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而且超大的，是元。

或者说，蒙古帝国的大元部分，中华帝国的大元时期。

此后就一直统一，也一直很大，明和清都比从前的中华帝国大出了一两圈。这其实是元代确定的框架和范围，不但东北和云贵永久性地成为中国的省份，而且吐蕃和澎湖也纳入了中华的版图。正是由于这些改变，中国疆域的图形才从两汉的“哑铃”变成了后来的“秋海棠”或“雄鸡”。

元明清也都是大中华。事实上，尽管明帝国并没有真正对西藏和辽河以北进行有效的控制，但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已不再是绝域，不再是礼乐教化难以到达之处，而是“中华”的一部分。

如此变化，不可谓不大。

留下的遗产也不少，比如行省。

行省就是“行中书省”。行有“在外”的意思，比如行宫和行辕。中书省则是元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行省便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代行职权的分支机构。这样的分支机构在忽必烈去世时共有十个，其中某些行省的名字我们听起来都不会感到陌生，比如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

不过，行省变成省，却是明代的事。明代的省才跟今天一样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元的行省则不是。而且就算它是大行政区，也跟明清和现在不同，因为除行省之外还有都省。都省就是中书省，却又有辖区。首都附近的大片土地便由中书省直辖。可以说，元的地方行政管理是一把茶壶十个茶杯。都省分权予行省，就像茶壶倒水给茶杯，但自己同时又充当最大的茶杯。这可是元代特有的制度。要知道，明清没有中书省，现在的国务院则没有辖区。

其实，元的行省是从金人那里学来的，只不过金的行省是非正规的临时建置，忽必烈则改为常设的大行政区，尽管正式的行政区划只有路、府、州、县四等。这里面的政治考量也不难理解。毕竟，元政权是少数民族君临天下，帝国的版图又远超汉唐，非设立行省而不足以统治。至于明清两代为什么要继承这份遗产，则只能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只是：行省的发明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政治的需要。

定都北京和改修运河，也一样。

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大运河本是隋炀帝所开，将南方的物质财富运往长安和洛阳是其主要目的，运往北端的终点站（今天的北京）则属次要。但到忽必烈的时代，情况就倒过来了。长安和洛阳已无关紧要，北京才是中心。多快好省地完成北京需要的运输任务，才是运河的使命。

元代大运河路线图

据中华书局陈璧显编《中国大运河史》绘。
至元十九年（1282）后，元朝先后开凿了山东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大大缩短了北京到杭州的航线，既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加强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也巩固了大都北京这个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于是，忽必烈对运河的河道进行了调整，由洛阳连接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被废弃，改由徐州直接北上天津。这就等于是从走三角形的两条边，变成只走一条边，当然大大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蒙古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实际上，运河改道以后，大元帝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严重脱节的情况便大为改观，分裂对峙的南方和北方也再次融为一体。这是可以直追隋唐的功业。想当年，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才打通了南北，接下来唐太宗也才融合了胡汉，而忽必烈的帝国则远远大于隋唐。

中华变成大中华，这条“京杭大运河”功不可没。

北京的首都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我们知道，大蒙古国的首都原本在哈剌和林。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以后，实行的则是上都开平和大都北京并立的两都制。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在草原游牧传统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左右逢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北京成为帝国唯一的政治中心。

这里面无疑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由于蒙古帝国在蒙哥汗去世后只剩下名义，忽必烈对西亚、东欧和俄罗斯草原其实无法实现统治，也不能指望从那里获得财富，失去政治意义和经济来源的哈剌和林与开平只能退居二线。富庶繁荣的杭州虽然令人向往，却很难成为元帝国的首都。那里距离大本营实在太远。定都杭州，还是蒙古人吗？

只有北京，才最合适，也最安全。

忽必烈恐怕不会想到，他的抉择竟成为定论，此后七百多年北京几乎一直是首都。当然，几乎而已，因为还有南京这个选项。实际上，元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就已经表现出东移的趋势，先是由长安而洛阳，然后又移到了开封。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定都南京岂非顺理成章？

结果却是北上。

这里面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却只能视为历史的选择。原因之一是中国变大了，变化也主要在北方。北方各民族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当然不同于秦汉唐宋。

定都北京，是中华史上的一大转折。

元人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则保证着帝都需要的漕运，甚至直到民国时期还在使用，省制就更是沿袭至今。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元明清视为同一个时代，即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唐宋之后的第三帝国。崖山，也确实是分界点。

但，这还不是元代遗产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