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战略 四、自毁长城
赵匡胤无法忘记的,是安重荣的一句话。
安重荣是五代名将,原属后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后唐,派人前来招纳安重荣。安重荣的母亲和哥哥把那人杀了,安重荣却主张先看天意。于是,他在百步之外竖了一支箭杆,然后说:石敬瑭能做天子,就射得中。
结果,一箭中的。
安重荣又竖一杆,说:看看我就能做节度使吗?
当然,他又射中了。
成为石敬瑭的节度使以后,安重荣更加意气风发。有次他与契丹的使者骑马并肩而行,突然指着天上说:看见那只鸟了吗?说完张弓搭箭,鸟儿也应弦而落。
安重荣大笑:天下也一样,可一箭而定。
这样的武夫,岂不可怕?
事实上,安重荣后来也反了,尽管没成功。反叛的公开理由,是不愿意向契丹称臣。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从来就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反倒是他那句名言:天子难道有什么种族吗?谁兵强马壮,谁就能当!
正是这句话,让赵匡胤睡不着。
于是,又一军改举措出台:文臣将兵。
文臣将兵,就是由文官担任平时的军区司令员,战时的前线指挥官。这显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文官不懂军事,胆子也小。然而对于赵宋官家,这些缺点却是优点:没胆量和能力打仗的,也没有本钱谋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没有亲兵部曲,只有儒家思想,怎么会谋反,又怎么敢?
何况文官也未必不中用。抵抗契丹的寇准,抵抗西夏的韩琦,抵抗女真的李纲,都是进士出身,抵抗蒙古的文天祥还是状元。实际上,文臣只要忠君爱国就行。安营扎寨之类的具体军务,是可以交给担任副职之武将的。
当然,前提是武将要服。
这就必须像重男轻女一样,在全社会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定式和舆论环境,甚至让武将自惭形秽。这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五代,军人们已经跋扈惯了,文臣的地位则连屠夫手里的小鸡都不如,何曾想过还能翻身?
赵匡胤却居然成功。
狄青的遭遇就是证明。韩琦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狄青的职务是总管,地位至少相当于参谋长。然而韩琦因为一点小事要杀狄青的旧部,狄青却不能救。当时,狄青连韩琦的门都不敢进,只能站在外面求情,请韩琦刀下留人。
韩琦问:这人违反军纪,有什么杀不得?
狄青答:他有军功,是好男儿。
韩琦嗤之以鼻,傲然答道:东华门外金榜题名,那才叫好男儿,这种东西算什么!说完,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那人斩首示众,狄青则站在庭院里动都不敢动。
不难想象,后来狄青担任枢密使,位在韩琦之上,引起的会是怎样的公愤。如果我们还知道,接替狄青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那就会对此案有更深刻的理解。
没错,重文轻武,是不容更改的祖宗家法。
狄青则不幸成为反面教员。文官集团以他为例,向普天之下明确宣布:只要是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哪怕你再努力,再忠诚,再有才干,也哪怕你有皇帝信任。
这真是何其不公!
哀莫大于心死。被扼杀了上进心的军人群体,开始集体性地走向腐化堕落。是啊,既然升官无望,那就发财;既然建立军功反倒要受猜忌,那就不如干点别的营生。
于是,军队经商便蔚然成风。
经商很早就有,起因是经费不足。比如范仲淹,便在镇守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时从军库借钱做生意,获利二万多贯。由于利润全部用于公务,并未中饱私囊,所以范仲淹坦然向皇帝上奏。岳飞成绩更好,每年一百五十八万,大约相当于岳家军三个月的开支。不过岳家军产业之多,也令人咋舌,不但有酒店和房产,还有当铺和赌场。
但,像范仲淹和岳飞这样经商为公的,有多少呢?
暴利则是肯定的。狄青的一个旧部贾逵,曾以十万贯的本钱,只用五十天就获利四十万。朝廷得知,只好表态下不为例。顺便说一句,此事正好发生在狄青被免当月。
军队经商能够获取暴利并不奇怪,因为一文钱的商业税都不会交,干活的士兵更是免费劳动力。某些胆大妄为的将领甚至武装押运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公然走私。朝廷对此其实无可奈何,因为禁军司令部也这么干。最可笑的是南宋高宗时的杨沂中,先是主动献出殿前司五家酒厂,然后马上又向皇帝要五十万,说是这五家酒厂三年的利息。
经商方式也各显其能。某禁军司令部的办法,是用修建营房的钱盖商铺,然后租给随军家属经营,坐收渔利。还有将领把盈利任务承包到个人,逼他们做非法买卖。这些家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算被官府抓住,又能怎样呢?
不能怎样。因为太祖皇帝当年从石守信他们手里夺取兵权时,交换条件便是默许甚至怂恿他们以权谋私。石守信也没有辜负赵匡胤,在节度使任上大发横财,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巨额资产。这其实是五代以来传统的变通。那时军阀们搞兵变,都会许诺部下事成之后在城中抢劫百姓,赵匡胤只不过把明火执仗的豪夺,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巧取。
当然,这至少看起来“文明”得多。
前有车,后有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世的武将都纷纷效仿石守信,朝廷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实在弄得太不像话,才敷衍了事地制止一下,结果自然是扬汤止沸。至于克扣军饷、虚报开销、私役士兵之类,根本就管不了。
将如此,兵如何?
有的腐败,有的悲惨,天差地别。
情况不同是因为兵制复杂(见附表)。其中待遇最高的是禁军,即正规部队中的中央军。他们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可谓嫡系部队。禁军由林冲一类的教官训练,配置精良,军饷丰厚,收入高的可保一家老小衣食无忧。
挑剩下的编入厢军。此外,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荒年时的灾民难民,刺配各州的罪犯囚徒,也都是厢军兵源。厢军不训练,只服劳役,比如修筑城池、制造兵器、搭桥铺路和疏通河道等等,有的还充任长官的警卫员和勤务兵。
据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整理。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不会被官员和将领放过。他们被大量投放到军营产业,成为盖楼架屋的工程兵,栽花种树的园林兵,酿酒织布的技术兵,吹拉弹唱的文艺兵。在军队这个大作坊里,士兵们练就了服务市场的十八般武艺,就连刺绣也都会。可以说,除了上阵杀敌,无所不通。
结果是什么呢?同为军人也苦乐不均。被当作苦力役使和盘剥的那些厢军穷到了骨头里,通过经商先富起来的禁军则骄奢淫逸,站岗放哨和领取口粮都要雇工扛枪背米。
但,没有斗志和士气,是一样的。
实际上赵宋军改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军人变得萎靡不振不像样子。从此,当兵不再是光荣的事,先秦的血性和汉唐的雄风荡然无存。好在两宋的文臣还多少有点风骨。到明清之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军政两界便都只剩下了奴性。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也是一个民族魂魄所系。军队强悍,则民族雄健;军队绵软,则民族孱弱。两宋文化柔媚雅致到一副娘娘腔,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因此,赵宋官家的重文轻武,就不仅是自毁长城,也是民族精神的自宫。
问题是,这样的王朝,为什么还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呢?
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