盛产“最大”的橙子和土豆。我们酷爱那些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连死后都希望被葬在“最大”的墓地里。

古希腊人如果知道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偏好肯定会以为我们在发疯。他们在生活中遵从一种“适度”的理性原则，对数量的巨大和规模的庞大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古希腊人对适度的追求并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渗透在实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适度原则体现在他们文学作品的每一个章节里，体现在精巧完美的神庙建筑上，体现在男男女女的穿着打扮上，体现在众人喜闻乐见的戏剧里——如果有哪个剧作家胆敢违反适度原则而在作品中营造奢靡的场面，将立刻遭到观众的唾弃。

古希腊人甚至要求政治家和运动员也严守适度准则。曾经有一位彪悍的长跑手来到古希腊的斯巴达城，向众人吹嘘说他单脚站立能够比任何希腊人都站得更加长久。希腊人哄笑着把他赶出了斯巴达，他们诘问道，若论单脚站立，谁能站得比一只普通的鹅更加长久？

你或许会说：“适度与节制对人类而言可是一种美德啊。但在古代世界里为何单单只有古希腊民族培育和发展了这种美德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从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说起。

埃及或两河流域的神秘统治者总是住在院墙林立、护卫森严的宫殿里面，平常老百姓作为“臣民”与统治者距离遥远，恐怕一辈子都无从得见。而古希腊却有上百个小型“城邦”，城邦人口最多也就和现代一个小村落相当，而希腊人都是这些小城邦里的“自由国民”。当一个乌尔农民说自己是巴比伦人时，他其实是在说他仅仅是数百万个向西亚国王纳税进贡的人当中的一个。而当一个古希腊人自豪地声称他是雅典人或忒拜人时，那么他所说的那个地方既是他的家园，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国家。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不设最高统治者，万事都由集市上的老百姓说了算。

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

祖国对古希腊人来说意味着他的出生之处，意味着他在雅典卫城的神圣墙廊下玩捉迷藏、与小伙伴共度童年的地方，意味着埋葬着他父母双亲的那一块神圣土地，意味着高墙之内他与妻儿安详生活的幸福小屋。你无疑会意识到，这种生活环境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言行必定是与众不同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都只是淹没在他们各自国家广大人群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子民，而古希腊人却始终保持着与周围环境及他人的亲密联系和接触，每一个人都是那座大家都彼此熟识的小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感受到他的那些聪明的邻居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不管他在做什么，写戏剧也好，雕大理石塑像也好，甚或谱曲写歌也好，他都不会忘记他的所有乡邻都会以职业的眼光来评判他的成果。这种略显特别的意识促使他做每件事都要力求完美。根据他自小就接受的教育，他清楚地明白如果缺乏节制的品质，就永远都难以企及公众所要求的完美。

在这种环境的严格训练之下，古希腊人在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们创造了前无古人的政治体制，奠定了泽被后代的文学形式，发展出独树一帜的文艺理念，让我们现代人叹为观止。尽管他们成就这一切时所居住的小城只有现代都市的四五个街区那么大。

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当时的整个文明世界。战争刚结束，亚历山大就迫不及待地要把真正的古希腊精神传播给所有他所统治下的人民。他把偏居一隅的古希腊精神带到了世界各地，使之在新征服的各国宫殿里发扬光大。可一旦离开了日夜守望的神庙，断绝了故乡里弄的亲切声色，古希腊人赖以创造美与永恒的均衡感和适度精神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平凡的匠人，只能炮制出一些不入流的粗劣产品。当古希腊的自治城邦失却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一个强大帝国的政治附庸时，古老的希腊精神也就宣告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