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这里面同样有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包括：

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圩读如围）；

引水上山，第一次出现了梯田；

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

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自己也培育出优良稻种；

大面积推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

在南方和四川种植茶树、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

养蚕种麻的同时，棉花栽培区逐渐扩大，等等。

于是怎么样呢？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请注意，那时可是八百年前！

两宋，其实是很富庶的。

汉唐宋人口对比

数据来自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附表。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都开始专业化。比如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的冰糖、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市）的荔枝和苏州的丝绸，在当时就最负盛名。这样的名特产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本地人消费和享用，甚至恰恰相反。比如福建的荔枝，在开花季节便被商家交付定金买断，成熟之后再全部运走销往日本、韩国和印度。本地人虽然吃不到，却种植甚多。

全国性的大市场也应运而生，控制着局面的则是商会或商行。商行是同业组织，一种业务叫一行，也叫行业，从京城到州县都有。行会中的商户叫行户，首领叫行老，内部语言叫行话。作为民间组织，他们垄断当地市场，有权为外来商品定价，也提供从进货、销售到结算的一条龙服务。

同类物资的编组运输则叫纲运。纲也是官方制定的计量单位，但凡米一万石，钱两万贯，银十万两，金二万两均为一纲。纲运主要是政府行为，比如被晁盖等人劫走的生辰纲就是。邮传当然也是官办的，但可以邮递私人信件。其中速度最慢的“步递”日行二百里，可以说，家书并不“抵万金”。

有行，有纲，有邮传，还有浩荡的船队和车队，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昼夜不停地为王朝输送着新鲜血液和营养。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靠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始料未及的是，货币却成了问题。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铜钱的年铸造量大约是唐代的十到二十倍，却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可见两宋的商品经济何等繁荣。为了解决问题，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开始发行名叫“交子”的交换券，以此代替铁钱。仁宗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开始发行官交子。后来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南宋高宗时又发行了会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

其实，交子在宋代的使用，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通情况，还是一笔没弄清楚的糊涂账，因此也有人认为它并非货币，而是信用支票。但不管怎么说，交子、钱引和会子都与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有关，是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这两项发明，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印刷术，或者说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在唐，普遍应用则是在宋，不过意义不在印交子，而在印书。交子由于本身有含金量，后来是铜版印刷的。书则是木版印刷。具体方法是在版木上刻出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墨，铺上纸，就印出一页一页的书。页的概念由此产生，以前只有卷。

交子和会子

左为交子，右为会子的反刻雕版。

唐人发明印刷术，有可能是从印章得到的灵感。实际上雕版就是大印章，只不过印章是石头或金属的，刻的字和使用的次数都少。然而这一灵感带来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它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

首先是知识的获得、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变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为雕版印刷的书籍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则价低，也易得，博览群书完全可能。附带产生的文化成果是：书籍从此有了排版和装订技术，也有了规范的汉字——宋体字，它甚至使用至今。

其次是出版业的诞生。这在宋代，可是利润不低的文化产业。一个印工一天能印两千张，一块印版可印万次，当然有利可图，因此政府、寺庙和书商都参与其事。刻印技术最好的是杭州，成都次之，福建又次。福建的建阳、建瓯和崇化出版业特别发达，那里的刻本并称闽刻。闽刻当中又以建阳的崇仁和麻沙两镇所刻为多，世称麻沙本。

麻沙本的特点是价钱和质量都低，因为是用木质松软的花梨木刻的，排版敷衍、校对不准、错误百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当时还有盗版书，以及冒名顶替或者假冒伪劣的假书。苏轼和朱熹就曾大受其害。苏轼抱怨刻印他的文集中掺有别人的文章，朱熹的作品则被建阳书商盗了版。好在当时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大，书商被绳之以法，私刻的书版也被销毁，尽管那麻沙本的盗版书早已覆盖全国。

那么，诸如此类的商业奇观，宋代还有吗？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