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仁宗皇帝出生以后就哭个不停。

哭是有原因的：未来的皇帝知道执政不易。是啊，契丹索要无已，西夏悄然兴起，越南人还会进入广西。因此小家伙很不愿意来到这人世间，做什么大宋天子。

此事终于惊动天庭，派太白金星来解决问题。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的，岂能不管？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走进宫里抱起婴儿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辅佐仁宗。文曲星是包拯，武曲星是狄青。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就说包拯吧！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戏文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临时主持工作）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情，可以直接上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没人敢来说情，红包也送不进去。当时的流行语把行贿请托叫作打通关节，民间的谚语则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哈，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包拯比黄河水还清。

清官包拯似乎也明察秋毫。他担任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时，某农民投诉，不知是谁割了他家牛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去把牛杀了卖掉。没过多久，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私自杀牛。包拯说：割他家牛舌头的，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当场认罪。

这就是洞悉人心了。因为按照大宋刑律，私自杀牛是犯法的。没有舌头的牛无法存活，只能杀了卖掉。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一定是想栽赃陷害。包公这样处理，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也能让农民多少弥补一点损失。

好官！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只有这一例，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则基本上都不靠谱，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

先说抓人。

宋代的缉捕机构很多。县一级的是尉司，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尉司长官叫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一般由文臣担任，个别时期和地区用武官。此外，如派往全国各地的巡视员、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最高法院大理寺、情报部门皇城司，以及禁军司令部，也都有逮捕权。

这毫不奇怪，因为维护政权从来就是首要的。上述单位也并不只是抓些毛贼，更重要的还是缉私和防止谋反。既然如此，就不能单靠公安机关，必须让相关部门各显其能。

但，有权抓人的，无权审，更无权判。审讯和判决另有专门的机构。审讯叫鞫，读如居；定案叫谳，读如厌。所以审讯机关叫鞫司，也叫推司，狱司；判决机关叫谳司，也叫法司。尉司、推司、法司是三个部门，分别拥有逮捕、审讯和判决三种权力之一种，共同构成办案全过程。

这就有点像唐代的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每个部门都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这种将一个流程分为三段，然后各司其职的制度，无疑是为了防止决策错误和以权谋私，只不过唐代用于行政，宋代用于司法。

那就再来看缉捕之后的审判。

一般案件的审理在县，原则之一是重证据轻口供。仁宗嘉祐年间，鄠县（鄠读如户，今陕西省户县）县民某甲借哥哥某乙房子住，在地下挖出了铜钱。某乙的儿子某丙声称那铜钱是父亲埋的，到县衙起诉，主张权利。

此事死无对证，知县左右为难，不知该怎么判。

后来成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颢（读如浩），当时正好担任鄠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于是，他接过案子询问原告：你父亲埋铜钱，是在什么时候？

某丙答：四十年前。

程颢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进士。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与程颐并称“二程”。

程颢当庭出示证据说：我朝钱币流通于市面，一般不过六年左右，之后便使用新钱。这些挖出的铜钱，铸造时间却在你父亲埋钱的好几十年前，请问做何解释？

某丙不得不承认是妄诉。

当然，程颢审理的是一桩民事案。如果是刑事案，则不但要重证据，而且要重程序。

按照制度，缉捕部门抓住犯罪嫌疑人以后，自己是不能定罪的，必须交给审讯机关。审讯机关至少要设立两个法庭，审讯两次。一审验明正身，核定证据，录下口供等等，叫推勘。二审接到案卷，必须从头到尾重新再问一遍，叫录问，也叫虑问、虑囚。

宋代司法高度重视二审。如果是州府一级的二审，必须到邻州借调法官。如果是死刑案，必须由正副长官会同其他官员集体讯问，叫聚录。如果二审在京师，则由御史台派人审理。二审法官还必须向被告宣布：你有权喊冤。

事实证明，这很有必要。仁宗时期，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破获一起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在一审供认不讳，二审法官张奕却不肯轻信。他问被告：你是如何作案的？

被告答：用瓦罐装着火种，点燃竹子放火。

张奕问：你的作案工具呢？

被告答：埋在某处。

张奕前往查看，果然发现了这两样东西。张奕说：纵火发生在三年前，瓦罐和竹子却是崭新的，不可疑吗？

结果查明，这是一起冤案。

冤案是如何制造的？主谋和胁从都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对不起，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按照宋代司法制度，那位一审法官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二审如果没有发现问题，被告也不喊冤，就交给判决机关定谳。程序则有四道：先由一位法官找出适用法律，叫检法；再由另一位法官写出判词，叫拟判；然后再由同级官员组成合议庭，审核；最后由长官认可，签署判决书。

在上述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见面的。如果见面，各打八十大板。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临刑时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就要另派法官重审。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北宋三次，南宋五次。

太宗皇帝就亲自受理过这样的案子。

击鼓鸣冤的，是开封市民王元吉之妻。元吉被诬告毒死继母，入狱后屈打成招。此案由于陛下亲任大法官，很快就查明真相。主审法官和作伪证的法医受到处分，直接责任人则被带到御前。皇帝说：你是怎么刑讯逼供的？在你身上也来一遍吧！结果那家伙刚一受刑，便鬼哭狼嚎。

于是太宗对宰相们说：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州县？

宋刑统

《宋刑统》是两宋判决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刊行的成文法。图中的“问曰”、“答曰”、“议曰”展示了判例的重要性。这里选取的案例关于任官和侍奉亲老的取舍问题，反映了礼与法的冲突和处理。

他还说：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

事实上，这位皇帝平反的错案恐怕不比包拯少。更难得的是，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治天下，因此下决心健全法制，重视程序。

如此说来，太宗之后，该没有冤情了吧？

对不起，有的。狄青之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