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调处呢？

蒙藏委员会上报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以中央名义派出人员前往调停。1930年12月17日，行政院以院长蒋中正之名义下达指令：“所请选派熟悉康藏情形人员赴康调查，妥慎处理，应准照办。仰即由该会遵员请派可也。”

前线局势紧张，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却进展缓慢，直到1931年1月31号才上报行政院由一位叫孙绳武的委员前往调处，又至2月12日才正式下达委任令。同时委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此前在康区任边军统领多年的刘赞廷加以专门委员头衔作为孙的副手随同前往。

但这位孙委员并未立即领命前行。又过了一个多月，3月23日，蒙藏委员会又有了新的命令，说“孙委员另有差委，不克前往”，改派唐柯三委员和刘赞廷“前往调解”。

4月11日，这位唐柯三特使才从南京到达湖北宜昌，而且不能再前进了。原因是“共×贺龙大股窜据巴东一带，二十一军正分别剿堵，航路阻滞，在此留待”。4月18日，唐到达重庆。5月3日，唐柯三电告蒙藏委员会，“今日抵蓉”，到成都了。唐在成都并不马上前赴康区，他要等待西藏方面派出谈判代表的名单和抵达康区的时间，才动身前往。蒙藏委员会的意见是让他不必等待，“即希先行前进，以免久延”。

这时已是5月中旬，距国民政府要求前线停战，听候和平调处已过了半年时间。

问题是，前线军队并未因为中央有调处之令而放下武器，静候调处。甘孜前线经过短暂停战，复又开战，二十四军部队节节败退，藏军不断进攻取胜，已经占去了甘孜全境和炉霍、瞻化两县的大片地面。

战事情况，藏文的《德门·郎吉平措赴朵麦情由及岗托渡口战事》一文也有记载：“一天，接到情报说，亚热桥头出现百余汉军，正在修筑工事。闻此即遣大金寺僧兵五十人携武器到江岸守桥。该寺能如此迅疾调派僧兵，系因霍尔地区除个别寺院外，大多数均在新僧人入寺时须携马一匹、刀一把、火枪或自动枪一支交寺之故。”这哪里是寺院度化僧人，完全是部队征兵。“代本部署反击，决定首先夜袭对岸桥头，即在北山布下第8代本所部藏兵150名，中山设僧兵200名，正面驻留第8代本其余藏兵、僧兵80人和德门本人。即于该月底夜袭桥头川军工事，将其全部逐出。尔后从以上三个阵地大举进攻，尤其正面阵地的居本赤巴多吉等藏兵，挥舞大刀直冲川军战壕，短兵相接，抓获川军官兵112人。如斯三面夹击，杀伤多人。川军畏葸，未敢顽抗。战斗以后，向赤巴多吉居本部众分与缴获之银钱，并改善膳食。”

这篇文章还对那些畏战被俘的川军形象有正面描绘：“笔者在江惹目睹川军士兵均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两名军官大约五十开外，一律身着黑色或蓝色衬衣，淡黄色衣裤，粗布白大衣，脚穿白布补袜、黑布鞋，腰系茶缸，头缠黑布，身背布面棉被。”这样子，看起来像是民团。

由于甘孜地处由川入藏的大道之上，战事一起，商路断绝，商人们自然损失惨重，“西康商业全赖北路之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各县贸易为中心力量……为大金变乱，商务凋零，损失甚巨”。于是，2月间，在康定的西康总商会自愿派出代表，前往调解，并与大金寺活佛哈登约定于2月8日在甘孜见面。但“守候竟日，哈登爽约不来”。后来，哈登活佛给商会代表来信一封，谈的却不是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的纠纷，而是要求赔偿。一是赔偿藏军出兵的军费，二是赔偿战事中死伤的喇嘛。“此次退兵则藏人兵费如何给付？伤亡喇嘛及一切损失如何赔偿？”

信中更有进一步不可能达成的要求：“并须将十三喇嘛寺归彼管辖始有调解之望。”

那时的民间文书，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常常并不清晰明白，这句话就很不明白。这十三喇嘛寺，应该是指康区的十三个格鲁派大寺，而这个“彼”就是指西藏方面了。这也跟西姆拉会议后，藏方希望控制整个藏区的意思相吻合。在川省地面的大金寺，此时也完全以西藏方面的代表自居了。

