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忽必烈便有些与众不同。

首先是他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幕僚集团。这个顾问班子在窝阔台时代就开始形成，总领漠南战事时蔚为大观。其成员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宗教信仰更是五花八门，忽必烈却能够把他们都拢在一起各尽所能，即便不太合作也不在意。

有一次，忽必烈问征服南宋之策。

被问到的汉臣是程朱理学的传人，他便勃然变色说：宋是我父母之邦，天底下哪有教别人如何打父母的！

忽必烈听了，居然很高兴。

后来，此人被安排担任了帝国的大学教授。

现在看来，忽必烈确实虚怀若谷又知人善任：军事方面依赖蒙古将领，外交事务委托畏兀儿人和突厥人，田园管理当然交给汉臣，他自己则与宗教领袖们坐而论道，基督徒和穆斯林，禅师和道长，还有吐蕃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宾。

在这方面，母亲是他的榜样。终身信仰基督的她常常为佛寺、道观和伊斯兰学校捐款，在中国北方自己的封地里也善待汉人鼓励农耕。于是忽必烈学会了礼贤下士，那些谋臣也大多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比如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姚枢，他的建议便总是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

忽必烈成为亲贵中的汉学家。

蒙哥安排他总领漠南事务，也不奇怪。

这是极大的权限。因为蒙古人的栖息地和游牧区，历来以中间一段戈壁沙漠为分界。漠北就是今之蒙古国，内蒙古自治区则在漠南，再往南就是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忽必烈得到如此美差肥缺喜出望外，便灯红酒绿大宴群臣。

姚枢却忧心忡忡。

忽必烈问：你这是为什么呀？

姚枢说：军政民政都归了王爷，大汗干什么？

忽必烈恍然大悟，立即辞去民政，只管军事。

蒙哥很满意，但不等于他后来不起疑心。

忽必烈受命之后就旗开得胜，一举征服位于今天云南省的大理国。这件事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都意义重大：前者获得了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的贸易通道，以及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后者则表现了自己的领袖气质和军事才能，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积累了资本。

尽管如此，战争本身却并无悬念。忽必烈下达攻城命令当晚，大理城就陷落了。这个唐宋两代即已存在的独立王国由于享受了太久的和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就像熟透了的水蜜桃，只要轻轻一碰便会落入觊觎者的口中。

实际上真正的考验在胜利之后。据正史记载，大军出发前忽必烈宴请将士和幕僚，姚枢便趁机讲了宋太祖派曹彬灭南唐，入城不杀一人，市民生意照做的故事。忽必烈当时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上却突然醒悟。他骑在马上兴奋地对姚枢大声说：曹彬不杀人的事，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姚枢也在马背上拱手：生民之幸，国家之福！

大理国却犯下致命的错误。按照惯例，攻城之前忽必烈派出使者，通知对方尽快投降。匪夷所思的是，尽管毫无反抗能力，把持大理国朝政的权臣高祥还是把使者杀了，然后自己逃之夭夭。这在蒙古人那里可是不能饶恕的，因为使者神圣不可侵犯，杀害使者就是羞辱全体蒙古人民。

同样按照惯例，城破之后，全城的人都得死。

看到使者的尸体，忽必烈怒不可遏，却还是听从了姚枢等人的劝阻，下令只杀高祥一人。止杀令被做成小旗子插遍大理城的街头巷尾，满城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

这在蒙古人的战争史上可是第一次。

哈剌和林开始感到不安。

忽必烈却渐行渐远。征服大理国两年多以后，他在漠南为自己建设了王城，名叫开平。这座城市是一位汉族佛教徒设计的，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中国皇家风格十足。尽管他们谨慎地将城址选择在金中都以北十天路程的地方，但是当蒙哥汗的使者进入三重城墙的开平，看到大理石宫殿和巨大寺庙时，仍然明显地感到与哈剌和林的分庭抗礼。

这是对大汗权威和蒙古传统的双重挑战，不能不让漠北的保守派贵族侧目。何况忽必烈在封地还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设置各种衙门，按照汉族人的法律进行管理。保守派或者说蒙古本位主义者认为，很少回到哈剌和林的忽必烈被汉族谋臣们包围，眼看就要被那帮家伙教坏了。

蒙哥汗当然不能容忍，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又固守成规的人。在保守派的撺掇下，他派出两名钦差大臣到忽必烈的封地巡视，名为审计实则整人。为首的那家伙更是势焰熏天，声称发现了大量违法乱纪和越权行为。结果许多官员被捕被杀，罗列的罪状竟多达一百四十二条。

纳石失靴套

元代黄金制品盛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纳石失”（由波斯语音译而来），是一种在丝织物中添加黄金的织金锦技术。纳石失靴套通常穿在蒙古传统皮靴外面。图示内容长约33厘米，高约30厘米。现藏于Rossi&Rossi画廊。

忽必烈既愤怒又伤心。

姚枢却劝他委曲求全。姚枢说，大汗是君也是兄，王爷是臣也是弟，对抗是不行的，躲避也不是办法。现在只有带着家眷回漠北去，让汗兄放心，才是唯一的出路。

忽必烈照办了，蒙哥汗也接见了他。相见之时，兄弟俩竟都是潸然泪下。不等忽必烈做任何解释，蒙哥就宣布停止审计，但总领漠南军事之权却也被趁机收回。

结果，忽必烈留在漠北养病，蒙哥汗到了钓鱼山。

蒙哥汗是在旭烈兀攻陷巴格达，灭亡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那年南下的。目标是占领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以便在据有长江上游之后，顺江而下直逼杭州。另外两路大军由铁木哥的孙子和速不台的儿子率领，一路攻湖北，另一路走贵州和广西，预定两年后在湖南长沙会师。这是蒙古人惯用的大迂回和大包抄战术，想得不错，胜算也有。

然而蒙哥没有想到，他会在钓鱼山折戟沉沙。从南下第二年二月到七月，蒙古人用了五个月时间也没能攻下钓鱼山上的钓鱼城。这其实并不奇怪。钓鱼山三面环水，钓鱼城居高临下。它的外城建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坚固的城墙由条石垒成，既有箭垛也有炮台。蒙古军在开阔的江面和低洼地带仰攻，宋军在高处还击，利弊不言而喻。更何况重庆地区的夏季酷热难当，岂是蒙古人受得了的？简直必败无疑。

蒙哥也一命呜呼，死因不明。有人说是生病，也有人说是负伤，还有可能是兼而有之。反正在那炎热的夏天，蒙古大军撤离了战场，带着大汗的遗体，也带着伤病员。

钓鱼城解围，南宋松了一口气，蒙古则陷入迷茫。因为此刻的蒙古其实已经不再是游牧帝国，许多内在矛盾也将随着大汗的去世突显出来。草原上的牧民都知道，季节变了就得转场。那么，帐篷该移到哪里，牛车又该驶向何方？

这就要看忽必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