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赵尔丰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对，驱逐驻瞻对藏官藏军，将被噶厦政府占据几十年的瞻对地方收归四川。

很容易吗？

太容易了！前面的那些瞻对故事，都那么曲折多变，那么富于戏剧性，那么枝节横生，那么不可思议，那样轰轰烈烈，那样以一隅僻地一次次震动朝廷，死伤那么多士兵百姓，那么多朝廷命官丢官丧命，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弹就收回瞻对了？真的收归了！

瞻对，这个铁疙瘩就这样融化了。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只有一个答案：势。大势所趋。

时人和后世对赵尔丰的评价各式各样，歧义的产生是他过于残酷的铁血手段。但没有人否定他在短短几年间改土归流的巨大功业。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这是顺大势而为的结果。

只是，变革太晚，几个能臣即便有所作为，也难挽清朝大厦倾倒。

史料有载，赵尔丰率军进驻瞻对，一路没有受到驻瞻对藏军任何抵抗。赵尔丰到达中瞻对，命令驻瞻对藏官巴登郎加五日内回藏。巴登郎加没有抗拒，只说五天时间不够他处理善后事务。赵尔丰允准又展限五日。巴登郎加于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起程离开瞻对。

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瞻对三十余年，从瞻对地面搜刮的税赋早已超过当年征服贡布郎加所耗军费，但此时，清廷还是从四川调白银十六万两作为赔偿。

赵尔丰驱逐了驻瞻对藏官，委任米增湘为瞻对委员，将瞻对设为怀柔县。后因与河北省怀柔县重名，又改县名为瞻化。我们记得，瞻对在藏语中是铁疙瘩的意思，那么，瞻化这个汉语名字，在赵尔丰心目中，有将这个两百余年来在清廷眼中坚硬无比的铁疙瘩终于融化的意思吗？

我一直想知道赵尔丰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存世的文字中却很少有他形象的直接描绘。先是看到一则材料，是说他平巴塘后攻乡城桑披寺，持续了半年之久，战事最为紧张危急时，赵尔丰一头半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数变白了。再后来，想起几年前读过陈渠珍《艽野尘梦》中有对赵尔丰形象的描写。翻出书来，果然有此一段：“是日，余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之，兹貌与昔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现，略无缩瑟之感。”

赵尔丰为1846年生人。陈渠珍在察木多见到他，时在1909年，这时赵尔丰六十多岁，马上长途驱驰，矫健如此，其形象跃然纸上。赵尔丰前往收复瞻对，轻骑疾进，也该是这样的形象吧。陈渠珍同文还说，赵尔丰所率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

回程往成都赴任路上，赵尔丰把历来忠于清廷的明正土司也废了。

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两朝设置川边各土司，将这些土司纳入四川管辖。也是自雍正朝起，土司间为扩大实力，互相争夺村落人口，便时有战乱。始作俑者中，便有瞻对土司。乾隆一朝，又出兵瞻对，继而两次用兵大小金川，从此，改土归流的改与不改，就成为清朝治理藏区一个重大而纠结不清的问题。直到近两百年后，方才尘埃落定，由赵氏主导，大刀阔斧，几年之间，便将川边各土司改流殆尽。

1911年8月2日，赵尔丰回到成都，这时，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局面逐渐失控，不久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11月22日赵尔丰与四川咨议局议长、保路运动领袖之一的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军事托付驻军司令朱庆澜，他本人则准备带兵回任川滇边务大臣。

四川随即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军政府在成都东校场外进行阅兵。中途发生兵变，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从校场中蜂拥而出，在成都城内四处抢劫，“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其惨状据说自张献忠屠川以来未曾有过，“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一片混乱中，赵尔丰又被人请出来，以“卸任四川总督”名义出面刊发布告，维持秩序。

1911年12月21日，新任四川都督尹昌衡设计捕捉赵尔丰，在都督府前将其斩首。此时摄影术早已发明多年，并进入中国。所以，赵尔丰被处死临刑前还留下了一张照片。一个须发皆白的清瘦老人，正被人摁住，要他跪下。这是他的生命消失于这个世界的前一刻，那张照片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凉。这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应该是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读晚清史，不只是赵尔丰这样的当事人，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也常被这种苍凉贯透身心。

细读晚清史料，破除了过去读二手书被灌输的错误印象。

印象之一，是说那时候清廷进行的都是假改革，做样子给人看的。但看晚清与治藏有关的这些人，赵尔丰、张荫棠、联豫，他们是要搞真改革的，而且在短短几年中，在清朝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真还身体力行，做了不少事情。做了从雍正朝以来就想做而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国力最孱弱时，做了国力最强盛时未能做到的事情。