后来，哈登活佛终于来甘孜跟商会代表见面。

“哈登来甘，官方备极优待，殊敝会派往代表甫经转身，即向开枪射击。”

这是说，谈判无果，商会代表刚刚离开，对方便重新开战了。这封西康总商会呈蒙藏委员会的电文，说的是谈判代表刚刚离开，他们便“分路反攻”。商会谈判代表“见其专横如此，和平弗望，当即纷纷归去”。

后来，“西康各法团民众发起西康公民调解和平会，公推前参政院参政姜郁文，暨士绅杨海廷、倾贞白马三君为代表”，前往调处，也以失败告终，时在1931年3月间。这时，做了调处决定的国民政府却还未能确定前往调处的人选。

寺院与土司相争。

藏军与政府军相争。

多数历史，都只是书写他们争雄的过程，似乎这就构成了全部历史。

让我感兴趣的，因为发生在近代而留下丰富档案材料的这次战争，把战争中的商与民推到了我们面前。寺院与土司是要争斗的，藏军与国民政府军队的争战更不可避免。但商与民呢？他们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他们真是不要战争。所以，政府派出的调处大员姗姗来迟，他们就自动走上前线劝和去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编选的《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有一份档案更是呈现了商民如何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具体情形。

这份档案中说的是白利土司地面上一个富商的情况。这位富商叫德主郎吉，开有一个商号叫甲本从。这位富商从名字看就是藏族人，他给一位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藏族人格桑泽仁写信申诉自己的遭遇：“此次大金寺因庙产小事，不听地方长官调停，擅动干戈，抢劫白利人民，焚毁白利房屋。本人虽与大金寺友善，既属白利乡之一分子，因团体行动不能不加入此方之自卫。因事属二十四军防区内一县地方上之争执，初无关乎西藏方面。且敝号甲本从数世经商，以前后藏为最大之营业处所，为自己利益计，亦绝不敢丝毫开罪于西藏。不意此次前藏政府借口大金白利之争，系本号所挑拨，将敝号在藏所有财产没收，伙友监押。据闻此事系部属所为，并非达赖佛爷之命令。”

事实是这位在川藏大道上经商的白利商人，被西藏方面“诬以暗通消息”，遂将其在西藏打理生意的伙计占巴、阿罗二人捕入狱中，抄没财产外，并罚银百万余两。

这位藏族商人有些天真之想。他想，有个康巴老乡在中央政府里做官，就写了信去投诉，“函请发还财产，释放伙友”。他这是心疼自己巨额的财产损失，病急乱投医，却没有想一想，藏军都向国军进攻了，还会听国民政府的话，发还他的财产？

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格桑泽仁把这位商人的要求转呈上峰，并提出建议两条：“一、请由本会委员长名义电请达赖发还，或令知达赖驻京办事处转达；二、请呈报国府，以主席名义电饬达赖发还。”

蒙藏委员会真下了一个“训令”给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令仰该处迅电达赖喇嘛，将所扣甲从本商号伙友财产分别释放发还，以恤商艰”。

从档案材料来看，对方根本未予答复。

不要说一个商人的小问题，即便对蒙藏委员会提出的大问题回答也极为敷衍。

这期间的大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真正停战。一个是藏方早定谈判代表。

清廷覆灭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未能在拉萨设立管理或办事机构，倒是在1930年3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原驻北平雍和宫的喇嘛棍却仲尼为驻京总代表，负责和民国政府沟通关系，并筹备办事处。大白战事开启时，西藏驻京办事处刚成立不久，国民政府正好通过这个办事处与藏方不断沟通。

这些经过办事处转致达赖喇嘛的“训令”和电文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以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致信办事处“棍代表”：“政府一面径电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面令饬本会和平了结。祥仰体政府意旨，劝告早日息争，函电往复，几将盈尺。”

此时，川康边防军受到中央调处令节制，缩手缩脚，藏军与大金寺却借此有利形势，步步为营，不断蚕食进攻。

蒙藏委员会还是只得函电拉萨达赖喇嘛。

3月20日电：“顷接刘文辉及西康民众各电，藏方三代本率藏兵四千余猛攻甘瞻各要隘，觉母寺已被占据。希飞饬前线立停进攻，退回原防，以维大局，否则公谊私交均难顾及。盼复。”这里的三代本，不是第三代本之意。而是说，藏军出动了三个代本的兵力。也是藏文史料《近代藏军和马基康及有关情况述略》一文说：“除警卫部队第一代本一千名兵员外，其余代本均为五百人左右。”也就是说，这四千余人中，有藏军一千余人。

