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中央做出和平调处的决定，调解大员还在路上时，藏军却在节节进攻，川康边防军不战而退，不久甘孜县全境及炉霍县一部陷落。

1931年5月8日，旅长马骕致电军长刘文辉：“据古路、通宵两村专人飞报，藏番由德格出发之前穹雅代本已于日前率兵五六百人，先后到达昌太夺古寺，随遣人持传牌到古路、通宵，命两村头人办站，两三日内定当进犯瞻化。”这里的古路、通宵两村今天都属于新龙县，也就是彼时的瞻化县。

5月10日，马骕又报：“接瞻化张县长楷函称，藏番已于三号由古路、通宵进据瞻城，特此飞报请示。”

5月12日，一个民间请愿团致电蒋介石、蒙藏委员会、刘军长等：“顷接瞻化急报，藏派穹雅代本率兵数百，进围瞻城，肆行掠索，迅即恳政府立派大兵，救民水火。”

5月21日，刘文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兵分道猛攻，瞻化被围，当经飞令罗营往援，至麦理山，与敌激战数小时，已将敌击退，占领疆格村，并经马团长成龙率兵由马邱厂前进。殊上瞻桥梁被敌破坏，并将加拉沟及顺山之线扎断，各方道路，均被挖断，敌骑复增加至七八百之多，敌众我寡，进展困难，瞻城遂失陷，罗营因此被敌包围。经赏拉格总保，冒险由深山砍柴小道，顺谷背山沟底引导出险。”

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一书中说：

“康军（二十四军）收复白利失陷地，进占申科、汤古、维堆，围攻大金寺，久不能克。达赖电请中央制止康军前进。中央电刘总指挥发令制止。饬蒙藏委员会派员赴康调处。康军遂停攻。

“藏军乘康军懈弛，协同大金寺僧，于民国二十年（1931）2月9日之夜，猛袭康军。康军仓促应战，大败溃。退入甘孜。见后方援军尚远，复退炉霍。朱倭土司素怨汉官，及是迎藏军。藏军遂占领甘孜全县及炉霍之朱倭一区，驰报达赖。达赖令更取瞻化。瞻化县长张楷，纠民兵固守至5月，援军不至，城陷被俘。藏军遂占瞻化全境。”

不只瞻化一县，藏军还顺势占领了瞻化南境外属于里塘县的穹坝、霞坝两处地方。

前方情形不断上报中央。而这时的中央政府更是焦头烂额，一面是东北方面日本人步步进逼，已在九·一八事变前夜，一面在南方正与几个红色根据地的红军作战，所以，还是希望经过调处，和平解决大白事件。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这时任四川省主席，又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但四川军阀间彼此争雄，二十四军的主力拱卫在今泸州、自贡、乐山等富庶之区，驻川边军队只有马骕所领一个旅下属的一个多团。所以，也乐观中央调停。

西藏地方政府自然也明了这时中央政府陷于何种困局，回电中央政府，说：“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唐特派员屡提撤兵，殊属非也。”

6月18日，唐柯三报告“准备出关”，也就是出康定，前往已是前线的炉霍。

7月8日，唐柯三电报：“今日抵炉霍。相偕刘赞廷赴甘与琼让商妥和议地点，并催噶伦前来负责谈判。惟琼让函中竟谓瞻系已地，已将张知事及署员眷属四十余人解昌都矣。”

这个张知事，正是任乃强先生瞻化视察报告中提到过的那位能干的瞻化县知事张楷。

此后，中央致达赖电，唐柯三致驻昌都的噶伦信，从要求对方退兵，又加上一条，释放张知事，把这两条作为谈判条件。但藏方只争论谈判地方，而对撤兵和释张两条不做答复。

8月15日，唐柯三又致电蒙藏委员会：“瞻化上瞻总保多吉郎加密派人来称：瞻境藏军增至八百。德门代本召全瞻头人宣布中央已将瞻让藏，彼等不相信，特来探询。如中央武力收瞻，愿做内应，可出快枪千五百支。”

17日又电：“刘赞廷赴甘月余，琼让毫不见。阿丕（驻昌都噶伦名）复刘信谓，占瞻乃收回原地，与达赖语如出一辙……自刘到甘后，由藏兵保卫，外方消息隔绝，有同监视。”

唐柯三这位调处大员本负和平使命前来，此时也建议中央：“愚见中央若主张强硬，电饬川省速拣精兵数营出关，并利用民兵表示收复决心，再饬滇青两省武装警告藏军，或不战自退。”