只是，这样的改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些。

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

赵尔丰这样的人，事业的高峰却因清朝的崩溃而人亡政息。接下来的民国时期，川边藏区经历了更多的动荡，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一再恶化，两者间的矛盾也渐次上升为国族矛盾了——至少是被噶厦政府方面的一些人上升为国族矛盾了。

更可惜者，是藏政改革。

本来张荫棠关于改革西藏政治与社会的构想是很好的，而且，他也颇为细致地处理着与噶厦政府的关系，种种举措虽未及施行，但其主张与态度却受到西藏僧俗贵族的欢迎，或者说，至少没有引起他们的强烈抵制。但他又很快离任，继续进行藏政改革的驻藏大臣联豫，一方面继承了张氏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却以朝廷命官自居而高高在上，又时时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与藏方关系日益紧张。本来是富国强兵的举措——包括增强噶厦政府与军队能力的改革，却被藏方所抵制，最后与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最高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弄得势不两立，不通音问，川军入藏后，又不知节制，军纪败坏，耀武扬威，而致达赖第二次从拉萨出走，从数年前的坚决抗英者一变而投入英国人的怀抱。

应该说，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至今没有过很好的总结。

这个教训就是，治藏文略，有好的动机，有好的构想，但实施过程中却出现种种问题。偏狭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固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主导的一方本就占着巨大的优势，故其执行者的行事风格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决定事情成败与效果优劣的关键。

当然，更可叹者是西藏。时代巨潮的冲击下，这个闭锁千年的社会依然没有觉悟而行动者，仍然意图以旧的方法维系其统治，以旧的方法处理周边种种事态。

事关瞻对一地的归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四川总督鹿传霖用兵瞻对镇压了撒拉雍珠等领导的农奴起义后，主张将瞻对收归川属。鹿收回瞻对的方案，不是再分封新的土司，而是通过改土归流，进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发展教育，提高生产力，以防止英国人染指积弱积贫的藏区地方。虽然这个方案最终因为不思进取的清廷大员如恭寿、文海等的反对而流产，但对这种变革的指向，如果噶厦政府对时代大势稍有敏感，自然会受到足够的刺激。但从噶厦政府的反应与应对来看，他们的处理方式一如从前，其间透露的新信息，的确是被完全忽略了。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清廷将提倡收回瞻对的鹿传霖开缺，“瞻对地方，仍著赏还达赖喇嘛管理，毋庸改土归流”。次年三月，驻藏大臣文海代达赖喇嘛上奏，感谢皇上赏还瞻对。奏文中这样说，“……蒙大皇帝圣明洞悉，将总督鹿传霖开缺，商上地土差法三项并不更改，仍复赏还”。赏还是一事，更重要的是，地、土、差法这三项并不更改。地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后面两项：有土，有人。土即田地，有田地就有粮食与有限的赋税。有人，就有人支差。差，就是各种劳役。在那个社会结构下，百姓都对官家有着服劳役的义务。帮官家种地，帮官家放牧，帮官家修建那些宏伟碉房，帮官家送信，更要出兵差，帮官家打仗。地、土、差三项，早已达到土地与人民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结构，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不要说社会进步，就是简单的财富积聚，都已无新的可能。

文海替达赖喇嘛代上的谢恩折中，并没有包含试图改变与振作的新内容，只说：“此次奉到谕旨，大众生灵听闻之下，莫不欢欣鼓舞。我达赖喇嘛同护法……僧俗番官等，在于布达拉山释迦佛前摆设供献，望阙焚香，三跪九叩，敬谢天恩。”

而当时的上谕中，还有这样的要求：“饬文海就近与达赖约定善后办法。”折中却并未回应。只有送礼是知道的，折中说：“今备叩谢天恩哈达及佛尊、珊瑚珠一串”，这哈达、佛像和珊瑚珠三样，是达赖喇嘛的礼物，此外还有以护法名义送的哈达和护心镜。

清廷接了这样的折子，自不满意。别的不说，起码得保证一下藏官返回瞻对后不“挟嫌抱怨，愈肆苛虐”吧。文海等又与噶厦政府几经交涉，两月后，才“递来约章一纸，原载五条，译语间有支离”，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大意约束番官，不准侵扰苛虐，亦属遵旨办理”。也就是说，你要我这样保证一下，我拗你不过，也就随你的意思保证一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