3月28日，蒙藏委员会又“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再电达赖饬前线退守原防静候调解”。

3月30日，为藏军“进犯甘孜，所至掳掠一空，并分兵南窥巴（巴塘县）、盐（盐井县）”致电达赖喇嘛：“似此节节进逼，殊乖和平本旨，恳飞饬藏军立停军事行动，退守原防，静候调处。”

5月4日，蒙藏委员会又“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请转电达赖饬令前线军队退回原防，并派重要人员与唐委员商办”。

5月26日，蒙藏委员会的“训令”又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藏军攻占瞻化迅转电达赖饬令退回大金原防以凭调处。”

5月29日，蒙藏委员会又对西藏驻京办事处连下了两道内容相同的“训令”，内容还是要攻占了瞻化的藏军“退回原防”。

……

前线情形如此，中央派来的调处大员唐柯三却还盘桓在路上。面对藏军的步步进逼，二十四军马骕旅长承受着重大压力，终于忍耐不住，直接致电蒙藏委员会，“前线官兵停止军事行动，殊彼方不体中央暨我公和平意旨，陆续增兵，着着进逼。我军一让白利、再让甘孜，现已退至炉霍，彼仍进逼无休。此时一线之望，惟冀派员早至，或可和平解决。否则，稽延旬日，则国防所关，骕亦不敢负其咎矣”。

在此情形下，前方指挥官无所适从，百姓流离失所，更是处境悲惨。这也有档案材料可查，是白利官民向蒙藏委员会申诉苦情的呈文：“驻康汉军自奉命后，节节退让，听候调解。殊知代表未至，而藏军则违犯命令。乘我不备，率领大军倾力来攻。此处官民无他援助，只得死守抵御，奈彼众我寡无济于事，终为所败。于是，白利、甘孜、瞻化等地相继失陷。此时白利官民随同汉军拟往丹葛避难，然瞻化早为藏军所得，无法过越。不得已，现暂居于色利科地方。

“当我方败退以前，官民等均以为有中央援助，不致发生意外，故对于所有财物等件，并未想他移或藏埋。而藏军突来时求生之不得，焉有顾及财物之暇，故我等所有财物尽充于彼方。即随身带得一二者，亦在中途被追兵抢掠一空……现手中仅有一枪一马，目下官民等将有变卖枪马而就食衣之势，所受痛苦，可想而知矣。”

这封呈文中还对政府发出怨愤之言：“此次因一小纠纷乃扩大而为康藏之争。康民受藏军之蹂躏欺辱，亘古未有。早知有今日之呼救不应，不如当时投降于藏军，此时恐未必有如斯之痛苦矣。”

唐柯三似乎并不着急，6月3日，报告蒙藏委员会。到达雅安。

6月11日，唐柯三到达康定。

这时，藏方也确定了琼让代本与唐柯三会商。但他们并未见面，而是函电往还，讨论会商地点。“琼让函请赴甘孜会商，但该处仍为藏军占据”，唐不愿去，他要“改在炉霍，得其复即行”。

蒙藏委员会的意见是“即在甘孜亦无不可”。

唐柯三仍然不愿亲赴甘孜，派副手刘赞廷前往甘孜与藏方代表琼让见面商谈。

这时已经是7月12日，距唐柯三到达康定又过去一个多月。

一周后，7月19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得刘赞廷信，琼让态度尚好，惟禁与土司喇嘛见。自谓甘案难负责，已请噶伦来甘。”也就是说，刘赞廷到了已被藏军占领控制的甘孜，对方态度还可以，但他想见见导致这场川边之战的土司和喇嘛双方，都不可以。而且，这位谈判代表自称没有临机处事的权力，实质性的谈判要此时正在昌都通盘指挥的噶伦出席才行。

7月30号，唐柯三又报：原来说好要来甘孜谈判的噶伦不愿来甘孜，要他前往昌都谈判，他则坚持对方来甘孜谈判。

对方噶伦见状，让了一小步，说愿到甘孜和昌都之间的德格和唐谈判。8月22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说“无法交涉，调解更谈不上……未便久羁”。这是说，来了这么久，不要说谈判，连对方的面都没见着，那我老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