刘文辉也通过唐柯三向中央表示：“已电商刘军同意，如中央授予筹边全责，补助饷弹，并饬青滇协助，不但收回甘瞻，并可恢复全康。”

9月，中央的答复仍然是要和平解决：“中央慎重边务，处理仍取和平。”

10月11日，唐柯三再电：“阿丕来函，每自称神圣国家、敝政府、拉萨国等语，妄自尊大如此，兵决不撤，亦不来甘。”

几天后，西藏驻京办事处也给蒙藏委员会上了一函：“达赖喇嘛早经派代表到康静候中央专员接洽。现当日本侵占辽吉情形紧急，我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御外之时，爱国热情谁不如我。宜亟泯国内一切纠纷，集中全力以赴之。”具体怎么办，没有说。没有说撤不撤兵，没有说放不放人，也没有说纠缠了几个月之久的谈判地点和人员问题，但说清楚了一点，知道你们遇上了大麻烦。

10月20日，唐柯三以母亲患病为由，请求终止使命回京尽孝。

蒙藏委员会还是请他留任，继续和平使命。

这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那就是藏方的谈判代表琼让态度好转了。刘赞廷从甘孜回到炉霍，“据称受琼让托，请其回炉解释，表示好感，并谓诸事易解决……张县长等行抵大金寺，不日释回”。这位张县长，就是瞻化的张楷知事。张楷主政瞻化时，正逢一县首长从知事改称县长，所以，史料中会有两种称谓交叉使用。

唐柯三于1933年曾刊行《赴康日记》一种，即是调解大白之战那段时间的日记。于10月22日记叙：“晴。张知事楷差其士兵何某来见，据称渠等三十余人，阿丕本允送回，所给马牌，即系填写甘孜字样。讵行至德格，忽不放行。现在天气已寒，恳速赐交涉，早日释回等语。”藏方为什么把答应释放的人又扣在半路呢？实质是要钱。那时藏方手里除了瞻化俘虏的张楷县长等三十余人外，还有一百多名川康边防军的俘虏，加起来共有二百人左右。藏方认为，释放俘虏要用钱来筹谢。民国七年川藏冲突释放俘虏时就得到过“巨款报酬”。唐柯三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藏方以民二、民七两次放回川军，均获有巨款之报酬，颇思援前例要求。经余力驳，谓既系垫付粮款，以二百人计算，每名月食粮价藏银十元，十个月中，不过二万元耳。再四磋商，始以藏银二万元定议。”并“议定分期归还办法”。钱不到手，对方便不肯放人，张楷一行，走到半路，又被扣留在德格。

最奇的是，琼让竟要求互相并不友好的谈判对手“托购杭缎、线春各五匹”，并且指定“新花样，其色要古铜、酱紫、深蓝、菜灰”。唐柯三当然要理解为这是索要礼品，专门致电蒙藏委员会，“请购妥邮寄西康政委员会收转，作为我馈送彼之物，祈速办”。对敌双方谈判未开，而谈判大员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不是委婉索贿，也足以成为一桩奇闻。

11月7日，唐柯三报闻，刘赞廷与琼让议订解决大白事件八项条件：

一、甘瞻暂由藏军驻守，俟另案办理；

二、大白事由琼让秉公处理；

三、双方前防各退后二百里；

四、穹坝、霞坝、朱倭均退还；

五、大金寺欠汉商款速还；

六、被掳汉军放回；

七、马骕、琼让互派员致谢；

八、恢复商业交通。

这个协议，过于委曲求全是一定的，等于变相承认了藏军对甘孜、瞻化的占领。所以，身为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当即致电蒙藏委员会，“声明不便赞同”。最不赞同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以及政府采买东西馈送琼让。

在南京的西康籍人士为此更是群情激愤，“特组国防救亡会”对蒙藏委员会发出强烈要求：一、撤职查办唐柯三；二、公布康藏交涉真相；三、甘孜、瞻对划归西藏，到底是蒙藏委员会的意思，还是唐柯三个人妄断？

问题是，这样的条约，西藏方面还有人反对，“有藏官上书达赖，反对退还穹霞、朱倭一条”。

蒙藏委员会无权决断，把这个协议上呈行政院定夺。

蒙藏委员会这时可能也意识到采办杭缎作为礼品送给琼让颇为不妥，致电唐柯三：“杭缎昨交邮已追回。”

