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川属土司所辖藏区或安定或动荡，一直是主政四川的地方大员工作重心所在。乾隆朝前后，大清国力强盛，土司叛服不定，都是内乱，期间清廷出重兵镇压瞻对土司班滚，和大小金川土司等战事，在皇帝看来，主要还是关系“国家体面”，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味。但鸦片战争后，情势巨变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荡便渐渐带上了别样的色彩。

当时，不只海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大门洞开，本不平静的内陆地区此时就更加动荡。无论西藏、新疆、蒙古，本来就是“化外之地”，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不时起而反抗朝廷，当此之时，更有英、俄、法等列强环伺，从南、从西、从北各个方面，要求通商，要求传教，要求游历，进而要求割地，影响甚至煽动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间渐生离心，造成乱局后又恃强插手干预清朝中央和少数民族间各种纠纷冲突，使得边疆地带的问题日益复杂化。

藏区的情形也是如此。

1875年，英国一支小部队从缅甸侵入云南，被当地民兵阻击，打死了军中一名英国驻京使馆的翻译马嘉理。这么一个小小事件，却导致中英间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烟台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开放云南和一些新的通商口岸。同时，《烟台条约》正文之外，还附有一个专门的涉藏条款。该条款规定，英国人为了探访印度和西藏间的道路，可以派员自北京出发，遍历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地方，也可由内地四川等处自由出入西藏。

丁宝桢到了四川总督任上刚刚两个月，经川藏大道去西藏“游历”的英国人就到了。《烟台条约》规定他们是探求印度到西藏的道路，那么，四川藏区便只是他们的途经之地，但各地汉、土官员纷纷来报，发现这些人沿途绘制地图，“遍访要隘”，不像是一般游客的简单路过。

这个时期，一向作为西藏屏障的哲孟雄（锡金）和不丹等与英属印度相邻的小国，已相继被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又进而试图越过西藏和哲孟雄的边界隆吐山修筑道路驿站。在此之前，西藏地方与哲孟雄及不丹等邻国间并不曾设立边防。西藏噶厦政府面对如此情形，于1886年在隆吐山建立关卡。这样一件事情，却引起英国驻北京公使的抗议，说藏军设卡之地是哲孟雄地界，意在阻止通商，要清廷制止西藏噶厦政府这一捍卫领土的举措。

清廷又一位新任的驻藏大臣文硕，人还在川藏大道上的里塘就接到命令，要他赶紧赴藏处理这一事件。上面的意思是要他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英国正议边界通商，而藏众反设卡禁绝通商之路，是显与定约背驰。”所以“飞咨”文硕，要他“传齐各番官，将此旨严切宣示，饬令迅将卡兵撤回，慎毋再有违延，自贻罪悔”。

文硕却不是个唯命是从之徒，到拉萨后召集汉藏官员弄清情况后上奏朝廷：“查藏番并无越界戍守，隆吐山卡兵碍难撤回。”

“地为藏地，民为藏民，退无可退。”

他还把藏南地形绘图寄往京城，以证明噶厦政府是在自己领土上设置营垒关卡。

文硕在奏报中指出，如果朝廷强要藏军弃卡撤退，会使藏人觉得被清廷出卖，因而对中央政府生出背离之心。应该说，文硕这个分析是有预见性的，此后英国人步步进逼，噶厦政府动兵抵抗。但这时，却不是雍正乾隆年间，他们抵御外侮的战争再也不能得到清朝中央的支持。以至于一致仇外的西藏僧俗内部渐渐生出对英国人强力的倾慕之心，加上中央朝廷一路走弱。到上世纪初，一部分上层人士的亲英倾向最终演变为谋求“藏独”的思想与实践。

自然，此是后话。

对于此点，英国人也看得明白。后来于1904年率英军一路攻击打到拉萨的英国人荣赫鹏所著《印度与西藏》（中文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就说：“……条约已证明毫无效用，西藏人民从未承认之，而中国当局又完全无力强制藏人也。”

“中国当局自认为无力控御藏人。藏人既不听命，彼等亦未敢命令之。中国之统治西藏，仅拥虚名……盖中国当局尽可同意于任何建议，然不能代藏人负责承诺，如向藏方交涉，则或一切诿之中国当局，或称未奉拉萨训令，彼等不敢擅自承诺，只能转达一切云尔。”

你有空子，就被人看见。被人看见，而自己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未能弥补，这空子就要被人大钻特钻了。

自然，这也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