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兵瞻对无功而返，前车之鉴不远，纪山自然不敢轻言举兵，所以要“以蛮制蛮”，命令与下瞻对相邻的里塘土司“追拏赃盗”，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下瞻对地理位置并不在川藏大道之上。他们要抢掠官兵，必须南下，翻越崇山峻岭，来到里塘土司境内，所以，领有护路守土之责的里塘土司自然不能说与此事毫无干系。所以，纪山的计划是让里塘土司有所动作，“如瞻地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别行请旨完结”。

巡抚纪山在官场上久经历练，知道这番最省力省心的计策未必奏效，所以在奏折中还留了后手，“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共同酌筹会奏”。

督是总督，提是提督。按清代官制，品级都高于从三品的巡抚。也就是说，如果小事变成大事，纪巡抚要拉他们与自己一起集体承担决策与领导责任。

又三月后，纪山再次上奏皇帝，时间是1745年。“瞻对贼番抢劫撤回兵丁行李，正在严缉”，也就是说，该抓的强盗还没有抓到。看来，用里塘土司威逼瞻对土司，此计不行。而且，此期间，里塘土司境内还在屡遭“夹坝”抢掠。这也写进了纪山奏折。

“据里塘所属渣吗隆黑帐房民报称，有夹坝四十余人，抢去帐房、牛只。

“又据额哇奔松塘番兵报称，有夹坝三十余人，各带枪箭，拆毁房舍，抢去文书。”

这些奏报说明，那些“夹坝”，不仅抢劫官兵，也抢劫当地百姓。

“该土司不将首犯擒献，赃物全交，随即檄饬谙练夷性弁目人等前往晓谕。将来示威与否，虽难悬定，而军粮必须预为密筹。”

所以，皇帝批示：“先事绸缪，甚合机宜。兵贵神速，不可不知。”

又批示：“以此观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

皇帝有了批示，下面自然开始贯彻执行。

皇帝三月批示，川陕总督四月初一便上奏了初步计划。

“上、下瞻对番民惯为夹坝”，也就是说，上瞻对和下瞻对向来就有出外抢掠的习惯。而且，奏折中还对瞻对地形也有描摹，“上、下瞻对在雅笼江（今为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界连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对之出入内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经过。”

瞻对地方确实路遥地险，清代史料载，上瞻对距打箭炉十四站，下瞻对距打箭炉十八站。一站一日，只是徒步抵达，时间就在半月以上。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从前曾经万余兵攻彼，犹难一时慑服，今若兵力稍弱，不足示威。应选委镇、将各一员，为正、副都统，以建昌道为监纪，酌调提标和邻近镇、协之汉兵四千名，杂谷、瓦寺、木坪等土司之土兵四千名，俱由打箭炉出口，向该土酋等近巢驻扎。并派拨该管之明正土司及附近之里塘土司等，于各隘口堵御。其四瓦述土司，向惧瞻对侵犯，不无暗相结纳，实非出于本心。应开导使弗党恶，则瞻对势孤。然后指定各夹坝姓名、寨分，令该土酋等擒献。如上瞻对悔悟，则奖令并攻下瞻对。并令杂谷、瓦寺等土司奋力前驱，大军随后进剿”。

主管军事的官员预作进军计划，行政官员也行动起来，预作后勤保障方面的筹划。四川布政使李如兰上书户部，“预筹边地仓储”。在靠近藏区土司地面的雅州府雅安、荥经二县各增买谷米五千石，在清溪一县增买谷米三千石。

纪山又上奏，说雍正八年进剿瞻对，派汉、土兵一万二千余名，米面、饷银、军械等费用浩繁。这次进兵数量有增无减，粮、饷和军械更要多多预备。当时打箭炉和靠近打箭炉的官仓中贮米七千六百余石，雅州属下各县也有存粮。应碾谷成米五千石，预先运到打箭炉。又要多备银两，在打箭炉和里塘、巴塘两处土司地面购买炒面——也即方便高原长途食用的藏民主食：糌粑。所以，“应请先于司库封贮、备贮二项银三十九万三千两”。

备战一事，真是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花银子。

动兵就要花钱。

“应支月费、口粮、骑驮等项照例支给外，其将备弁兵借支制备军装，土兵按名给发安家坐粮及加赏银两，并汉、土各兵之盐菜、口粮、茶叶、羊折，官兵、跟役、通事、译字、斗级仓夫等应支口粮、工食等项。”

打仗不是电视剧里一番冲杀就可以了事的，没打起来，先却是这么些婆婆妈妈的事让人烦心哪！

所有这些，雍正八年那次草草收兵的征剿，倒也积累了经验。因此，“雍正八年有例可循者，俱遵照办理”。

此时，四川换了一位新提督叫李质粹。新官上任，作为一省最高武官，他也积极主张进兵。到任后便与庆复、纪山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经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

三个地方大员联名正式请战了。

中央也正式议复。这个议复，是皇帝把请战奏书，转到相关部门，比如兵部，说你们拿个意见吧。兵部很快拿出意见，并下达贯彻：“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共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遴选干练之员带领进剿。并拨附近瞻对之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德格土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

这“议复”下达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忧心忡忡，对军机大臣说，“……用兵原非美事，即所费钱粮亦复不少”，“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以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

皇帝此举，不知是对下属没有信心，还是出于某种不好的预感。