1931年12月10日，行政院同意了这个条约：“查唐委员与西藏代表琼让议定解决康案条件八项，揆诸现在情势，尚合机宜，仰即电知该委会即照此办理。”署名是“院长蒋中正”。

但到了12月21日，蒙藏委员会又致电唐柯三：“所订八条，外间颇多非议，旅京康人反对尤烈，本会及执事将为众矢之的，望暂勿签字，徐图转圜。”

12月22日，唐柯三日记：“晴。得成都友人电，谓当道始因省城各界对所订条件不甚满意，遂来电反对诘难……余非不知此案结束之日，愆尤必丛集于一身。但既遵奉中央意旨办理，只有牺牲一切，外界责难，在所不计也。”

唐柯三主持下的这个协定，本是遵从中央旨意，却遭到二十四军方面和康区地方各界强烈反对。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中央又收回了成命。其实，一部分在甘瞻地方的当地百姓头人，眼看协定签署后就要归属西藏地方管辖，也找到唐柯三申诉。

唐柯三日记就记载：“白利头人来谒，表示不愿归藏，声泪俱下，为之恻然。”

“甘（孜）、瞻（化）、炉（霍）、理（化）四县人民闻之，异常惶恐，纷纷来谒，力陈誓死不愿归藏，声泪俱下。余力加抚慰，谕以无论如何，必设法将各失地收回，尔等放心，始各感谢而去。”

“大唐坝总保格子泽多来谒。据称其父自投顺汉官后，效忠无二，临死尚嘱其善继父志，渠奉命惟谨。自去年藏军攻占甘孜，追其投降，彼不愿服从，复无力抵抗，遂率数百人逃至炉霍地方安身，今特来恳求赏给谕单保护。余嘉奖犒赏，并给谕单令去。”

在此情况下，唐柯三束手无策，焦虑万分，又电蒙藏委员会，“因患脑疾甚剧请准回京就医”。

上面自然并不允准，命他在当地坚持工作。

协议签订后的12月14日，唐柯三日记又记瞻化县长张楷释放事：“查张等一行三十余人到甘已一月，琼让借口请示达赖，不肯释回。”不释回也可以，你至少得管俘虏吃饭吧。但他连饭也不肯管，因为此前议定的两万元伙食费不包括此后的这些日子。所以，唐柯三在日记中说，“既未便向藏方借粮，而康定当局亦无何种接济，张之随员人等有沿街叫卖衣物以资糊口者。余以有关政府颜面，不能坐视，屡赠款接济，今已三次矣。”这恐怕也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闻。得胜方不管俘虏的伙食费，对方所付的伙食费用光了，就不再管饭。

终于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唐柯三在12月31号日记中说：“张知事等三十余人均抵炉霍。此事交涉七阅月，藏方屡次失信，今始释回。自念出关半载，惟此事得一结果，殊深愧怍。据该知事面称，自由瞻化被胁西去，计共居昌都两月，德格七十余日，甘孜四十余日。同行三十余人中，妇女幼孩约十名。惟方甘夫妇，回至甘孜病故。余幸无恙。”

记得一年前，1930年任乃强先生考察瞻化时，还夸赞张楷是一名能使当地政务“百废俱举”的干员，但在此时川边动荡的政局中，也成为一株随波逐流的飘蓬了。

在当时藏军德门代本夫人云中卓玛的回忆材料中，瞻化县知事张楷在俘虏生活中还可以设宴款待藏军军官。材料中说，一天，上面发放下来“准许亚绒（瞻化）守兵返回原籍四川的证书和征用沿途役畜的路条”。几天后，张楷一行便来到德格。代本德门的夫人和另一藏军代本凯墨等藏官受到邀请，前去出席“亚绒守军”的宴会。“吾即应邀前往，席上除了上述人员，另有翻译一人。席间凯墨称：‘本人尚未接到关于诸位事宜的噶伦阿丕训示，故请安心留驻几日，吾亦改日设便宴款待各位’。”凯墨代本也不是说客气话，真的就开始筹备宴席，不想正在此时，又接到驻昌都噶伦阿丕的通知：“将亚绒守军暂行扣留德格。”这使凯墨大为恼怒：“噶伦阿丕对我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却擅自发证签条，遣返亚绒守军。可今日又下令将其扣留德格！”文中只说这位代本对上级噶伦的不满，没有再提那个回请张楷等的宴会有没有举行。

原来，有时在血淋淋的战争中，也有这样稍带温情的场景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